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控制的力量源自国家机构，总是涉及来自外界的干预，有外来力量的介入，如法律控制和政策控制等；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力量来源于非国家性质的社会组织、群体、个人及其对“越轨”行为的反应、消除或约束，往往依靠现有资源，针对性和持续性较强。
国家禁毒法律、法规、政策作为正式控制，以外来者的身份对吸毒者与被毒品影响的社会进行干预，目标在于解决毒品问题，恢复社会秩序，使社会运行步入正轨。而以禁毒为目标的村规民约、护村队、舆论等非正式控制，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有资源因地制宜地实施，因此能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相配合，实现根源禁毒和持续禁毒。
（一）正式控制
历史上，陇川县对毒品的抗争也包括R村对毒品的抗争。1953年，陇川县按照“正面代替，逐步削弱”的方针，大量调入小麦、蚕豆、豌豆、茶叶籽种，发放给村民并引导种植，到1961年，种植罂粟的现象基本禁绝。1957年8月20日，陇川县委发布了《对禁种大烟的意见》，同时规定从该年9月1日起，禁止在市场上买卖鸦片，所有烟馆停止营业或转业，违者一律予以取缔。1982年，陇川县公安局成立了缉毒队，到各个村寨进行缉毒排查工作，加大了对贩卖鸦片罪犯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力度。2004年4月，陇川县景颇族县长孔勒干的请求——“救救我们民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自2005年起，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禁毒人民战争，R村推行了以下正式控制措施：
1．实施强制隔离戒毒
依照国家法律给予吸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处理，是最典型、最强力的正式控制措施。
云南省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位于德宏州境内，所收戒学员主要来自该自治州及周边区域，由于收戒学员人数较多，该所分别在陇川、盈江设有分所。
离R村所在区域最近的，便是云南省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陇川分所。该所前身为1984年成立于麻栗坝的强制戒毒所，其于1988年迁至景罕镇宛岗村，2011年11月更名为云南省第六劳动教养管理所，此后又更名为云南省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陇川分所（以下简称陇川分所）。2005年，在第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之时，由国家立项改扩建工程，该所建筑面积由原来的4000多平方米增至20000余平方米，收戒容量由640人增至3290人。强制隔离戒毒所收戒容量的增加和强戒手段的完善，对于陇川县类似R村吸毒者的收戒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图7 今日R村精神家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戒毒条例》（以下简称《戒毒条例》）相关规定，陇川分所建立起“跟踪帮教制度”，常年跟踪回访，并承诺5年内若戒毒学员不再吸食毒品，陇川分所将对其奖励500元；建立劳动技能培训机制，组织戒毒学员进行生猪饲养、大棚蔬菜种植、甘蔗种植和理发等技能培训，为戒毒人员戒断出所自谋生路奠定了基础；组建文艺宣传队，先后深入各乡镇、村寨和学校进行禁毒防艾宣传；充分发挥禁毒教育基地作用，利用图片展板和戒毒学员现身讲述毒品危害的方式对前来参观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中小学生进行警示教育。自2000年起，每年“6·26”国际禁毒日，陇川分所组织景罕镇中心小学和中学的学生入所参观学习，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2．进行宣传救助
