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神圣的光环被祛除,道德宝座被推翻,理想主义被消解,知识分子陷入了与工具理性的不断抗衡之中,他们史无前例地忙碌又史无前例地焦虑,苦苦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却无所皈依。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及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时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是知识分子突破重围重新承担起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使命的时候了。
(一)精神突围:重建知识分子精神
当代知识分子在专业化、体制化、官僚化的包裹之下,批判声音渐趋微弱;面对消费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包围,他们逐渐失去了问题意识,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和现实性日益淡化,知识分子一词不再具有精神价值,是时候深刻反思了。邹韬奋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可以腐败,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却不可以腐败,知识界的精神腐败是真正可怕的。面对知识分子当前的困境及精神式微的现状,重建知识分子精神成为极为紧迫的课题。
1.知识分子道德人格的重塑
当前,我国社会各类管理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具有专业背景的知识精英的参与,他们的专业知识、社会责任感、道德良知直接决定着各类政策和决策的公共利益。但是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时经常面对权力和资本的诱惑甚至强权的压制,要在公共利益的分配上保持中立和平衡,仅仅依靠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有参与社会的勇气、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些都与知识分子良好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连。但是当前我国知识分子道德下滑情况较为严重,知识分子要走出困境,突破重围首先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重建。这一方面需要知识分子在深刻的理性和高远理想的基础上秉持高度的道德自觉,突破一己一派的樊篱,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知识分子的道德重建应当将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相结合,建立并完善好知识分子良好道德形成和保持的保护机制。不要将知识分子的合理需求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必须明白,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不是苦行僧和清教徒,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不能只苛求知识分子苦守清冷的精神家园而为生计哀号。
2.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重建
知识分子必须始终保持其批判性的本质。当然,这种批判精神应该是科学而理性的。为此,知识分子必须经受历史的考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敢于发言,敢于创造,敢于斗争。尽管当前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一定程度遏制了其独立人格的伸展,削弱了其批判精神,甚至让我们产生无力感,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可以毫无作为。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可以从业余和边缘的角度来提出中心的议题,并担负起从旁监督政府的责任。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心系其职的教授、专家,更应是处江湖之远的赤子。宠辱不惊、浩然正气、特立独行,这才是知识分子所应达到的境界。与此同时,要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及批判功能,必须给知识分子自由发挥的空间环境和制度保障。正如钱穆所说:“政治上层,乃至全社会必须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去自由研究,并随时预备接受他们之指导。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该自尊自重和自省,以达自觉自发的阶段,才可有真的救民族救国家的新政治之出现。”[11]
(二)全面突围:优雅社会的构建
政治体制的完善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改与完善,作为具有高深知识与反思完善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是面向未来的批判者和“敲钟人”,他们所竭力维持和追求的不仅仅纯粹是学理的价值,更有精神的追求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但在呼吁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中,依然感到某种不足。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循环互动,单靠知识分子单枪匹马的精神层面的呐喊,远远不够。就如人活着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为了生存而活,一个是为了活着的价值而活。作为形而上价值的创造者、引领者和维护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是为价值而活。但在当今这个物质价值不断凸显,精神价值却相对缺失的时代,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就失去了自身的选择权,而不得不背弃理想,被生活的洪流携裹着向前,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柏杨的酱缸文化所喻,一个洁白的中国人如果待在一个黑色的酱缸里久了,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变黑了。
因此,除了知识分子的努力,我们还要从整个社会的构建角度,以寻求全面的突围。这把突围的钥匙就是:优雅社会的构建。这里所说的优雅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优雅”,这体现在人的日常活动与精神状态上,如举止的文明优雅、内心精神的充盈完满等;二是社会呈现的“优雅”,表现为民众自由、富有尊严、公平公正、文明道德、适度悠闲等。总体说来,优雅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上,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人的各种才能得到自由的发挥,人的素养得到不断的熏陶和涵育,以幸福、尊严、自由、平等、公正、道德等为其基本特征的丰满社会。尽管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这个目标将日益靠近我们。关键是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优雅的理念,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也要更加体现这种尊严和优雅。只有在一个优雅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担当和优雅才有更好的培植土壤和环境,不然单靠精神层面的呐喊是远远不够的。
【注释】
[1]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10018),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一般项目(2015N100)。李梦云,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
[2]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10018),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一般项目(2015N100)。李梦云,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
[3]周学堂,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管理学研究。
[4]陶东风:《新时期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3期。
[5]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6][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7]杨军:《重建知识分子精神》,载《南风窗》2007年第2期。
[8]李梦云:《中国梦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的建构》,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
[9][以]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10]李梦云:《中国梦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的建构》,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
[11]钱穆:《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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