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藏贸易
近代以来,广大西北回族民众充分发挥善于经商的传统优势,走街串巷,游走于乡村、城镇和广大牧区之间,大力发展回族商业贸易,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回族商贸活动的地域,内地和边疆的经济交流进一步增强,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回族商人对藏区的商业贸易方面。
河州等河湟地区回族聚居区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建立在边地藏区与内地商业贸易基础之上的,而近代藏区的商业发展和藏民的消费结构的转变也是由回族商人所造就的。河州回族谚语曰:“学会藏话值银子”,这里的回族商人用牲口驮运青稞、茶叶、布匹、装饰品宗教用品等到藏区赶“丛拉”(集市),向藏民出售。同时又将羊毛、皮张等土特产品贩于临夏内地商人。民国时期,回族商人还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的坐商。当时比较殷实的商号有“同兴盛”、“同心马”、“义兴马”、“世兴锡”、“德兴元”、“天顺祥”等。这些商号的经理和雇工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与当地寺院的活佛、喇嘛也有交往,关系十分融洽。民国十七年(1928年)前后,在拉卜楞经营的回族商户约有200家。有些回族商人还深入川北马尔康,青海海南、果洛、玉树等藏区,认当地千、百户为主人家,穿行于牧民帐篷间,用内地的茶叶、布匹、生活器具、各种小百货换取当地的羊毛、皮张、牛羊、马匹、麝香、鹿茸等[28]。
甘肃临潭地处藏区,邻近皆为游牧之地,回藏贸易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临潭回族“最会说一口流利的番话(藏语),入番地经商,是他们的首业。”[29]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察临潭时,临潭回族与藏族牧民交易时,商品主要为布匹、铜器及日用品等。布匹以红色为上,酱丹、黄、蓝、青等色次之,质料有红标、市布、府布、套布、直贡缎及人造丝等。铜器有铜锅、铜勺、铜壶等。日用品则有瓷器、临洮黄烟、颜料、针、线、念珠、铁器、面粉及玩具等。从藏区交换和收购的以皮毛、药材及畜生为主。皮毛有羊、猪、狐、狼、水獭、猞猁、鹿、熊、豹等。药材有鹿茸、麝香、牛黄、贝母、大黄、甘草、党参、山药、羚羊角及藏红花等。牲畜以马、牛、羊为主。临潭的商业大权,自清代以来,始终操诸回民之手。甘南、青海河湟其它回藏杂居地区,情况基本如上述略同,商业为回族所把持。
(二)包头“西人”中回族商人
近代包头(今内蒙古包头市)是西北皮毛集散中心,连接着皮毛的产地市场和终端市场,促进了皮毛的国际商品化,包头也由此发展成为西北的商业重镇,它的兴衰和西北对外贸易情况紧密相连。民国时期,“宁夏省移入货物的全部是经过包头,移出货物的80%是经过包头运往天津地区的。甘肃省输入品的全部,输出的90%是经过包头的”[30]。而在所有从西北输入的物品中皮毛最为重要。“包头毛业之盛,执西北之牛耳。然包头本地产毛无几,所有货物大都自西路来。”“每年来包最多者,首推西藏与青海二处之毛,该两处之集散地为西宁,可知所谓西宁套毛者,并非皆产于西宁也。其次来包之羊毛最多当推甘肃与宁夏,其大集散地为甘州、肃州、凉州、永昌、镇番等处,天津市场谓之西路套毛者是也。其次则为蒙边一带,指外蒙以南绥远北部而言,……所产之毛总称蒙古套毛。再次则为河套一带,每年产毛亦颇不少。最后当为包头本地所产。”[31]可见,包头羊毛的来源在西北地区,这些羊毛在包头整理、包装后,运往天津销往海外,当时天津羊毛80%以上来自包头地区。这些西北羊毛又以甘宁青的羊毛为大宗。西北地区的羊毛运抵包头以后,在包头的交易方法是:“除一部分由黄河上游运至包头河岸直赴车站转运天津外,余皆投行买卖。”[32]包头是西北羊毛贸易最重要的中枢市场,而在包头进行的围绕羊毛等牲畜产品的交易中,来自甘宁青地区的回族皮毛商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包头及其附近居住着许多回族,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晚清时期来的,大多数是1923年京包铁路开通后到这里的。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甘宁青地区,在包头被称为“西人”。在这个“大青山脚下,四时不断起着风沙,使得南国的人们投入了境界,即刻便会感到呼吸短促,鼻膜生炎”的地方,“任你走到何地何时,不断的会听到‘西人’的称呼,尤其是在交易场所或货栈里,总会提说道的。”[33]而在“包头之所谓‘西人’者,并非上海、天津一带的‘西人’,原来是对包头以西而来的宁夏、甘肃、青海等省人之总称也。”[34]这些从西北来的回族商人们,一边搭起临时帐篷,一边出售羊毛、皮张或医药等货物。其中有不少吴忠回商在包头进行商贸活动。
