从物理科学走向道德科学

在揭示因果关系的女巫理论的真相和普遍提升生活状况之外，理性和科学在所有领域——包括治理和经济——的普遍应用还是道德进步的动力。 这一转变是两大理智革命的结果：（1）科学革命，大概的时间范围是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1543年到牛顿发表《原理》的1687年；（2）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大概的时间范围是从1687年到1795年（牛顿到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直接引发了启蒙运动，因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力求模仿之前几个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应用严格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方法解释现象并解决问题。诸哲学的联姻生成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即授予理性、科学研究、天赋人权、自由权、平等、思想和表达自由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授予今天大多数人信奉的多样的、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联姻也形成了一门“人的科学”，正如伟大的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为之做的命名。

从理智史的角度，我把这场转变描述为“书籍之战”——权威之书VS.自然之书。[35]权威之书——在西方要么是指《圣经》要么是指亚里士多德著作——基于的认知过程叫演绎，或者从一般原理引申出特殊主张，或者从一般论证到特殊。作为对比，自然之书基于的认知过程叫归纳，或者从特殊事实推断出一般原理，或者从特殊论证到一般。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传统——单纯只运用归纳或者演绎，但科学革命是对过分强调权威之书的反动，转而提倡坚持运用自然之书检验人们认为当然的事情。

例如，伽利略是科学革命的巨人，他与教会之间陷入了麻烦，部分是因为他坚持把观察而不是盲信作为黄金标准，用以决定古代权威们的猜想是否正确。“阿基米德的权威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重要”，他说，“阿基米德正确是因为他的结论和实验一致。”[36]

这是演绎和归纳——理性和经验——之间的平衡问题。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新工具》一书，他在书中把科学描述为感觉数据和推理理论的混合物。培根主张，原则上，一个人应该从观察开始，然后形成可以进行逻辑预测的一般理论，再然后依托实验检验预测。[37]如果你不进行实际检验，你最后得到的就是半熟的（常常是全熟的）想法，就像古罗马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溃疡性褥疮和伤口的治疗》，这段文字出自他公元一世纪的著作《自然史》，读起来就像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滑稽短剧：

把羊粪放在土制锅底下加热，然后敷上按摩，伤口上的肿胀就会消退，并且瘘状的褥疮和蛾虫会被清理干净，利于愈合。但狗头烧成的灰烬效果最好；它在烧灼肉质赘生物和治愈褥疮方面的属性和木炭完全相当。老鼠粪便也被用作烧灼物，而鼬鼠的粪便要烧成灰烬。[38]

在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勒内·笛卡尔——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奠基人——为自己设定的重大（一般人应该会认为不可能）任务是统一所有的知识，以便为“公众提供……一门全新的科学，这门科学将会一般性地解决所有有关量的问题。”笛卡尔在他1637年的怀疑论著作《方法论》中指导读者把可能的当作错误的，把确定的当作可能的，抛弃基于古老书籍和权威的一切。

怀疑一切之后，笛卡尔得出的著名结论是有一件东西他不能怀疑，那就是他自己的思考着的心灵：“Cogito， ergo sum——思，故在。”从这条第一原理开始建构，他转向了数学推理，从这里他不仅建立了一门新的数学分支（现在常用的笛卡尔坐标系），而且建立了一门新的有力的科学，这门科学能够被应用于任何对象之上。笛卡尔的工作创造了esprit geometrique和esprit du mechanism(一种几何学精神和一种机械因果精神)，为一切寻找数学的和机械的解释。机械论哲学通过牛顿的钟表式宇宙获得了世界性的信誉。在法国花园的几何规则中，这种对数学精确性的推崇今天仍然形象可见。在那里笛卡尔看到机械自动装置在水压下运转，他为之着迷，而这种机械精神导致他（和其他人）转向对动物和人类做机械性的解释。[39]

然而，改变一切的分水岭是1687年牛顿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出版。《数学原理》综合了物理科学，被牛顿的同时代人评价为“人类心灵首屈一指的杰作”（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一部“高居人类理智所有其他作品之上的巨著”（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对于牛顿的逝世，亚历山大·蒲柏写了这样的颂诗：“自然和自然法则没于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于是一切皆臻光明。”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大卫·休谟描述牛顿是“为了荣耀和教育人类出现过的最伟大和最罕见的天才”。[40]

牛顿做出了示范，说明数学和科学的精确方法能够应用于所有领域。而且他言行一致，在很多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发明微积分）、光学、万有引力定律、潮汐、热学、物质的化学应用和理论、炼金术、年代学、圣经解释、科学仪器设计，甚至还包括货币铸造。对哈雷彗星回归的精确预测证实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在此之后，展开了把牛顿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各个领域的竞赛。“各个地方的人都看到了一个承诺，即所有的人类知识和对人类事物的管理都将隶属一个由演绎和数学推理构成的类似的理性系统，与这个系统相结合的是实验和批判性考察”；杰出的科学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写道，“牛顿是成功科学的象征，是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中一切思考的理想。”[41]

