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主义看来,技术无法解决所有生态问题,需要转变的是观念,文化态度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保证人们有可持续生态福利的必要前提。人们的福利取决于他们确立新的社会价值观:一种超越人类利益的以整体方式看待生态的价值观。“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和使人满足的生存方式,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世界的关系和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6]
转变之一:要打破经济永恒增长的信念,树立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生态主义质疑工业社会的高增长、高技术、高消费的现代性目标,清醒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源极限,提倡可持续的生态社会。对于生态主义者来说,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是浪费的、破坏的与不可持续的。无限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无限消费是无法长久的,无限征服自然是具有毁灭性的。“只要‘福利’被理解为享有非生产性物品与服务,只要福利体系依赖于随着提高个人福利手段而带来的‘满足’数量的增长,那么,经济将受困于过度增长的环境剥削率,无法保证长期的可持续性。”[7]当然,不是不要增长而是要可持续增长,即增长处在地球能力的范围之内。
转变之二:要超越福利的狭隘经济含义,实现精神与生活类型的一种转变,克服人类无限的物质欲望冲动,通过约束自己的短期欲望来保证长期持续发展。“一个绿色社会不是物质丰富的大地,而是我们作为个人发展和以多样方式对共同体的善做出贡献的社会。”[8]生态主义战略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坚持地球生产有限,持续不断增长的消费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必须扼制自己的欲望;第二,坚持“弱物质主义”,区分“必需”(need)与“想要”(want),以更深刻的精神价值实现替代物质消费。[9]美国绿党活动家科尔曼(Daniel A.Coleman)列出十大生态价值观: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权力下放、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女性主义的仁爱与合作、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基层民主、社群为本的经济。[10]
转变之三:要摆脱征服自然的态度,要超越狭隘的自利,树立起对整个生态的责任观。生态主义把个人对生态的责任置于首位,甚至压倒了人类权利的重要性。生态主义提倡共同责任的观念,生态的善是所有人类共同具有的善,每个人都应肩负起对环境的责任。存在一种“生态公民身份”(Ecological Citizenship),它把公民关系扩张到公民与自然之间。莫里斯·罗奇(Maurice Roche)提到了生态主义对公民资格理论的影响,“第一,它主张人类义务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主张这些义务在一些方面具有压倒人类权利的重要性。第二,它要求我们反思我们所认为的福利的含义,以求将环境因素和价值包括进来。第三,它从两个方面扩展了我们相关的公民社会和社会公民身份的领域:它将之从民族国家的层次扩展到全球层次,并将之扩展到从全球到地方的其他生态相关层次;同样它将之扩展到当代之外,要求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社会性和道德义务、公民义务的代际间维度。”[11]首先,“生态公民身份”把环境关注引入到公民权利的理解中,环境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个体享有生活在不受污染环境中的权利,能享用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等。其次,“生态公民身份”对公民提出了保护生态的义务,需要对整个生态共同体与未来后代负责,去建立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和谐处理后代人与当代人以及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总之,人们有责任建立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与环境安排,不仅对人类负有责任,还要对其他物种乃至整个生态负有责任;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未来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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