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类虚构叙述

任何叙述的底线必须是“纪实型”的，如果不具有纪实型，叙述就无法要求接收者接受它。一旦叙述是“虚构型”的(即以小说为代表的大量虚构文本)，受述者没有必要听一篇自称的假话。那么，如何解释人类文明中如此大量的虚构叙述呢?的确，虚构叙述，从发送者意图意义，到文本品质，都不具备纪实型。此时，叙述必须装入框架，把它与再现世界隔开，更与“实在世界”双重隔开。在这个框架内，叙述保持其纪实型。例如小说，作者主体分裂出来一个人格，另设一个叙述者，并且让读者分裂出一个受述者当作纪实型的叙述来接受。此时叙述者不再等同于作者，叙述虽然是假的，却能够在两个替代人格中作为纪实型叙述进行下去。

鲁迅虚构了《狂人日记》，但是小说正文的叙述者不是鲁迅，而是曾经患迫害狂的“某君”，此人写出一本日记，留给他的兄长出示给“余”。书中说的事实是不是“实在的”?必须是，因为日记这种文体，不管在实在世界中，还是在虚构世界中，都必是纪实型的。在这本小说框架内的世界里，狂人某君的日记不是虚构，而是非常纪实的文献，哪怕是“荒唐之言”，也是责有所归的荒唐，病者“真实地”作记录，并在病理学上为此负责。所以《狂人日记》有“余”写的序，说是其纪实品格，足以“供医家研究”。鲁迅已经说谎(虚构)了，他就没有必要让“某君”再说谎。

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叙述手法的魅力正在于此。叙述者布里尼奥小时候因为嫉妒，冤枉表姐的恋人强奸，害得对方入狱并发配到前线，使她一生良心受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有机会与表姐和表姐夫重新见面，她同意去警察局推翻原证词以赎罪。但是到小说最后，她作为一位已经年老的女作家承认说，这一段是她脑中的虚构，表姐和表姐夫当时都已经死于战争。

此处的纪实与虚构的悖论纠缠，正是这本小说的主旨所在。无论实在段落，还是虚构段落，都是小说中的虚构，上述那一段“悔罪”，是“虚构的纪实型叙述中的非纪实型段落”。但是，哪怕在这个小说虚构世界中，赎罪依然必须用纪实型叙述才能完成，既然负罪的当事人(作为人物)已死，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叙述者作这一段叙述时，是靠想象让自己的人格再次分裂出另一个自己作叙述者，她对自己编出一段“作为事实的虚构”，用来欺骗地安慰自己的良心。作家的职业是虚构，但是她要赎罪，依然必须纪实。

我们百姓在酒后茶余，说者可以声明(或是语气上表明):“我来吹一段牛”，听者如果愿意听下去，就必须搁置对虚假的挑战，因为说者已经如钱钟书所言“献疑于先”，^[10]即预先说好下面说的并非实在，你既然爱听就“当作”真的。所有的虚构都必须明白或隐含地设置这个“委托叙述”框架。此时发送者的意思就是:你听着不必当真，因为你也可以分裂出一个人格来接受，然后我怎么说都无“不诚信”之嫌:我分裂出来一个虚设人格作叙述者，与对方的虚设受述者，两个人格之间进行“纪实型”的意义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