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家庭养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迁，在农村，不仅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较大变化，村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村民消费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农村青年人消费观念的变化，更为剧烈；隐私观念的增强；婚姻观念的变化；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变革以及传统“孝”文化的变迁。文化、价值观念的这些变化，使村民们的日常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动，这些变动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笔者就分析文化、价值观念的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

一、农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

农村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村民消费观念的变化；隐私观念的增强；婚姻观念的变化；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变革以及传统“孝”文化的变迁。下面笔者就对这些变化做简要的论述与说明。

第一，农村消费观念的变化。当绝大多数家庭还必须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操心的时候，村民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某些欲望。在改革开放前，村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那个时候，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是勤俭、节约、忍耐。但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纯收入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的生活条件有了大大的好转，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用消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第一次大众消费的浪潮是由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收入突然增长、农民对消费品有了新的需求而引发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在政府和国际资本的共同推动下，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了，信用卡的产生也推动着大众超前消费。对于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来说，追赶时尚和消费攀比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消费欲望的追求使村民们，特别是年轻的村民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凸显，个人自主性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和个人自主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远远大于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和对公众社会的责任。在笔者看来，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青年人理直气壮地强调自我利益，而对应该承担的社会、家庭责任和对他人的尊重有所忽视。

第二，隐私观念的增强。隐私权是翻译而来的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私、内”等概念有重合之处但又不尽相同。在西方的传统中，隐私权的观念在社会平等、亲密关系、政治自由和个体自主性的发展史上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又是个人主义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社会行为准则。就每个个人而言，独立自主和亲密关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二者都是因为有了隐私权的保护才免受了公共权力的干预。隐私权与私人空间互为依托，缺一不可。我们可以将私人空间的感觉加以延伸，想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自我领地”。(阎云翔)当然，平陵村的村民也在追求这样的自我领地。平陵村的村民将过去唯有上层社会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和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权利，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平陵村村民隐私观念的增强与私人生活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变得更加私人化；家庭生活逐渐变得以夫妻为中心，家庭成员也更具有个人权利的意识，于是就相应产生了对个人空间和隐私的更多要求。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变化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隐私观念的增强，使人们的空间关系必然发生根本的变化，从而对人与人的日常互动发生较大影响。

第三，婚姻观念的变革。在今天的平陵村，年轻人在谈恋爱时更加开放、更会也更加乐意表达爱意，而且在婚后也会继续寻求与保持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在当今年轻人的恋爱、择偶的过程中，电视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对婚姻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年轻夫妻一起看电视或唱卡拉OK，在这一过程中，就将当代文化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融入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在当代的各种价值观念中，浪漫爱情是在年轻人中传播最为迅速的新观念。在年轻人追求夫妻间亲密关系的同时，夫妻关系的地位逐渐上升，年轻人对独立生活的向往和隐私观念就相应增强，这必然也会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日常互动。

第四，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发起了对各种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批判，这大大削弱了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推动了在信仰的精神世界里父母权威的衰落。在建国以前，当地每年清明节和农历新年会有两次祭祀家祖的活动。大家族的男人在这期间聚集在一起去上祖坟。这种祭祖仪式能够维持长辈在家里的权威。建国以后，公开的祭祖仪式不再举行，部分原因是族产的消失，另一原因是政府倡导的反封建的社会主义运动。随着祭祖习俗的消失，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父母权威的一些信念也在消失。年轻一代不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也不会害怕来世的报应。父母权威的衰落导致了一种“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的观念开始被削弱，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具有自我利益的意识。结果是，父母再也没有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第五，传统“孝”文化的变迁。在传统的“孝”文化看来，赡养老人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基本分水岭。这种观念根源于中国的人情文化。根据人情文化的道德标准，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受惠于许多人、许多制度，或者说是欠下了人情。人情是个复杂的概念，其中既包括道德上的义务，又包括情感上的牵扯，还包括物质上的考虑。在各种各样的人情中，恩情是最重要的人情，它使人毕生受惠，须用一生的时间来偿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人情是可以还的，但是恩情却无法完全报答。最大的恩情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养老的义务和孝道就是儿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因为恩情是无法完全偿还的，所以儿女对父母的报答也就没有尽头，孝敬更加必须毫无条件、自始至终。在感情上如此，在物质上也是如此。

