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开始了自发的跨地区流动。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从农村流向城镇，形成了一种被学者们称为“民工潮”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有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土地的边际收益很快下降。当问及平陵村人对“种田”这一经济行为的看法时，很多人的反应是：种田很不划算。因为粮食的价格与其他工业品相比较越来越低，而种田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却越来越高，这就使得种田的收益非常低。农民之所以还继续耕种土地，是因为种田可以使农民获得基本的粮食供给，有粮农民的心理就会觉得稳定。再说，家庭妇女可以一边在家里做家务，一边种田，这样就可以把种田的成本尽量缩小。同时，也可以尽量减少农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成年男子则纷纷转入非农行业，尽量扩大家庭的经济收入。根据笔者的简单调查，在那些有子女或夫妻在外务工的家庭经济收入中，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可以高达60%以上，而务农的收入仅占家庭总收入的40%以下。因此，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只要有机会，平陵村的村民都会选择外出务工。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隐形”变为“显形”。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以牺牲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分配为主要特征的集体劳动制度掩盖了这一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重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这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但是，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下子凸现出来。广大农民为了提高家庭收入，纷纷投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第三，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近几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对农民工的大量需求，为农民的自由流动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农民提供了外出就业的机会。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产业结构相对来说，还非常的不完善，重工业比重大，但轻工业和一些能够吸纳较多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所有制结构也不合理，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几乎不占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实施，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逐渐得到调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不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这就为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我国逐渐建立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与公有制单位的劳动人事制度不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基本上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些个体经济单位、中外合资单位以及城镇集体企业对农村廉价的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巨大需求，从而为大量农民工向城市和城镇地区的流动创造了可能。
其次，户籍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原先被压抑的流动欲望极大地释放出来。正如上面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外出就业冲动产生的两大力量：即土地边际收益下降、劳动力剩余凸显形成的巨大推力和产业比较利益产生的巨大拉力就已经存在，但是，在严格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下，农民的这种流动欲望被遏制下来。但压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外部的制度环境变得相对松弛，这种寻求比较利益的心理冲动就会爆发。我国大规模民工潮的到来，就是几十年来的强制隔离措施突然松动的结构性反映。户籍制度的松动是从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办理自理口粮的城镇户口开始的。1985年，国家又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20世纪90年代一些小城镇的户籍开始放开。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的户籍改革更加活跃，已经有石家庄等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与此同时，我国粮食等自由市场的建立，为外来人口得以在城镇生存创造了条件，也极大地支持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行为。
最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化，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也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三资企业在我国很快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三资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三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很大的机会，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在该部分中，笔者将着重介绍平陵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关状况，它包括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流向地以及流动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有关内容。
1.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和流向
平陵村的外出务工者，由于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异，他们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也有着一些差异。一般来说，年龄较大的已婚者，他们的主要目的相对统一，也很明确，那就是赚钱。而有些年龄较小的未婚者，他们的目标却不很统一，也不明确。有的是想出去见见世面。有的是想学习技术，有的则是离开家庭，不想再依赖父母。但是，随着务工经历和经验的增加，所有外出务工者的目标逐渐明确，也相对集中起来。主要目标锁定在赚钱、学技术、寻求创业的机会三个方面。
2008年底平陵村百名外出务工人员外出目的调查表