吸毒与艾滋病感染关系密切，当地政府意识到控毒与控艾滋必须双管齐下。陇川县根据《禁毒法》《全民禁毒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法规，大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并给戒毒人员提供关怀救助。2004年4月，陇川县成立了陇川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并根据2006年1月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规定，结合实际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在各个乡镇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培训，发放各种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材料。对毒品危害严重的村寨全面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创新村寨艾滋病宣传教育、咨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模式，进行不间断监测、检测工作，实行持“健康抽检卡”领取结婚证、准生证。同时，教育部门对在校艾滋遗孤实行建档登记并持续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关怀救助大量受艾滋影响的儿童。如此，有效减缓了艾滋病在深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村寨的传播速度，从而为控毒工作提供了支持。
3．成立“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在人的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初始社会化的作用，对儿童的规范和价值认知至关重要，其功能是任何一种学校教育难以替代的。但农村家庭教育的缺陷十分明显，父母文化水平较低，丝毫没有掌握关于毒品和艾滋病的知识，本身又受到集体环境的极大影响，对于子女的基本教育既无力，又容易造成消极影响。
意识到家庭预防毒品教育的必要性后，2006年5月景罕镇政府牵头成立了农村“家长学校”，对镇级以下各个村寨的家长代表进行毒品专业知识和艾滋病预防知识传授。R村也在其指导下成立了自己的农村“家长学校”，由受培训的家长代表，在农闲时，按每班60户，分班进行培训。培训期间，同时进行禁毒小品编排，组织表演比赛，其中故事情节均取自吸毒村民的实际案例。
农村“家长学校”的出现，既提高了村民的基础文化素质，给预防毒品专业知识的传授提供了平台，为村民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提供正确指导，对于因毒而成为留守儿童的帮助也更加全面了。同时使村民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丰富村民的集体生活，并替代毒、赌等不良集体活动。
4．整治罂粟种植
2014年春节前，景罕镇开展禁止种植、加工、食用罂粟苗、罂粟壳和罂粟籽专项整治行动。在各村委会协助下，镇政府工作人员到各村寨进行专项宣传教育，主要针对禁种、禁食、禁贩罂粟苗、罂粟壳、罂粟籽，以及种植、加工、出售、食用罂粟苗、罂粟壳、罂粟籽的违法性和危害性进行宣传；突击检查曾有种植罂粟情况的家庭，检查是否有残余情况；地毯式检查全镇蔬菜大棚、农贸市场、各类餐馆，包括烧烤摊，检查其是否存在种植罂粟、售卖罂粟籽现象。不定期的整治行动，对扫除毒品原生植物残余、巩固禁毒成果发挥了切合实际的效用，更使R村村民加深了对毒品的认识。
图8 今日R村人们辛勤劳动
（二）非正式控制
R村地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景罕镇，离中缅边境线仅十余公里，离章凤国家二级口岸仅9．3公里。与R村相邻的缅甸东北部的克钦族与R村景颇族有着相近的语言，以及相似的民俗、生活习惯，这给R村的控毒措施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加强边民的防毒、控毒意识是R村重要的禁毒措施之一。
但从另一角度看，R村距主要口岸通道拉影、拉勐很近，自古就是中缅贸易的集散地，具有便利的边境贸易条件，同时R村自然环境适宜开展农业生产，人均占有耕地充裕，如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开展生产劳动及边贸生意，R村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多年来R村村民根据本村毒品问题实际情况、自有习俗和文化资源摸索出以下非正式控制措施：
1．组织村寨护村队
R村借鉴同县（陇川县）的城子镇曼冒村委会上寨坝的“金木玲妇女护村队”[7]经验，于2004年由R村村民组织建立护村队自控组织，此举得到陇川县禁毒委员会和景罕镇派出所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图9 今日R村新居落成
R村护村队成员由部分吸毒者家属和村中未吸毒的青壮年30余人组成，分为巡逻员、联络员和安保员，并设立专门的“禁毒基金”账户，由专人管理。该基金主要来源于村民缴纳的“禁毒保证金”和对违规者的罚款两部分，主要用于护村队成员劳务补贴及奖励。