然而，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虽然他们都普遍赞同赡养老人的义务，但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却和传统的观点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生育和抚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而且他们自己也正在尽这种责任。年轻一代不再将养育之恩看得那么神圣。结果，以父母养育之恩的神圣性为基础的传统的孝道就受到了冲击。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讲，代与代之间的相互报答就与其他形式的报答一样，必须不断地有来有往才能维持。如果父母对儿女不好，或者如果父母没有尽责，儿女也就有理由去减少对父母相应的义务。

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及老年人的防老措施

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村民消费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农村青年人消费观念的变化，更为剧烈；隐私观念的增强；婚姻观念的变化；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变革以及传统“孝”文化的变迁。文化、价值观念的这些变化，使村民们的日常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动，这些变动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村民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村民自我意识和个人自主性的发展，特别是青年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人自主性的发展更为迅速，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村民都越来越强调个人的权利，而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以及自身的责任强调不足。这就使得社会的道德观念发生较为剧烈的变迁，传统的尊老爱幼的美德受到一定程度冲击。这对家庭中的互动关系也带来了影响，年轻人更多的是强调自身的权利，而对自身对老年人应承担的责任强调不足，甚至有所忽视。

第二，隐私观念的增强和夫妻间对亲密关系的追求，使得年轻一代愿意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不希望与老年人住在一起，这样就使得老年人和子女交流的时间和频率逐渐减少，这就给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三，年轻人追求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使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结构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老年人的地位日趋下降，老年人不仅在家庭的物质生活方面处于劣势，即使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处于劣势。

第四，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变化以及市场化的冲击导致了一种“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的观念开始被削弱，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具有自我利益的意识。结果是，父母再也没有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种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笔者在平陵村调查期间，听说了本村发生的一个可笑而又引人深思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很能说明，“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以及年轻人是如何重新看待上下两代人的关系的。本村一个姓王的母亲因为女儿不认真读书并且有早恋行为而责怪女儿时，和女儿发生了争吵。当母亲责怪女儿没有良心，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时，没想到女儿却反驳说，自己是父母纵欲的产物，父母不能以生身之恩来要求儿女报答，虽然父母现在养她，但她将来也会赡养父母，这是一种两不欠的交换关系。女儿的话让母亲感到惊讶，也让在场的人感到愕然。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年轻一代，不再把父母的身份看得非常神圣，他们一般都以一种更世俗的、更理性化的眼光来看待上下代之间的关系。正像前面所述，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现在，许多父母都已经接受了老年人家庭地位下降的社会事实，并且大部分都以比较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父母们都明白，年轻人对养老的观念和做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大部分身为父母的村民都做出种种努力，以便晚年能够得到儿女的照顾，使自己安度晚年。已经身为父母的村民大都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处理与子女的关系。

首先，在儿子结婚前就做好分家的准备，为了增进上下代的感情，都主动与儿女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那些40——50岁的父母来说，提前分家，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子女都有好处。因为父母可以利用分家后的时间积攒一笔养老金；同时，提前分家可以让年轻人独立自主地过日子，减少他们对家庭财产或对父母的依赖。

其次，许多父母都努力加强与下一代的交流，以便与已婚的儿子保持密切关系。做父母的经常为儿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做家务、看孩子等。在家庭的一些重大事情方面主要依照年轻人的观点来处理，老年人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

最后，由于儿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人们逐渐意识到女儿在养老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如果儿媳妇像过去一样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低眉顺眼，就根本不可能去照顾娘家父母。为了为晚年做准备，父母一代日益重视与外嫁女儿的良好关系。许多父母开始允许女儿把自己的收入作为私房钱，这些钱可以作为她们结婚时的嫁妆，也可以用在她们的未婚夫身上。结果，近年来，外嫁女儿回家的频率比以前大为增加，特别是在儿媳妇与公婆关系不好的时候，女儿回家更勤。这与人类学者阎云翔对下岬村的有关研究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