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现代叙述研究以这个双层原理为基础，甚至整个一百多年的现代批评理论以这个分层原理为起点之一，偏偏这也是一个最容易受攻击的软肋。抨击叙述分层观的芭芭拉·史密斯很明白她瞄准的是什么，她说双层模式(dualisticmodel)，“不仅是叙述学，而且是整个文化理论的脚手架”。[1]如果这个基础真如沙子般散乱，在这基础上构筑的宫殿早就该垮塌。耐人寻味的是，此基础至今无可取代，大厦至今没能摧毁:也许它本来就很坚实，只不过是我们至今不清楚它是如何构成的。从重新审视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可以找到广义叙述学，乃至整个批评理论的再出发点。
叙述双层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最先提出的，他们称为法布拉－休热特(фабула－сюжет)分层[2]。什克洛夫斯基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法布拉是素材集合，构成了作品的“潜在结构”，而休热特则是作家从艺术角度对底本的重新安排，体现了情节结构的“文学特性”。[3]对这一对术语做了最明确讨论的，是托马舍夫斯基的名著《主题学》，他认为:法布拉中的事件是“按自然时序和因果关系排列”，而休热特强调对时间的重新排列和组合。[4]自20世纪60年代学界“重新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几乎每个叙述学家都从分层概念出发进行讨论，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巴尔特(Roland Barthes)、里卡尔图(Jean Ricardou)、布瑞蒙(Claude Bremond)、恰特曼(Seymour Chatman)、热奈特(Gerard Genette)、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巴尔(Mieke Bal)，甚至抽象地讨论叙述哲学的利科(Paul Ricouer)，[5]无不如此:整个叙述学体系，建筑在这个双层模式上面，无法回避。笔者三十年前在讨论小说叙述学时，也是采取这个立场，[6]这是应当声明的。
这对术语的各国翻译或变体，很不固定。法文学界曾是叙述学的大本营，对此双层的对应译法，每位论者不同，里卡尔杜称之为fiction-narration，巴尔特称之为récit-narration，托多罗夫称之为histoire-discours，热奈特称之为histoire-récit。[7]英文中大多用恰特曼的取名story-discourse。但也有人用词不同，例如巴尔在英文本《叙述学》一书中用fabula-story，两人的“story”位置正好相反。而中文的处理也很混乱:申丹沿用恰特曼，称为“故事－话语”，[8]谭君强沿用巴尔，称为“素材－故事”。[9]“故事”的位置也正好相反。
术语难以固定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最大的困难在于:所有这些英文、法文词汇，与中文的“故事”“话语”“情节”“素材”一样，都是极常用词，在叙述学的讨论中，非术语与术语混用，经常造成误会。需要每次都打上引号，表示此“故事”非一般说的故事。[10]在许多学科交叉场合，例如叙述学与文体学，或与话语分析交界之处，哪怕打上引号都无法避免混乱。[11]固然论者各有不同的定义解说，但没有人提出足够理由，让我们处处明白此“故事”非彼故事。
德里达在1979年就嘲弄叙述学界说，“故事”太让人糊涂了:“每个‘故事’(以及每次出现这个词‘故事’之自身，即每个故事中的故事)是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使这个另一部分比它大又比它小，它包括又不包括(或包含)自己，它只管与自己认同，因为它与它的同形词不相干。”[12]德里达说的“同形词”指非术语的“故事”，的确这个双层结构被太多的术语弄得够混乱的。德里达说弄不清“另一部分比它大又比它小”，的确点中要害:叙述学者一直没有说清“二层谁大谁小”这样最简单的问题，本章后文会试图做一个不含糊的回答回应德里达。
为了撇开术语混乱，不少人主张回到俄文原文，例如电影学家博德维尔就直接用俄语拉丁化拼写。[13]博德维尔的中译者跟着译成“法布拉－休热特”。[14]这样做，对一般读者记住外文发音的能力要求太高，本书建议译为“底本/述本”，[15]无非求个意义清晰而不会与常用非术语混淆。[16]述本就是“叙述文本”的简称，容易理解;“底本”并非“文本之底”，而是叙述之所“本”，应当被理解为述本形成之前的叙述形态。[17]笔者并不认为这两个术语有多么高明，只是目前叙述学界的乱局，不利于讨论，本书先行清理术语，并非无事生非或是刻意求新，只是为了讨论的清楚方便。本书所引用的各家论者的话，各家用自己中意的一套术语。为了避免处处做解释，弄得行文拖沓不堪，笔者不揣冒昧，全部改为底本/述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结构主义者开始突破结构主义，他们把“底本/述本”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即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在叙述学中的应用，痛加抨击。实际上“底本/述本”观念并非来自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说，叙述学也不是结构主义的一部分:结构主义被宣告死刑后，三十年来叙述学更加兴盛。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个分层观念被攻击整整三十年，至今依然在受攻击，这反而证明攻击没有达到效果。而且，至今没有一本叙述学著作，能放弃这对分层概念另起炉灶。例如巴尔1987年的名著《叙述学》，整本书就是两大块:底本编、述本编。四十年来电影理论发达，远如麦茨[18]，近如博德维尔[19]，学者们都继续使用这个双层模式。
看起来，全体叙述学家达成默契:面对反驳，不必辩白，也不必修正:修正双层理论等于投降，放弃整个事业。巴尔甚至在书中列举了反对双层论的各家的看法，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打发他们:“我完全同意这些分析，但是我拥护双层论。”[20]她的态度非常典型:哪怕承认你说得有理，你批你的，我论我的。这个奇怪的“各说各话”局面至今依然:批判虽然言之成理，叙述学却不想也不能摆脱这个出发点。虽然“经典叙述学”已经被突破成“后经典叙述学”，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发展，至今笔者没有见到后经典叙述学家试图抛弃这个基础，不过也没有后经典叙述学家给予充分辩护。
在当今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趋势中，很少见到这种论战几十年依然以邻为壑的局面。这局面对学术发展没有好处:叙述学现在正处于发展的瓶颈上，借批判之力，回顾这个基础，有可能找到出乎意料的前行方向。本书的讨论，将从分层说主要的批判者的观点谈起，看今日的叙述学可以如何自辩:如果我们不能自辩，就应当服从真理，对叙述学做出修正，哪怕撼动学科根基，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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