以牛顿科学为顶点的科学革命引导着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为了成为他们自己的特定科学部门的牛顿而奋斗。例如，在1748年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有意识地援引牛顿的概念，把运行良好的君主国比作“宇宙的体系”，掌握着把所有人“吸引”到“中心”（君主）的“万有引力般的权力”。他的方法是笛卡尔的演绎法：“我确立了首要的原则，发现特殊情形可以从中自然而然推出。”孟德斯鸠的“精神”是指“原因”，从原因人们可以导出“法律”，法律则用来治理社会。“最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是指源于事物本质的必然关系”，他写道，“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法律，神有自己的法律，物质世界有自己的法律，高于人的理性者有自己的法律，野兽有自己的法律，人当然也有自己的法律。”

年轻时的孟德斯鸠出版了很多科学论文，论题广泛——潮汐、牡蛎化石、肾脏功能、回声的原因，而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他发挥了他的自然主义天赋，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自然条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政体和法律制度的发展，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土壤的质量、居民的宗教和职业、居民数量、商业、礼仪、风俗，等等。在他的类型学中包括四种社会类型：狩猎、畜牧、农业和贸易或商业，对应的法律制度依次越来越复杂。他写道，“法律与这几种国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有极大关系”，“比起满足于耕作土地的人们，依赖贸易和航海的国家应该有一部范围宽广得多的法典。比起靠牛羊供养的人们，耕作之民应该有一部范围宽广得多的法典。而比起狩猎为生的人群，畜牧之民也应该有一部宽广得多的法典。”因为观察发现狩猎和畜牧国家常常处于冲突和战争之中，而贸易国家“变得相互依赖”,使得和平“成为贸易的自然结果”，孟德斯鸠因此成为最早的贸易和平论者之一。他推测，这一后果的心理学家基础是拥有不同风俗和礼仪的社会相互暴露在对方的目光之中，这可以“治疗最具危害性的偏见。”因此，他总结道，“我们看到，在那些人们只是因为商业精神而迁徙的国家，人类的交流充满人性和德性。”[42]

有一批以重农学派而知名的法国科学家和学者追随孟德斯鸠的自然法传统，宣称所有“社会事实都被永恒地联结在必然性纽带中，联结它们的是不可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法则”，法则一旦公之于众，人民和政府都应该遵守；重农学派还宣称人类社会“由自然法则管理……同样的法则管理着物质世界、动物社会甚至每个生物体的内在生活”。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曾是法国国王的医生，后来是托马斯·杰弗逊联系拿破仑的密使——模仿人体来理解经济现象，货币在一国的流动就像血液流经身体，破坏性的政府政策就像阻碍经济健康的疾病。[43]他主张虽然人的能力有差异，但自然权利是平等的，因此政府有义务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与此同时使人们能够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这导致他们倡导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事实上，正是重农学派给了我们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个术语——翻译为“不干涉”，即为了公民和社会的经济利益，奉行最少政府干预的经济实践。

重农学派声称人们在一个运转的社会中服从可知的人性和经济性的法则，它们与伽利略和牛顿发现的规律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运动逐渐成长为由休谟、斯密及其他人支持的古典经济学派，古典经济学则是今天所有经济政策的基础。斯密1776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巨著《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研究》，而书名反映了对科学性的强调。斯密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性质”和“原因”，意即在一个经济的自然体系中确定和理解因果关系；斯密的基本前提是：自然法则统治着经济现象，人是理性计算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能够被理解，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斯密这个著名比喻的源头是自然中的天文学现象。斯密在他鲜为人知的天文学史著作中写道，

可以看到，在野蛮人信奉的所有多神教中，以及异教古代的早期阶段，只有反常的自然事件被归因于神的作用和力量。火能燃烧，水可饮用；重物下降，轻物上升，都是因其自身本质的必然性；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未曾被认为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作用。[44]

这里，斯密是在描述重力这只看不见的手，当他后来把这个比喻应用到《国富论》中时，暗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在指导着市场和经济。应该注意的是，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的大师，他的第一本伟大著作是出版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他在书中为人类拥有内在道德情感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不论人被认为是多么自私，很明显他的本性中存在某些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所需，尽管他除了旁观他人的愉悦一无所得。怜悯和同情正是这样的情感，使我们对他人的悲苦感同身受。”移情——斯密称之为同情——使得我们通过设身处地并感其所感来体会他人的喜与悲：“因为除了通过设想我们自己在类似处境下应该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们没有其他人感受的直接经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被影响的方式。”[45]这是交互视角在起作用。

在政府治理的舞台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是另一位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他有意识地应用物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于道德科学，作为这一意识的集中体现的1651年的《利维坦》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霍布斯在书中有关社会世界的分析精心模仿了伽利略和英国医生威廉·哈维的著作，哈维1628年的著作《心血运动论》纲领性地提出了人体工作方式的机械模型。正如霍布斯后来不无傲慢地认为的，“伽利略……第一个向我们打开了普遍自然哲学的大门，它是有关运动本质的知识……人体科学作为自然科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由我们的同胞、有着惊人睿智的哈维第一次发现的。自然哲学因此仍然非常年轻；但公民哲学还要年轻得多，肯定不如我的《论公民》……年长。”

