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领导又是谁在抗拒同性恋权利革命

对LGBT公民——包括美军服役人员——来说，其他舞台也已经能看到积极变化。不问不说（DADT）是美国政府1994年到2010年间的官方政策，允许没有出柜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服役，如果他们意外犯错泄露了真实认同的话，就只能处在被立即开除的持久威胁之下。而所谓犯错，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做的事就是当他在陆军服役时，他决定给以前的男朋友用葡萄牙语写一封信，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看懂内容。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内容泄露了，尼古拉斯感到恐慌，对他的上司讲，他希望平息流传的有关他的取向的流言，而他被开除了，尼古拉斯称之为“一个典型结果”。尼古拉斯说：

很多年轻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在过去这些年进入军队服役，带着和我一样对DADT的误解。它听起来是如此的合理与可行，并且对很多人确实如此。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服役者以DADT作为他们的这一段生涯的导航，不过以巨大的个人付出为代价。但成千上万的人做不到。有些人突然被开除了，因为他们的秘密被发现了，消息流传到他们的战友那里，又顺着指挥系统向上传播，我的情况正是如此，而另一些人则是被遭到抛弃的情人、妒忌的服役同僚或者是发现他们秘密的有偏见的熟人恶意曝光。[21]

被粗鲁地踢出军队之后，尼古拉斯创立了LGBT权益组织服役人员联盟，联盟发动了致力于废除DADT的改革运动，并在数年的坚持之后最终取得胜利——2010年10月2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废除这一政策的法案。

职业体育是另一个仍然基本保持封闭和不出柜状态的领域，人们好奇在美式橄榄球、欧式足球、美国赛车协会车手、职业自行车手等领域和群体中，公开的同性恋运动员在哪里。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对同性恋运动来说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也在喷薄而出。对英式足球的一项研究显示：

总体的发现是，与恐同的设想相反，有证据表明足球迷文化圈中的恐同症在迅速下降。这些发现的结果推进了包容性的男性气概理论，93%的不分年龄的球迷称足球运动没有恐同症的藏身之处。球迷责备经理人和俱乐部缺乏公开性，要求足球管理组织反对围绕着同性恋球员的保密文化，为那些想要出柜的球员提供更为包容性的环境。［22]

正当我2014年早些时候完成本书时，有一些公开的同性恋运动员、还有一个由比利·简·金领导的美国LGBT运动员代表团公然无视俄罗斯过时的恐同法律，参加了索契冬奥会。[23]美国橄榄球联盟（NFL）从大学生球队中选拔了第一名正式的同性恋球员——迈克尔·山姆——因为在选拔的前夜出柜，在媒体上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针对这一事件，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com）的一项调查发现86%的NFL球员称队友的性取向不会影响他们。[24]2014年1月，前德国国际足球运动球员托马斯·希策尔斯贝格披露自己是同性恋，“以推动在职业体育领域同性恋讨论的深入。”他说，足球迷“构成非常复杂——体育场中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因此你不能排除任何反应。但我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不是问题。”[25]

当然，进步的最大标志之一是，最终至少在少数国家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人士被允许结婚，组建家庭并拥有孩子。可以说，自60年代以来的变化是非凡而巨大的：佛罗里达州玛特欣协会会长理查德·茵曼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到“你寻求什么样的法律？”时，他只能苦笑作答：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寻求什么法律，因为协会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收养孩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目前这还完全不切实际。同性恋人士不想要这些，你可能会在某些地方的边缘人士那里听他们说这是他们想要的。[26]

想象一下同性婚姻和收养，对同性恋来说，这显然是男同性恋的口吻。荒谬！但这不再荒谬，至少在乌拉圭、丹麦、南非、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不再荒谬，在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总共十六个国家不再荒谬；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明尼苏达、纽约、华盛顿不再荒谬，在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最终赢得结婚权利的十九个州中的任何一个以及哥伦比亚特区不再荒谬。对那些辩称婚姻的目的在于生育，因此同性恋应该被排除在婚姻之外的人，在新墨西哥成为同性婚姻合法联盟中的第十七个州时，新墨西哥州陈述的作者爱德华L.查韦斯法官写道：“在新墨西哥州法律中，生育从来不是婚姻的条件，正如下述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年老者、不育者和选择不生育者没有被排除在婚姻之外。”[1]全部50个州觉醒过来只是时间问题。2014年，德国最高法院强化了同性配偶收养孩子的权利。[28]

