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之山的攀登者

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结果？上世纪60年代——信仰白板说[7]的全盛时期，白板用来意指人类的行为基本是无限可塑的，米尔格拉姆实验似乎证实了这个观念即败坏的行为主要是败坏的环境的结果（纳粹德国也许是个最极端的例子）。换言之，没有坏苹果，只有坏箩筐。

米尔格拉姆对实验数据的解释包括他所称的“代理状态”。代理状态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执行他人意愿的代理人，并因此不再将他们自己看作对行为负责的主体。一旦这种视角的批判性转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所有服从的本质特征会随之而来。”被告知他们正在实验中扮演一个角色的受试者陷入了权威人物和协作者之间的无人地带，前者的面貌是一个穿着白色实验室服装的科学家，后者的面貌是另一个房间毫无防御能力的学习者。他们经历了一次精神转换，从为自己做决定的道德主体（自治状态）变为一个模糊的易受影响的等级制度中的中间人的状态，并因此倾向于无条件服从（代理人状态）。

米尔格拉姆相信几乎所有陷入代理人状态的人都能被一步一步拉入邪恶——本例中是15伏特一步——直到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无法回头。“惊人的是普通人会服从实验者的命令走得如此之远”，米尔格拉姆回忆，“如果一个人只是邪恶行为链条的一个中间环节，并且离行为的最终后果很远，那么心理上很容易无视责任。”阶梯式的路径，加上在每一步施加压力的自信的权威人物，这样联合起来的双重打击使得这一性质的罪恶如此隐匿不彰。米尔格拉姆把实验过程分成两个阶段：“首先，用一组‘结合因子’把受试者锁定在这一状态。它们包括这样一些因子如他本身很礼貌，他想要兑现最初的承诺即辅助实验者，以及退出很尴尬。第二，受试者的思想发生了若干调整，瓦解了他与权威决裂的决心。这些调整帮助受试者保持与实验者的关系，与此同时减少实验冲突带来的紧张。”[8]

设身处地设想你是其中一位受试者——或者是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或者是在NBC的重复实验中。这是成建制的组织——一所国立大学或者一家全国性的电视网络——实施的一项实验。它是为了科学——或者电视节目。它由穿白色实验室服装的科学课运作——或者是选角导演。监督实验的权威或者是大学教授或者是电视网络管理者。一个代理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执行他人意愿的某个人——会感到没有反对的空间。而她为何要反对？毕竟，这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科学进步或者一部新的有趣的电视连续剧的开发。脱离语境，如果你问人们——甚至专家，如米尔格拉姆所做的那样——多少人会走完全程直到450伏特，那么他们会给出极低的估计，正如米尔格拉姆的精神病医生们所做的那样。米尔格拉姆后来反思，“我永远感到吃惊的是，当我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做有关服从实验的演讲时，我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实验受试者的行为感觉惊骇并且声称他们永远不会这么做，但大约几个月后，正是他们参加了军队并毫无内疚的执行那些使得电击受害者黯然失色的行动。”[9]

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上世纪90年的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革命中，对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的解释从以前强调本性/环境转向光谱另一端的本性/生物性。随着人类行为多面性被纳入考虑，解释或多或少变温和了。正如大多数人类行为一样，道德行为难以置信的复杂，并且包含一组原因性要素，服从权威只是其中之一。电击实验并没有事实上揭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施予暴力；可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坏苹果为了胡作非为找坏箩筐当借口的例子。不如说，实验者证明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都存在冲突的道德倾向。

人类的道德本性包括同情、友爱和善待同道、亲属与朋友的倾向，也包括以仇视、残忍和邪恶对待其他部落的冲动。所有这些指针都能被上下调整，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条件和环境、感知和心灵状态，所有这些因素在一组很难析出的变量之下相互作用。就事实而言，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走到450伏特的那65%受试者中的绝大部分都伴有严重焦虑，正如NBC重复实验中的受试者一样。记住米尔格拉姆实验中不服从权威的那35%榜样——他们不顾权威人物的反对中止实验——会让我们感到欣慰。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杰里·伯格2008年部分重复了这个实验，他让伏特盒子的电压仅仅走到150伏特（此时，米尔格拉姆原创实验中的“学习者”开始大声喊疼），发现两倍的受试者拒绝服从权威人物。想必这些受试者还没有熟悉试验计划，因此这些发现是1960年到2000年道德进步的一个额外标志，至于原因，我会论证是持续扩展的道德范围和我们采用他人——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指将被电击的学习者——视角的共同能力导致的进步。[10]