霍布斯甚至模仿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写作《法的要素》，把所有以前的哲学家划分为两个阵营：教条的，他们花了两千年未能创造出可行的道德或政治哲学；数学的，他们开始于“最浅显和谦卑的原理……缓慢前进，运用最一丝不苟的推理”，创造出有关社会世界的有用的知识体系。这一新的思想体系既不能“用来制造点金石，也不能在形而上学密码中发现”，他在一封致读者的信中声称，“它是人的自然理性，随着造物的世界上下翻飞，带回有关造物世界的秩序、原因和结果的真实报告”。[46]

霍布斯自觉把几何学精神和机械精神应用于有关自然、人和“公民政府和国民责任”的研究。[47]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是从物理和生物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关联，一是我关注这一时期科学史的原因——我们关于治理的现代概念正是起源于把理性和科学应用于所有问题的动力，包括人类社会问题。

根据科学史家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 Olson）（我的博士学位导师，他第一个指导我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联）的说法，“霍布斯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理论，就其形式而言，是笛卡尔几何学精神的霍布斯版本。”不仅如此，奥尔森继续写道，“霍布斯相信能够在几何学或者假说——演绎模型上建构起人和社会的科学，就像无生命的自然物体的科学一样。”[48]假说——演绎模型是科学哲学家描述现代科学方法的术语，这一方法可以被总结为三步：（1）在初步观察的基础上形成假说；（2）在假说的基础上做出预测；（3）检验或者测试预测是否正确。

霍布斯关于如何建立公民社会的理论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的论证过程，运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好的科学；霍布斯和他的启蒙运动同仁一样，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实践我们今天所称的科学（但他们称为自然哲学）。[49]他的起始假设是宇宙仅仅由运动着的物质对象（如原子和行星）组成。大脑通过感觉——要么是直接的感觉如触觉，要么是间接的通过能量传递的感觉，如视觉——感知这些对象的运动，并且所有观念都是来自于这些基本的感觉运动。人能够感觉到物质运动，人自己也在运动（如“血液运动，永恒的循环”，他引用威廉·哈维的话写道），爱好（快乐）和厌恶（痛苦）的激情不间断地推动着人的运动。运动停止（如血液循环），生命停止，所以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为了维持生死攸关的生命运动。快乐（或愉悦或满足），他说“除了心脏运动事实上什么也不是，正如概念除了头脑运动什么也不是一样，带来快乐的对象就被称为令人快乐或者令人愉悦的。”

凡是我们认为是善的或者恶的，都直接和我们对某个给定的刺激的欲求或者畏惧有关。为了趋近快乐回避痛苦人需要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获得某些未来可见的好（处）的现成手段，”霍布斯继续写道，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运用力量压倒他人以获得更大快乐的自由。霍布斯称之为自然权利。尽管人的能力相同，但激情不同，霍布斯说，“当缺乏一个公共权力让所有人保持敬畏时，他们处于一种可以称之为战争的状态之下；这样一种战争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的战争并不仅仅指实际发生的战争，而是忧虑战争的恒定状态，这使得计划未来变得不可能。正如，在所有政治理论中最著名（也最常被引用）的段落之一，霍布斯的总结道：

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发展产业的余地，因为收获没有保障：因此，不会有农耕文化；不会有航海；不会有从海路输入的商品；不会有宽敞的建筑；不会有移动或者拆除需要很大力量的东西的工具；不会有关于地表的知识；不会有计时；不会有艺术；不会有文字；不会有社会；最糟糕的是，会有持续的恐惧和死于暴力的危险；人的生命孤独、贫困、卑贱、粗野且短暂。[50]

但霍布斯说，我们并不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因为人类还有一种精神财产使得我们能够超越自然权利，这就是理性。正是理性引导人们意识到，为了自由他们必须在一个社会契约中把所有的权利让渡给一个主权国家。以《旧约》中的强大海怪的名义，[51]霍布斯将主权国家命名为利维坦。

霍布斯之后的半个世纪，政治和经济思想方面的学者除非在研究中公开地运用某种科学方法，否则他们不会受到重视；这种方法是理性和经验的某种结合，用以推导出人在社会中如何行动（描述性观察）和应该如何行动（规范性道德）的结论。正如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休谟在他1749年的经典著作《人类理解研究》的结尾所做的生动宣言：“如果我们有书卷在手；例如，神学的或者经院形而上学的；我们要问，它包含任何有关量和数的抽象推理吗？没有。它包含任何有关事实和存在的实验推理吗？没有。那么将其付之一炬：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觉外空无一物。”[52]同样，霍布斯的机械模型把人想象为原子——社会世界中可以互换的粒子，统治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可以按照物理学家测量原子或者天文学家追踪行星的同样方式进行研究，从这个研究中可以得到解释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至于这个研究社会世界的新方法的重要性，杰出的现代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说得很清楚：“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英语作家、几乎没有一个咖啡馆的谈客不是霍布斯的后继者。”[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