平陵村位于鲁中山区，离省城济南很近，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主要在济南、青岛、烟台等本省范围内流动。也有少数人去山西，北京等地。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一般说来，年龄较大的已婚者不喜欢到很远的地方，他们主要选择在本县范围内，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说，平陵村靠近工矿区，所以一些年龄较大的已婚者喜欢在附近的工矿区做建筑工人或者搬运工人，这样他们可以一边打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一下家庭。
总的说来，这些农民工外出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加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和服务业，而且在这些行业中他们大都从事粗、重、苦、脏、险的岗位。平陵村外出打工者的具体职业类别的分布情况是：建筑和煤矿工人约占54%，流水线上的约占32%，其他的服务人员如：餐馆服务人员、销售人员、清洁工、保姆、保安等约占外出务工人员的1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的职业分工非常明显。平陵村外出女性从事的职业岗位主要包括三个类别：一是流水线工人，二是服务业从业人员，三是办公室人员。这说明绝大部分女性外出务工者都是进工厂工作。她们主要集中在电子厂、玩具厂、鞋厂、五金厂、塑料厂等。而大部分男性外出务工者主要流向煤矿和建筑工地。而且农民工外出流动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常性外出成为主要方式。在平陵村，外出务工者常年在外务工，大部分人一年当中只返家2－3次。
2.流动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
首先，是性别和婚姻状况。在平陵村的已婚外出务工者中，绝大部分是男性，70%，而在未婚的外出务工者中，男女的比例大致相等分别为50.3%和49.7%。这说明婚姻状况对妇女是否外出务工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外出务工者中，这种性别比不平衡的现象，与国内外学者对流动人口性别结构的分析大体一致。国内外人口迁徙理论认为，人口流动和迁移大多数情况下以男性为主，而女性大多属于伴随性流动，这是因为男人仍然是家庭生计的主要负担人。只有当男性迁徙达到一定程度后，女性作为伴随性迁徙才会大量出现，在总流动中比重份额才会增大。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以经济流动为主、运动呈嬗变性等特征，所以人口性别比例高于一般正常的迁移人口，大多数城市和地区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的性别比超过200。
平陵村的妇女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之所以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主要是因为：第一，已婚妇女大都有家务的拖累。吸收妇女劳动力需要以社会化服务设施代替家务劳动为前提。在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服务的情况下，从抚养小孩到照料老人和家务都必须妇女们亲手操作，因此家务劳动的拖累使得平陵村的已婚妇女很难外出务工。第二，来自土地的约束。平陵村的人尽管通过外出务工来增加家庭的收入，但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在男人外出打工的日子里，妇女必须处理农田的基本杂活。所以说，只要农业仍然承担着家庭就业和生活保险的任务，妇女的职业流动就一定会受到限制。第三，从妇女自身来看，受教育程度的低下，这一点对已婚妇女最为明显，也是限制妇女外出务工的一个因素。有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文化结构呈正相关。笔者通过与几个在婚前有打工经历的妇女交谈，得知她们是因为文化程度太低，所以没有继续干下去的信心和机会，因此结婚后，便安心在家照料家务和孩子。有几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连基本的单位换算都搞不清楚。
其次，是流动劳动力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平陵村的村民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从80年代开始，就纷纷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在平陵村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为16岁，年龄最大的为56岁，但在外出务工者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40岁以上的中年人占的比例很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该村的年轻人很早就出去务工，而且第一次外出务工者的年龄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受教育状况为：大约66%的务工者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20%左右的务工者为小学毕业，10%左右为高中毕业，4%左右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以上数据说明，在平陵村，大多数务工者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了，基本没有在家务农的经历。
3.外出务工者对未来的预期
当问及平陵村外出务工者对未来的打算时，大多数人对未来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大多数人的感觉是能打多少年就打多少年，直到自己的身体或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再适合打工时，就回家务农。务工者不是不向往在城市的生活，而是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无法实现的目标。这是什么原因呢？通过笔者的访谈，笔者了解到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心声：“我们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干的都是又苦、又累、又脏、又险的工作，现在趁年轻，就在外面多吃点苦，尽量多赚点钱。等到年龄大了，体力不行了，就回家种田，至少还能有饭吃。在城市，我们一点地位都没有，经常被人看不起。城市人总是把我们当作外来人、乡下人、粗人甚至坏人，而回家后，大家都一样，生活虽然清贫些，但心情更舒坦。”正像有的社会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城市存在着一种对农村劳动力的“经济吸纳”与“社会拒斥”并存的特殊社会机制。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城市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愿意接纳这些农民工。另一方面，城市在社会体系中又拒绝接受他们，这些进城农民无法获得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这些农民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殊的“边际人”。所以，可以说，正是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剥夺了这些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李强还重点分析了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生活预期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推拉 (主要是经济驱动力)只对农民工近期的活动发生作用，对长期的生命周期或人生目标设计并不发生作用，对长远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发挥最大作用的还是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来说，最现实的目标是，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大的时候就回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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