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

(一)晚清时期，回族在恶劣的环境中通过开荒种地、经营商贸、开采矿藏等活动，开始了艰难却有效的民族经济自存、发展之路

自清中叶以后，由于清政府执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尤其对回族更甚，致使回族政治、经济地位直线下降，回族多次举行反清起义。清政府镇压了各地回族起义后，将回族土地视作“叛产”予以没收，强行打破回族聚居区，强迫他们离开世代辛勤耕耘建立的家园，迁徙到水源缺乏、荒僻贫瘠的不毛之地，即“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断者，以便安置”^[27]。回族在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利用多种方法，把原来十分荒芜之处开发成良田沃土，如被迁赶到宁夏西海固、甘肃陇东山区的回族选择了开山造田;宁夏灵武三边(山边、湖边、碱滩边)、两梢(沟梢、渠梢)地带的回族选择了挖沟排水、引渠灌压碱的方法。晚清时期，甘宁青地区的回族，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对恶劣环境非凡的适应性，使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绝处逢生，并使荒无人烟的沟梢渠滩和深山绝谷焕发出生机。

善于经商的传统成为回族更灵活的生存方式，大多数回族经常利用农闲和各种机会，在乡村走街串巷或在城镇摆摊设点，亦或到偏远牧区贩运土特产品，为生计从事着本小利微的商贸活动。回族一般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和传统优势为出发点选择自己的经营领域，如清真饮食糕点业、牛羊屠宰加工业、珠宝古玩业、制药业、皮革业等是回族擅长的行业。除此之外，回族商人还涉足与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不相抵触的行业，如土产干果业、五金火柴业、瓷器业、丝绸布料业、贷栈旅馆业等。回族商人通过经营特色行业和涉足一般行业实现了与本地区传统商业活动之间的对接和互补，是对区域经济结构的丰富和完善。此外，回族商人不畏艰难，克服海拔高和交通不便等困难，把内地的茶叶、瓷器、丝绸、布料、食糖、针线等输入边疆地区，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边疆地区的畜牧、矿藏、药材等物产丰富，但因受轻商观念、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回族商人的中介作用，使得当地资源得以利用^[28]。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甘宁青区域经济中商业流通环节薄弱的状况，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同治劫难后幸存的甘宁青回族民众，除了继续从事亦农亦商的传统经济之外，在清末已有部分回族从事工矿业的自主开采，这是为寻求家族生存和民族复兴而在经济领域自发进行的一种尝试和探索。如宁夏境内著名的磁窑堡煤矿，作为宁夏最早的民族工矿业，它的二度开发即由灵州回族王氏家族发起，并招当地汉民入股，集股打井。再如青海的大通煤窑，开采始于明初，到了清末，已有12个井出煤，年产煤100万斤，其中有6个井是回民开采的。这些无疑是当地回族在中国近代所谓“创办实业”之风的熏染之下，在传统经济行业之外的一种新的尝试，尤其对于历经劫难的甘宁青回族而言，委实可贵。

所以，尽管晚清时期的甘宁青回族，几乎谈不上什么经济基础，但他们通过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作为个人、民族经济的起点，开始了艰难却有效的民族经济自存、发展之路。并在追求个体、家族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了甘宁青地区的开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更多的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而采取和沿用了传统甚至原始的生产方式，看不到太多近代经济活动的痕迹。但回族不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延续了在其先民时期即已形成的商业传统，更凭借着超凡的民族凝聚力和对恶劣环境的巨大适应性，将民族危机转化为追求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这正是“回回”民族令人敬佩之处。

(二)在近代甘宁青地区，随着回族工商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财富，为回族文化的拓展与进步打下了经济基础

民国初期，甘宁青回族社会经济逐渐在恢复，特别是其商业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有所变化，在回族小商小贩遍及甘宁青地区的同时，有一部分回族上层官吏和富商大贾以雄厚的资本进行大宗的商品贸易和开设商行。回族商人创造积累了财富，为当时清真大寺的修建、新式教育的开展等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资金支持。

清真寺不仅是宗教的场所，而且一开始就与回族的日常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清真寺也就成为回族聚居区中心和凝聚力的标志。“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甘督赵惟熙委任河州回族世家马麒任西宁镇总兵时在回族群众的迫切要求下，原东关清真大寺的尕穆阿訇(马进春)和赫奴阿訇(马福海)，提出重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倡议，马麒即捐资为倡，西宁地区的回族绅士，乡老沈复隆、何郁、马生禄、马升、米福贵、冶生录、刘善、马彦春等出面赞助，并采取分等摊派和出外募化的办法，共筹集白银万两。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五月动工，国民三年(公元1914年)五月竣工”^[29]。围绕于城中的“海乙寺”(中心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逐渐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通常是进行重要商业活动的场所，在许多情况下是一条中枢街道，当时西宁的中山市场就设立在离东关大寺不远的湟光大道旁。

回族近代新式教育的创办离不开本民族军政人士的积极倡导，以及富商大贾的慷慨资助。马辅臣虽然在民国时期亦官亦商，但他在大力发展工商实业的同时，也直接做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马辅臣在临夏堡子举办小学一所，一应经费包括书本费和教师工资，均由他本人供给。还有一所私立新华小学，马辅臣以校董事的名义，资助经费达5000多银元，又捐赠土地40亩，作为该校校产以充实经费。给临夏中学捐资2000银元，添置了桌凳，增办了高中班，所有高中班师资所需经费，均由他按月支付。此外，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期间，大力提倡新式回民教育，在城乡各地创办大批回民中小学，开创了宁夏民族教育的新局面。首先，在筹办学校之前，于1917年在今银川设立了“蒙回教育劝导所”。劝导所经常派员到各县和蒙回聚居区，说服乡绅富贾牵头筹款，兴办学校，并让他们担任学董、校长等名誉职务。马福祥于1918年创办“蒙回师范”于银川。同时，他还在各县积极推广回民小学教育。他于1919年先捐赠白银1500两，在永宁县纳家户回民聚居区开办“纳家户清真高级小学校”一所作为示范，然后又向各县象征性捐赠银钱，计捐白银1560两、铜钱5950两，以为号召，要求地方人士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群策群力，大办新式回民教育^[30]。从1917年到1921年，马福祥捐资并动员回族各阶层人士出钱出力，在宁夏灵武、吴忠、青铜峡、中卫、同心等地兴办了60余所回民高、初级小学^[31]。在青海西宁，马麒于1913年倡导设立了回民同仁小学。在东关富商的资助下“将东关社学巷口魏家的房子两院，赵万万家的前后两院，马启旺家的一院买为校产扩建校舍，广收学生，并在同仁小学背面北关街新辟操场一处，对学生加授体育课”^[32]。此后青海河湟回族聚居区的教育事业很快兴盛起来，到1922年5月成立了“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以促进回族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宣扬回教真谛为宗旨^[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