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贸业的兴起

(一)传统商贸业结构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近代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不合理的鸦片贸易为开端的，清王朝对这种极不合理的贸易进行了抵制，但资本主义的商贸业及其他因素仍然长驱直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商贸业的兴起便是社会近代化的显著标志，甘宁青地区也受到社会近代化趋势的影响。商贸业在甘宁青地区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可以说它是这一区域经济运转的核心。甘宁青地区的近代商贸业，是在其传统商贸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兴起的。

1．商品种类与数量有所增加

清末以来，由内地输入甘宁青地区的商品除沿袭数百年的茶叶、布匹、丝绸、生产工具、日用百货外，也新增了一些品种，不仅有内地所产的工业用品，而且洋货也开始输入。民国时期，输出商品仍以羊毛、驼毛、羊皮等土特产为主。随着内地商人和外商的增多，在当地销售的商品以外地和外国货为主，商品日益多种多样。如人马弓斜布、九龙洋布、卡机布等，日用品如毛巾、香皂、牙膏、纸烟等也都逐渐增多。洋货有火柴、西药、布匹、煤油、蜡、纸、碱、洋糖、烟等。在玉树地区的结古，“商品以川茶为大宗，布匹与杂货的80%为英国、日本、印度货。”^[26]

2．商业经营者队伍扩大

清光绪年间，山西、陕西商人活跃于甘、宁、青各地，以至“无山陕不成为镇店”，接踵而来的是冀、鲁、豫、蜀各地商人，坐庄经营，当地商人(主要是回族)也参与竞争。民国时期，商人队伍比清末又有壮大。在甘肃经商的外地人很多，且多聚集于兰州。京津一带的商人在兰州多经营京货和杂货，陕西的商人移居这里从事水烟等商品的经销，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经营规模。宁夏吴忠有八大商号，其中晋商四家，回商四家。青海的西宁商号除了山陕商帮经营外，也有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甘肃、宁夏等地商人。

3．商品经营方式的变化及近代化商业贸易公司、组织的出现

随着商业经营者人数的增多，经商者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商号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引入内地的资本主义商业的一套管理办法，以调动商员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水平。较大的商号，无论独资还是合资的，一般由东家(资方)聘用经理(或称掌柜)作为资方代理人进行经营，店员实行聘用制，有的还雇佣勤杂、炊事人员。管理方面建立了劳动和生活管理制度，分配方面初步建立起了近现代工资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劳动福利制度。有的商号内部采用股份制形式，确定资金管理和利润的分配方式，投入资金者可按股分红利。但从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商业经营管理的总体来看，封建管理方式的残余仍很浓厚。如商号内部各类人员中，仍有明显的等级。东家、掌柜是主子，记账先生、外地坐庄人员、门市主要售货人员地位较高，伙计、青年学徒地位低下。随着商人的增多，商人同业组织也发展起来，主要有商会、同业公会等形式。在甘肃酒泉于民国元年(1912年)，由各行业商人自发组织酒泉县商会，协调本地商务活动，加强商人和商业团体之间的联系。民国2年(1913年)青海大通县商会成立。此后，贵德、乐都、湟源等县商会也先后成立。民国时青海商业手工业界还陆续成立了一些行会组织。如同业公会组织成立于1939年。西宁县商会下有过载、蒙藏器具、藏货、运输、绸布、西药、书籍、南北货、皮货9个商业同业公会及鞍鞯、服装、制革3个工业同业公会。

4．对外贸易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逐步转向甘宁青地区，俄、英等国商人异常活跃，这在客观上刺激了甘宁青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从此，甘宁青地区的商贸业由传统的内向型经营开始向外向型经营转变，反映了商贸业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光绪年间，先后在甘肃活动过的外商洋行有十多家，主要的如英商新泰兴洋行、德商世昌洋行、美商慎昌洋行、法商永兴洋行等。光宣之际，拉卜楞、永登、靖远、景泰、张家川等地都已成为甘肃同外商贸易的中级市场。民国时期，这种贸易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34年前后，德商孔士洋行、安利洋行和米乐洋行等均派人来甘设立办事处，常年进行贸易活动。外商一方面将本国的五金器具、电器及汽车材料等推销到甘肃各地，另一方面又向当地收购羊肠、皮毛、砂金土特产，运往京、津、沪等地加工销售。在宁夏石嘴山外商先后开设的洋行有10余家，其中，仁记洋行、新秦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时称“六大洋行”，在此经营皮毛业。外商还在青海西宁、丹噶尔等地设立洋行，并通过“歇家”^[27]，大量收购质地优良的青海羊毛和皮张，用牲口或羊皮筏子运往天津等地。这些外国商人凭借享有的特权，一度垄断了西北的皮毛市场。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对甘宁青地区资源具有掠夺性，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客观上刺激了甘宁青地区畜牧业经济的活跃与发展。

(二)官营商贸业的垄断性经营及其影响

民国以后，官营垄断性贸易在甘宁青地区兴起，使私营商业的发展受得了巨大的冲击，并逐步走向衰落。在甘肃，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政策”下，强化对商业贸易的控制，新建一批官营贸易机构，如西北盐务所、中国茶叶公司兰州分公司、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及各种烟、酒、火柴、糖类专卖局等。官营贸易公司利用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及雄厚的资金，逐步垄断了全省的商品交易。加上抗战后期急剧的通货膨胀，给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商业以沉重打击。至1949年，甘肃的私营商业大都处于“内空外虚，奄奄维生的境地”^[28]。在宁夏与青海，诸马军阀利用所掌握的军政特权，创办了一系列商业实体，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家族经营的商业(详见第二章第四节“回族官僚资本商业”)，他们以垄断性经营手段牟取暴利，为自己积累财富。同时，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将商业触角伸入边远落后地区，建立商业据点，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官僚资本商业虽采取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但它破坏了近代商业的公平竞争原则，其封建性、落后性、垄断性特点十分明显。它完全变成了国民党统治者和官僚军阀掠夺经济，摧残市场的工具。官营商业贸易机构在初创时期，与私营商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激烈竞争的态势。这种竞争基本上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却对私营商业的发展具有刺激作用。但是，官营商业贸易发展到鼎盛阶段，由于官僚资本的打击、排挤和超经济掠夺，导致了私营商业贸易的最终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