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符号学者，一批分析哲学家，学术路径很不相同，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思考，取得了大致相似的结论。但这两个思考路子始终就没有综合起来，最近才有学者认为这两边讨论的论题，应当合成一个“语气－语力关联论”(mood-force correlation)。[31]也有人提出联合的方案，例如赛蒙斯提出:分析哲学可以引出多种命题分类，其中的“传达再现范畴”(Communicative Representational Catagories):符号学家的陈述、提问、命令模态三分，分别对应了分析学者的判断、疑惑、意愿三种语力。[32]
应当说，这两个学术传统之间，有相当大的隔阂:分析哲学主要是英美思想潮流，至今依然在英美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而20世纪70年代之前，居于符号学和叙述学顶峰的一直是法国学者，他们继承的是欧陆哲学体系。幸亏有些学者没有门户之见:邦维尼斯特虽然是索绪尔的隔代弟子，却并不排斥英美哲学。1963年他就指出分析哲学，甚至刚出现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他的思维路子有相通之处。[33]
另一位着意结合两种潮流的是阐释学家利科，可能是因为他对叙述学的长期兴趣，以及他与格雷马斯的长期交往，利科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就已经指出过奥斯汀理论的言语施为理论，是解决某些难题的钥匙，例如对“许诺”(promise)的理解，[34]想法已经很接近本书提出的“意动研究”(见第一部分第四章)。
另一位学术整合能力很强的学者哈贝马斯，已经看到意动－语力问题对当今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有重大影响力。他提出，要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建设他理想中的“公共领域”，充分认识语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力在语句的纯语言意义上添加了语用功能，语力能够把语言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交往世界联系起来。[35]
雅柯布森在为符号双轴运作原理辩护时，曾在脑损伤症状中找原因，以提出“神经生理科学”的根据，近年来，也有人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做同样尝试，找出大脑左半球的不同区域，分别处理断言、疑问、要求、命令。[36]
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话语类型造成的区别没有如此大，而且在语言实践中经常混合。神经生理学家吉莉安·爱因斯坦说:“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并不完全在于认知记忆，也在于意动成分，以及两者的混合。我说我很高兴，并没有报告我做了什么，我只是说我的感觉，这感觉与我做了什么同样重要。”[37]这个看法显然是对的，一旦我们从典型性的命题例子转向文本表意实践，上面讨论的诸种文本意向性，就不可避免混合重叠，非典型类别也经常出现。例如电视剧中的植入广告，显然是意动情节素，而本书讨论的是体裁，如果植入广告没有改变电视剧的体裁，电视剧的主导叙述模式依然是“记录演示类”。反过来，“清扬牌”洗发剂制作的“广告电影”，拍得很“艺术”，长度也超过了一般广告所需，但它并没有隐蔽做广告劝导购物的目的(片中商品的地位主导性地突出)，所以依然是广告。
而我们回顾学术史，最关心的问题是:尽管提出得如此散乱，而且学科与学派的隔阂妨碍了其整合，文本意向性依然形成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既然意向性可以被用来作为语句、命题、文本分类，为什么没有论者意识到，它可以作为体裁的分类的标准?
其实早就有人朝类似方向做过思考。威尔士女批评家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早在1980年的《批评实践》一书中，就发现邦维尼斯特的三种语式，可以与三种典型的文学风格相对应。贝尔西认为经典现实主义是“陈述”，因为是在告诉读者发生过什么事，读者的接收站位固定，叙述文本具有真实性，并且靠这种真实性打动读者。为做到这一点，叙述行为本身在文本中不露痕迹，因此，“文本性”是程度不同地隐藏的。贝尔西高度赞扬“疑问式文本”，认为是先锋文学的特色，是阿尔都塞式的文本，旨在质疑读者对现实稳定的幻觉。“疑问式文本……阻止读者认同合一性的讲述主体，文本中作者的位置是在疑惑，是自我矛盾……读者受到文本的挑战，事实与文本保持距离，而不是完全被吸纳到虚构世界中。”[38]
贝尔西这本书的主题，是推崇疑问式文本。她的理解很精彩，可惜她三言二语打发了祈使式:她认为最典型的“祈使式文本”是宣传作品，目的是推动读者做某种事。而且她认为祈使式的宣传作品，与陈述式的现实主义，都是制造整体性，只有疑问式才是开放意义的作品。[39]贝尔西的分析，有她的意识形态偏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她的分类并不是全域性的，除了这三种“典型”，还有其他各种体裁。她没有跟上邦维尼斯特，没有作全域性分类。
中国学者胡亚敏首先注意到邦维尼斯特语态模式在叙述学上的意义，[40]她在《叙述学》一书的注解里提及此理论。真正把语式展开到体裁研究的，反而是研究广告的学者。汉娜-凯萨指出祈使式强调说话者的当下影响力，因此应当与感叹式结合:“考虑到祈使式实际上是未来的镜像(mirroring the future)，言说的当下情景就成为言说明显的源头，我们强调言说的现在进行时态，同时意指未来的情节。”[41]她的这个见解很卓越。也有中国的广告学者，把塞尔的语力说应用到广告研究中。[42]此外，奥斯汀的“施行”(performative)字面原意为“演示”，无怪乎有戏剧学者看到奥斯汀理论与戏剧表演的关系。[43]
近年来对语式与叙述文本关系做出比较实质性解说的，是加拿大叙述学者乌里·马戈林，他在一篇长文中仔细讨论了各种语式与一些实验小说的关系，指出语句的各种时态、体式、语气，都可以延展到成全本的小说。[44]例如普林斯说的“否叙述”(disnarration)是否定句式的扩展，布鲁克－罗丝的《阿玛尔伽门侬》(一位教师面临辞退一直在计划此后的生活)是将来时的扩展，卡尔维诺《如果冬夜里一个行人》、杜拉斯《死亡的疾病》(全书用“如果……那么……”写成)都是条件句的扩展，洛莉·莫尔《自助》(读起来如恋爱指南)则是祈使句的扩展。[45]马戈林的文章，证明当代西方实验小说的文体实验的确五花八门，穷极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及时态与某些叙述体裁可以关联，例如电视现场直播是“现在进行时”。虽然马戈林已经意识到塞尔的分类对于叙述研究有启发，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叙述体裁类型方案，只是说某本小说的个案例子是某种句式的扩展，这与本书的全域体裁分类旨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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