下面的图表展示了道德进步和谁在这一领域领导权利革命的轨迹。图7-1展示出了1970年代以来对待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态度的进步，在询问同性恋和同性婚姻道德性和合法性的调查中越来越多的人给出了更加宽容的回应。图7-2显示，历史上第一次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超过反对的人。图7-3和图7-4揭示了谁在领导同性权利和婚姻的道德革命，谁仍然在抗拒。可以看到跨代效应，最引人注目的是千禧一代与婴儿潮一代（出生在1946年到1964年间的人）和沉默一代（出生于1946年前的人）的差异，前者不出意料地大多持支持态度，后两者大多持反对态度。据公共宗教研究所2013年3月的一份调查，半数35岁以下的基督徒支持同性婚姻，相比之下，超过65岁的只有15%支持。这些数据表明随着时间推演，基督徒的道德价值观变得对他人更加宽容和接受，而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人在缓慢但不可阻挡被千禧一代代替，他们驾驭着道德浪潮的潮头，老一代的人们则在波谷中漂浮的残骸和废弃物上被拉着缓慢前进。

图7-1　1970年代以来对待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态度的进步

图7-2　美国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超过了反对的人

尽管很多宗教人士支持这些改变，并且努力让他们的教会接受同性婚姻，但基于宗教对同性恋的反对仍在继续。有这样一个相关案例：2013年晚些时候，印度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2009年做的一个裁决，该裁决宣布成年人自愿的同性关系在印度法律中不再是犯罪（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就已经是犯罪）。

图7-3　家教因素引发的对同性婚姻的道德进步

图7-4　宗教因素引发的对同性婚姻的道德进步

正如印度刑法典第377款的描述，新的裁决禁止“有违自然秩序的与任何男人、女人或者动物”的性行为。（触犯法律的惩罚包括罚款和最高十年的监禁。）可以预见，同性恋再次入罪运动的推动者是印度教、穆斯林和基督教组织。印度福利党——一个以德里为中心的穆斯林政治组织——主席木穆杰塔巴·法鲁克宣称，“同性恋不自然，打乱了生命的连续性，使得未来处于不确定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西方影响。”全印度穆斯林个人法律委员会是向最高法院请愿推翻2009年判决的组织之一，该组织的代表卡马尔·法鲁基解释了他们的推理理由：“如果同性恋是合法的，那么让每个人都做同性恋。同性恋违反繁衍的自然规律。没有繁衍世界将会在100年内灭亡。”[32]然而，印度是仅次于中国，在地球上的所有最不应该担心人口下降的国家。

2014年也再次出现这样的说教，乌干达议会通过一项反同性恋的法案，规定同性恋是犯罪，“初犯”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再犯终身监禁。“法案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家能力，处理正在涌现的内在和外在的对传统异性恋家庭的威胁”。议会委员会称，但未能确切提到，两个自愿的同性成年人如何威胁两个自愿的异性成年人。[33]

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精心编织了一场反对LGBT人群的仇恨运动，包括阻止“同性恋宣传”的禁令，禁止同性配偶收养孩子的法律，[34]以及正在准备中的把孩子带离同性父母的法案，[35]该法案很可能会导致一场LGBT难民危机，因为该国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会带着孩子逃走，到别处寻求庇护。[36]俄罗斯似乎在把自己变成全世界的传统价值之都，而弗拉基米尔·普京自己“对西方对待同性恋权利的更加自由主义的态度做了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称俄罗斯将会抵御‘无性别无果实的所谓宽容’。”[37]不幸的是，看起来88%的俄罗斯人是支持“同性恋宣传”禁令的；35%认为同性恋是种疾病；43%认为同性恋是种令人厌恶的习惯。俄罗斯东正教首领基里尔一世大牧首声称（想必严肃至极）同性婚姻是“非常危险的天启信号。”[38]勿谓言之不预也。

