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自由与责任

可以剥夺人的一切，但一样东西除外：在任何给定环境下，选择自己态度的人的最后自由，选择自己道路的人的最后自由。

——维克多E.弗兰克尔，《人对意义的追寻》，1946

作为一家全国性杂志的出版人，我经常收到犯人的信件。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想要阅读材料，因为无聊。有一些是真诚地对我们涉及的话题感兴趣，并且想要分享他们自己的观点。有少数是被宗教对监狱生活的侵入征服了，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此，要么他们的同狱犯人感受到了改变宗教信仰的热忱，要么他们假装献身意在让假释裁决委员会相信，通过发现上帝他们应该被提前释放。有几个给我写了冗长细致的信谈他们的罪行（手写的很小的印刷体），以及他们感到在什么程度上要对之负责。我想起了其中两封，因为它们对这里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探索来说，显得格外突出。[1]

1990年代后期，一个因强奸和谋杀一位女性而关在死囚牢房的男人写信给我，建议我在《怀疑论者》上发表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他认为自己应该被免于处死，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出了严重问题，因此无须对他的罪行承担全部责任。他告诉我自己总是被强奸和杀害女人的想法淹没。下面这段情景反映了这些冲动有多么强烈。判了死刑后，他被上了枷锁、被锁在囚车的座位上押往监狱，周围是随时准备动手的武装看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经过一位走在人行道上的女性时，他唯一能想到的是摆脱枷锁并击倒武装看守并逃出囚车，抓住那个女人，他会面对什么后果。虽然他反对死刑，但他又补充说他永远都不应该被释放，因为他心里很确定他还会这么做。我不知道为了鉴定任何明显的神经病理学问题，是否曾对这个男人做过大脑扫描，但从我对他的叙述的阅读来看，他控制这些过度的、精神错乱的冲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以至于他不能够合理地与普通人比较，普通人既有充分的自制能力也完全缺乏这么残忍的冲动。

2012年一个因恋童癖被判刑的男人写信试图说服我编辑一期《怀疑论者》特刊，内容是恋童癖为什么——他称自己是天生如此——是诽谤和误解。这个现在三十多岁的男人，冗长地讲述了他的童年故事。童年时他被同龄的男孩（不是女孩）吸引，随着长大成人，他的性兴趣仍然锁定为八到十岁的男孩，几乎好像有一个针对性吸引的临界窗口印在他的脑子里。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仍然只被那个年龄范围的男孩所吸引，并有冲动。他说，他通过某些网站获得满足。他对自己在什么程度上通过与小男孩真实的性接触来满足这些需求含糊其辞，但当他让我回想我曾经历过的与女性最有爱意和最亲密的感觉，然后把这些感情与他有过的对小男孩的最深的性和爱的感觉相比较时，我明白了我想知道的一切。然而，这个男人的深层观点是他没犯什么明显的错误。他身上检查不出脑瘤或者任何其他神经异常或病变。他成长在一个郊区的家里，父母是恩爱的中产阶级，他就读于功能安全正常的学校。他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感觉在他身上出现得如此自然，以及他依感觉行事，应该被社会谴责为不正常和不自然——甚至，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