米尔格拉姆的模型很危险地接近于给出这样的建议：受试者真的是缺乏自由意志的木偶，这会让纳粹官僚成功脱身，因为他们只是由例行公事的管理者阿道夫·艾希曼管理的杀人机器的自动化代理人。（作为道德破产和因循守旧的环境中的一个不显要的人物，艾希曼的行为被汉娜·阿伦特广为人知地描述为“平庸的恶”。）这个模型的明显问题是如果个人真的只是没有精神的行尸走肉，一切行为都受某个邪恶的超级心灵控制，那么就不可能存在道德责任。读艾希曼审判的文字稿令人头皮发麻（有数千页之多），因为当他把所有的罪责推卸给他的上司时，他在两方面模糊了他自己的真正角色，正如下面这段陈述：

我对自己说：国家的首脑下了命令，而在我之上的那些兴奋的司法机关现在都在传达命令。至少，我逃到了其他部门并为自己寻找带来心灵平静的避风港，所以我能够把整件事百分之百转移给——不对，这不是正确的词语——归于那些在司法机关的人，他们恰好是我的上级，国家首脑——因为他们下达命令。因此，在良心深处，我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我觉得自己无罪。我与实际的物理消灭没有关系，我为此感到巨大的欣慰。[11]

最后一句话也许是真的——考虑到那么多身经百战的纳粹党卫军在杀戮地点最初都感到厌恶，艾希曼避开了它们——但其余的纯粹是狡辩老手的胡说八道，而阿伦特让自己被这些胡说八道牵着走，其程度超出了理性的许可，正如历史学家戴维·赛沙拉尼（David Cesarani）在他的揭露性传记《成为艾希曼》中所呈现的那样，也正如玛格丽特·冯·特洛塔在电影《汉娜·阿伦特》中富有感染力地再现的那样。[12]在那个时代，艾希曼在大屠杀中的真实角色的证据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罗伯特·杨在2010年用传记电影具有戏剧表现力呈现的那样。这部被直接命名为《艾希曼》的电影以艾希曼受审前接受的询问和提供的口供的文字记录为基础，审讯则是由年轻的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主持，他的父亲在奥斯维辛遇难。[13]数百个小时的审讯记录中，莱斯一次又一次讯问艾希曼被送到死亡之地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运输问题，所有的回答都是否定或者遗忘。莱斯随后加大了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压力，向艾希曼展示了底下有艾希曼的签名运输文件副本，逼得艾希曼以一种恼怒的声音问，“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的是有如山的证据证明艾希曼——像所有其他纳粹领导层一样——不是简单的服从命令。正如艾希曼自己未受审判时所吹嘘，“当我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对犹太人做我们所做的，我带着一个人从自身能够期待的最大狂热投入工作。无疑他们认为我是正确位置的正确人选……我总是百分之百尽职尽责，在献身命令方面，我绝不是半心半意的。”大屠杀史专家丹尼尔·约拿·戈尔德哈根雄辩地质问，“难道这些话出自一个没有头脑、不能反思、对所做的工作没有具体看法的官僚之口？”[14]

历史学家雅克布·洛佐维克在《希特勒的官僚》一书中描述了动机，他在书中诉诸爬山的比喻：“正如一个人会因为意外而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艾希曼和他的同类也会因为意外或者偶发的心不在焉而没有谋杀犹太人，但不会因为盲目服从命令或者只是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而没有谋杀犹太人）。他们努力工作，努力思考，一马当先多年。他们是罪恶之山的攀登者。”[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