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 满
云南是中国民族研究的重镇,以云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文本数量众多。从书写上看,这些论著可分为两种范式:一是民族调查“丛书”奠定的调查报告,二是受到英美人类学影响的新型民族志。可以发现,调查报告到民族志是革命性的变革而非同一模式下的简单修正。书写范式的更替带来了田野方法、调查时长、调查范围、叙述模式、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变迁。
专著《从“调查报告”到“民族志”的范式转变》将视线聚焦于云南民族研究文本百年来的书写范式流变,分析以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为载体的众多云南民族研究文本的异同以及两种范式的利弊得失。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1)从文体与方法两个角度,对“调查报告”和“民族志”两个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2)考察云南民族研究文本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的历程。(3)将考察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在细节上比较调查报告与民族志在调查方式、书写动机、叙述策略、理论渊源、文本与现实关系的密切程度等方面的差异。(4)选取既有代表性又有争议的书写案例进行追踪研究。著作选择了六部以摩梭人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因为书写方式的不同,我们看到摩梭文化在调查报告、民族志以及有民族志色彩的游记中各不相同的呈现。(5)回到调查者与书写者这里,按照调查时代和书写立场的不同,选择了调查报告的书写者、社区民族志的书写者和民族志的实验者三类有代表性的学者,以他们的生活经历、研究实践为线索,采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他们调查和书写的故事。(6)得出自己关于云南民族研究文本书写问题的结论,并尝试提出关于如何书写云南民族文化的建议。
书写出来的文本才是民族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对书写问题的简化或忽视不利于民族研究的发展。基于这样的立场,作者关注云南民族研究文本的书写范式流变,侧重于探究调查报告与民族志两种书写方式的得失,希望能进一步唤起学界对书写问题的重视。其理论与实际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1)借文本书写形态的历史考察与形式分析,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对云南民族研究的百年历程做出总结。(2)文体选择对书写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文体的角度入手,可以为审视云南民族研究提供新的维度。(3)对老中青三代四位学者的访谈,记录下了云南本土学者的耕耘和思考,也诞生和检验了民族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宝贵的本土化理论。(4)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为云南丰富、庞杂并正在消亡的民族文化资源及时、有效地文本化创造理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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