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

因为制度安排有五大“边界”，任何成功的制度安排都存在着有效性边界，东方社会的制度安排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一旦将“边界性”的制度安排视为具有普世、普适、普时、普试、普师的“神话”，或者将某一时期、某一个国家的成功的发展模式“定格化”，这种形而上学方法不仅阉割了制度安排的生命力，也使东方社会发展模式本身成为不可持续的，危害根本制度的生命。因此，制度安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高度关注发展模式中各种潜在的“模式定格化”问题，改革束缚发展的制度安排，避免制度安排的“错位”、“缺位”、“越位”问题，通过制度安排的自我纠正、自我转换，实现发展风险的自我应对和危机破解，确保社会健康发展。

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制度安排体系，东方社会才能不断地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制度安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能否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二是能否及时为体制运转清障；三是能否实现制度安排创新。

其一，能否把握住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对于东方社会而言，无论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都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正是因为东方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性现代化道路，就有着根本制度间更迭反复的可能性。在社会根本制度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情况下，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总伴随着经济的大倒退、社会的大动荡，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社会的浩劫。所以，东方社会必须尽量避免根本制度的反复跳跃。要避免这种波折，制度安排必须确保社会发展的总方向。

我国的制度安排，从毛泽东发展模式到邓小平发展模式一直到当代，虽然经济成分、经济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始终围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向，运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调节方式和手段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29]邓小平指出：“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30]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31]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并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执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了以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核心和主体地位，保证了传统制度安排核心内容的时代延续。

我国的制度安排牢牢把握五大边界，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理论，捋顺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成分、经济手段之间的关系，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制度安排一直是在改革完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坚持着社会主义的总方向，始终围绕着为巩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展开的。所以，我国的成功并不单单在于推行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而在于将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与市场博弈、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科学结合。我国的制度安排始终确保着发展的社会主义大方向，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印度从独立到现在，虽然在宪法中明确标明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安排中也存在着很明显的计划经济因素，但印度从建国至今，一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从1991年拉奥政府改革开始，历经高达政府、古杰拉尔政府、瓦杰帕伊政府、辛格政府，乃至当代的莫迪政府，都一直延续着拉奥政府确立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方针，印度的制度安排始终围绕着资本主义展开，印度改革的制度安排更加强化了资本主义特征，运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方式和手段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认为印度，“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32]这种稳定性是印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机制的稳定性，印度的制度安排一直确保着发展的资本主义大方向，从社会基本矛盾上来说，印度的制度安排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至于俄罗斯，在“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指引下，1992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产权私有化”、“价格自由化”等方式，启动了经济的“休克疗法”,发动了从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从集权制向民主制的全面而彻底的仓促的、激进转型，俄罗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普京改革与叶利钦经济政策保持着一致性，俄罗斯大力启用私有制、市场经济等，已经初步建构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体系，现今，俄罗斯的制度安排确保着发展的资本主义大方向，虽然推行时间不长，但制度安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进一步增强。

其二，能否及时为体制运转清障

因为任何制度安排都有着五大有效性“边界”，当社会生产力、国际环境等因素发展变化的时候，制度安排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否则，招致模式定格化。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遭遇的经济阻力、体制阻力、利益阻力、政治阻力等各不相同，制度安排运转障碍不同。比如，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启动大规模、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如何“确保不主动引发难以驾驭的系统性风险”（国务院特约参事夏斌语）；面临着如何消除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弊端的问题；面临着如何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加快政府部门改革的问题；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市场机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制度安排的效能发挥。我国制度安排面临的体制运转障碍多、任务艰巨，我党“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习近平语），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清除体制运转障碍的信心和决心。

印度基础建设、金融领域、国有企业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印度政府也在深思改革出路，但是，印度“政客不愿做不得人心的决策”，印度面临着如何解决政客政治与发展生产力的阻力，因此，印度的政府干预问题、政府干预与市场博弈之间关系协调问题等体制障碍的清除就显得相对费力。比如，1951年，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时就已经制定了扶贫计划，但是，“总体上看，由于没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强势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如种姓制度、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贫等。”^[33]美国康奈尔大学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教授指出，“经过了一些年的光辉岁月，印度经济似乎走上了一条高增长道路，印度国内流行这样的说法：不久之后，印度将一举跨越与中国之间的增长差距。遗憾的是，印度非但没有推进改革，以巩固这些成就，反而滋生出了骄傲自大之心。……改革议程几乎已陷入停滞。限制性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产业政策、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以及功能失调的教育体系，正在扼杀印度经济的内在活力。再次齐心协力推动经济改革已刻不容缓，因为过去二十年改革的好处已消耗殆尽。”^[34]印度为社会发展清除障碍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俄罗斯要想从曾经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安排转向适合自身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需要清除掉苏联、叶利钦时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障碍，俄罗斯国家治理方式和整个权力结构的搭配如何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分析人士认为，大众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因解决这些问题而遇到的艰难的结构变化。而体制内也没有谁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力来启动并且推动如此政治体制转变。这并不是排除政治体制调整的可能性，但是，超越小修小补将直接威胁俄罗斯统治者的利益。没有延伸至上层的问责制度，普京创立的垂直的权力体制将会继续恶化。……俄罗斯不仅需要改革，而且是系统性的变革。俄罗斯系统性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之间的关系。”^[35]政治改革阻力、经济改革阻力等构成俄罗斯制度安排科学化的重大障碍。

东方社会中、印、俄都面临非常大的体制运转困难，都面临着制度安排难题，就看这三个国家谁能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突破制度安排“雷区”，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清除体制运转障碍，谁就更能成功。

其三，能否及时进行体制创新

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不仅仅表现在其根本制度的延续上，还要看这种制度安排本身能否在不同发展阶段上都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接连不断地创制出新的、科学的制度安排，连续承接的每一步都是关键的，这是事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成功锻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社会主义改造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作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6]。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国不仅在经济制度、而且在法律制度、所有制等方面都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和创新，而且，从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提供适合多元主体发挥积极性的制度安排系统，系统破解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在制度安排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势头向好。中国未来仍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来延伸“中国奇迹”，创造中国辉煌。

印度改革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印度信息产业、医药卫生产业等异军突起，社会发展迅速。但是，印度的民族问题、教派主义、种姓制度等，由此而造成的民族仇恨、民族分裂、宗教偏见等使印度改革有很多不能碰的“雷区”，致使“印度政治将如此多的精力聚焦于琐碎的社会地位纠纷，而不是集中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因。”^[37]印度的改革更多的是集中于技术领域、经济领域或不招致民众集体反感的某些政治问题，且领域间很难实现整体协同，印度的制度安排创新大大受限，印度改革就像“搭积木”，只能在改革中由量变到质变缓慢实现社会进步。

斯大林建构起“苏联模式”基本结构，而后的“老人政治”缺乏足够的改革创新精神。戈尔巴乔夫改革“向西看”，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改革发展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没有任何创新的意味，而是在俄罗斯炒西方发展模式的剩饭。普京改革，逐渐在尊重俄罗斯现实的基础上试图进行创新性改革，并且，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经济手段等方面出现了与苏联模式、叶利钦模式不一样的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创新是东方社会发展模式永恒的历史使命，唯有不断与时俱进地创新制度安排，东方社会才能不断为发展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