有时候很难辨别人们做出荒谬主张是认真的还是仅仅为了怂恿他们的教友。例如，一名英国政客写道，“自[同性]婚姻法案通过以来，这个国家一直经受着严重的暴风雨和洪水侵袭。”[39]把恶劣天气归咎于上帝对同性恋的愤怒并不新鲜。这是美国的一大传统：每次龙卷风或者飓风过后，至少会有一个戴着翼形螺帽的宗教人士指责同性结合是上帝用流体表达愤怒的原因。很明显，飓风是上帝惩罚人类的手段，这再次说明，全能者唯一允许的是异性已婚的性行为。这是一种间接的惩罚方法，诚然，人们对同性婚姻和飓风之间关系的认识较缓慢是可以理解的。一篇讽刺性的新闻文章指出，如果同性性行为导致大规模的降雨事件，那么应该鼓励结婚的同性恋人士在沙漠里打发时间。“我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读蜜月，为了能够把同性恋爱之水带到这片干焦的土地”，一对同性配偶说，“如果一个淡淡的吻能够召唤一碗浓浓的豌豆汤，那么想象一下全情投入的同性性行为会带来什么。”[40]

浏览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漫无边际的言论会让人有轻浮之感——而这是一个信号，当喜剧演员和讽刺作家藐视革命的反对方时，革命就正在攀上他的高峰——但这样的统计数据并不好玩，在美国，试图自杀的同性恋青年“达到异性恋同龄人的五倍以上。”[41]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有很多原因，但针对LGBT年轻人的特雷弗自杀热线项目的参与者豪尔赫·瓦伦西亚认为，“青少年打电话给我们的前五大原因之一是宗教。他们感到自己与上帝无法融洽共存。”[42]这可能是因为，在同性恋被认定不是精神疾病四十年后，很多基督教牧师、作家和神学家仍然认为爱另一个同性的欲望是令人憎恶之事，是一种疾病，可以通过他们称为转化疗法的“治疗方法”获得“治疗”，而和同性恋者讲这些并不是对他们的折磨。“通过向一个人灌输恐惧和羞愧，你能够让他们压抑自己已有的任何感觉” ，保拉J.卡普兰医生如是说。但是，这为同性性向转化者感到悲伤，“死后的世界不需要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43]

然而，转化疗法在2001年一度升温，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L.斯皮策医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某些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能够改变他们的性取向？200名参与者报告称已从同性恋取向改变成异性恋取向。》[44]转化疗法组织如出埃及国际和要爱不要出柜（Love Won Out）（由福音派组织聚焦家庭资助）为之兴奋。但没隔太久：十年后，斯皮策医生为他的存在难以置信的缺陷的研究一再致歉，[45]而出埃及国际的艾伦·钱伯斯同样为他锻造的浩劫致歉，“把他作为组织主席的所作所为比作他曾经导致的四车连环相撞。”[46]钱伯斯宣布出埃及国际将会解散。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协会（NARTH）[47]继续推动转化疗法，尽管要面对一个州接着一个州通过的禁止这种实践的法案，[48]尽管专业的心理学协会已经谴责所有那些改变性取向的疗法设计“不正当、不道德和有害。”[49]

仍然在施压要求转化疗法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不明白同性恋就像左撇子一样——不需要干预。正如专栏作家丹·萨维奇所言，相反，他们指着“同性恋青少年的自杀率——宗教右翼如此竭尽所能地推高这一比率……称之为同性恋生活方法具有危害性的证据。这就像蓄意开车撞倒某人，然后称走在街上不安全一样。”[50]很多基督徒实际上相信宣称他们“恨罪恶，不恨罪人”是仁慈的，基督徒把女人当作女巫烧死以拯救她们的灵魂之前或者号召屠杀基督杀手犹太人之时所宣称的东西与此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