1924~1928年,直奉战争使得吴忠回商与天津的业务关系中断了。货物不能大量运到天津,很多商人往返于吴忠与包头一线。1925年,马振邦在灵武郭家桥创办了“振兴永”商号,并在包头、天津、西安等地常驻庄点,为本号采购和运销货物。马振邦后来将商号交给儿子经营。马五洲19岁时便主持“振兴永”在包头和天津庄点的业务。“振兴永”创业初期在本省灵武、吴忠、金积等县收购皮毛、甘草、枸杞、发菜、大麻等土特产,运到包头批发,又从包头采购杂货运回宁夏销售。到1930年代,骆驼已达140峰,羊1500只,雇佣运输工达20名,周转资金达10万银元,成为吴忠商业“八大家”之一。随着商号的不断壮大,先后在天津、包头、西安、兰州、西宁等地设立分号。1928年,李凤藻辞去军职,回到吴忠,决定将“天成和”商号从吴忠迁到包头。以“天成和”商号为总号,以包头为基地,通过包头的总号,在西宁、平凉、吴忠设分号。通过总号向分号输送货物,运出原料;通过包头的总号,向东与天津连接,将东部的日用品,运到西北销售;将西北的特产、原料运到天津等地。自1928年至1937年,“天成和”商号在李凤藻的经营下,步入全盛时期,当时骆驼200余峰,居吴忠商业“八大家”之首,资金发展到26万元。1929年,何义江在灵武创办了“义顺源”货栈,后改名为“聚源恒”货栈。“聚源恒”货栈以黄河皮筏和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往返于吴忠、灵武、西宁、兰州、武威、包头、张家口一带,将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收购来的羊毛、羊皮、甘草、枸杞、发菜、药材运往包头,转运到天津,然后将京津一带收购的绸缎、棉花、瓷器、糖茶、火柴、布匹、五金、首饰等驮运到吴忠、灵武、西宁、武威、兰州等地销售。“聚源恒”还在包头、天津等地常驻守庄客,在西宁、平凉、武威等地也常选店员坐庄,推销货物和收购当地的土特产品。经过几年的发展,“聚源恒”已发展到在吴忠和灵武有市房100多间、资金积累达到三四十万元。马月坡主要经营“福兴奎”商号,长期从事贩运,收购羊毛、羊皮、枸杞等特产,用驮队运往包头,再转道绥远、张家口到达京津地区。同时运回绸缎、布匹及日用百货等商品。使“福兴奎”商号成为当时吴忠堡最具影响的八大商号之一[35]。
此外,包头的许多皮毛店,如宝顺栈、德顺公、万发公、万顺公、文祥泰、德蔚隆等,或由吴忠回商合股投资,或者直接是吴忠回商独资经营。吴忠回商促进了吴忠与包头的经济互动,加强了两地的市场联系。
(三)甘宁青回族在其他地区的商贸活动
民国时期,甘宁青回族的商贸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活跃于西北的几个主要大城市,以及在其附近地区形成了许多城镇商贸网点,而且其商业网络遍布于中国其他地区,突破了传统经营的区域,加强了甘宁青区域市场与外界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回族商人的积极参与,一个以甘宁青为中心的大市场基本形成。
甘肃回族聚居的张家川地区,以皮毛、布匹集散市场驰名于西北各省,并在上海、天津、南京、汉口、成都等大商埠有一定的影响。张家川回族发扬了亦农亦商的经济特点,利用地处陇山古道,陕甘重要交通线的地理优势,深入到宁夏固原、西吉、隆德,甘肃的会宁、靖远、通渭、定西、临洮、临夏、岷县以及青海等远离集市、交通不便的地区收购皮毛原料,在张家川发展皮毛作坊加工。然后远涉上海、汉口、天津、西安、成都等大商埠销售,购买布匹、杂货返回当地贩卖,同时招徕各大商埠的资本在张家川扎庄坐行。回族商人马元超及其诸子创办的义信德是张家川有名的商号,他们从外地购买或收购土布、棉花、绸缎、茶叶以及日用百货,运回张家川批发给周边商人或零售给本地群众。一般来说,棉布、日用百货主要来自上海、天津等地,茶叶主要来自汉口、重庆、成都等地。还有许多日用百货及其他杂货在西安、青海、银川等地定购。
在这一时期,甘肃临夏回族商业也得到新的发展。临夏回族商人在藏区销售商品的同时,从藏民手中收购羊毛、皮张转销临夏,使临夏的皮毛交易逐渐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专营皮毛的皮毛商。这些皮毛商在天津出售羊毛后,遍游京、沪、汉及景德镇等城市,大量采购布匹、绸缎、百货、瓷器等商品,京、津的商品由火车运到包头,再雇牲口运到临夏;沪、汉等地的装火车运到潼关,再雇畜力车运来临夏销售,从而扩大了临夏市场的货源[36]。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胜利是平凉回族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平凉的茶叶,历来多为回族经营。20世纪30年代后期,锁兰斋的清顺茶店基本控制了当地大部分茶叶经营权,总资金达50万两白银以上。他们主要经营的是湖南的砖茶,将原料成批运到陕西泾阳县进行加工,然后运至平凉,再转发到甘、宁、青、新各地。抗战以后,由李云宾创办的利中商号,成为茶叶界的后起大户,直至解放初期仍兴盛不衰。平凉的药材业原来多为汉族经营,3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以李志清的正兴隆商号为代表的回族药材店,并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经营范围主要是大批收购陇南、华亭、泾源等地药材,经简单加工打包后发往中原和南方各地。平凉不盛产药材,却成了药材的重要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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