巡逻员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严格按照时间和路线安排进行巡逻，及时发现村内出现的外来可疑人员，并进行监督；当场抓获现行吸毒者，及时扭送当地派出所；在过年过节和村里有红白事人员集中的场合，到场监督，杜绝吸毒者聚众吸毒，一旦发现村民聚众吸毒，及时向派出所举报，并协助派出所工作人员查证；监督刑释解教人员的异常动向，并及时管控；建立刑释解教人员动态监控档案，与强制隔离戒毒所跟踪帮教制度配合，在戒毒所民警跟踪回访时提供档案资料等。
联络员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联络村内被收戒的吸毒者家庭成员，对他们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坚定他们禁毒的信心；在联络过程中，及时发现家属包庇和说情现象，并对其进行教育；对于毒品导致的未成年遗孤，及时发现，并帮助联系亲友照管。
安保员主要负责对现场查获的吸毒者进行临时看管并移交公安机关，以及阻止村内暴力分子的违法行为。
2005年，护村队部分成员又组建了调解小组，及时调解毒品引发的纠纷问题。这些纠纷主要包括村里吸毒成员在村内偷盗引起的纠纷事件，吸毒带动者与受带动吸毒者家属之间的纠纷问题，村民被收戒期间其他村民占用土地引起的土地纠纷，举报者与被举报吸毒者及其家属的纠纷问题，村内吸毒者因毒资与其他村民产生的债务纠纷。调解小组往往借助国家法律和村内“人情”对纠纷双方进行劝解、开导。为保证工作长期开展，调解小组还建立了纠纷档案，及时归纳总结纠纷处理中积累的经验。
2．落实村规民约
2006年起，R村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约定，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鼓励村民自我控毒、全体抗毒的规定，以此来控制村内毒品。这些约定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特殊约定
按约定，村民不得包庇复吸者，发现则进行处罚；因吸毒去世者，家属不得大肆操办丧事；吸毒者被收戒，不得托人、托物说情；村民不得给予吸毒者劳动帮助和资金外借；屡教不戒断者不得参加任何村民活动；吸毒者家中老年人低保由村干部代领转交，不得经过吸毒者之手；戒毒成功者向村民寻求劳动互助帮助，村民不得拒绝。违反上述约定的，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这项约定，获得村民的一致支持，其效果表现在：发动村民对吸毒者采取否定性评价、对吸毒者进行监控，同时规定帮助戒毒成功者，为其回归村寨生活提供了可能。
图10 今日R村崭新村貌
（2）帮教制度（见附件5）
R村针对解教成功回归村寨人员设立了帮教制度，该制度由戒毒解教人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共同拟定，目的在于帮助在强戒期间学会生猪饲养、大棚蔬菜种植、甘蔗种植和理发等劳动技能的村民开展生产劳动，以此影响、带动其他戒毒解教村民。此举得到了村民的极大支持。根据该村村民约定的帮教制度，一名戒毒解教成功人员和一名村民代表负责对一名戒毒回归人员进行帮教，帮教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帮教档案，掌握戒毒回归人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爱好、特长等，动员其坚持不复吸；筛选恢复生活困难者，帮教小组积极为其提供技术帮助，帮助他找到生存途径；对戒毒回归的未成年人，通过寻求亲友支持，积极动员他们复学或考试升学等。通过长期跟进、关怀，鼓励戒毒回归人员不复吸。
（3）流动人口管理约定（见附件6）
2008年，村内出现大批缅籍务工人员，在为本村农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的同时，出现一些吸毒者复吸、偷盗事件频发的现象。为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R村制定了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根据规定，村内娶缅甸籍媳妇的家庭必须主动进行登记，并报告缅甸籍妻子亲友到访记录。外来（流动）人口到本村租住房屋的，必须在之前持原籍证明和照片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并向村委会申请备案（在房东的带领下进行），否则不许居住。外来流动人口在本村居住，必须遵守本村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许在村里打架和做出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违反者立即搬出本村。外来流动人口暂住期满须在前三天到村委会办理注销手续或暂住延续手续。
3．实行村寨联治
R村所属的景罕镇共有八个行政村，由于相互毗邻，村民频繁往来，这为毒品在村寨之间的流通提供了便利，加大了公安机关对吸毒、贩毒行为进行查处的难度。据此，2014年1月景罕镇政府组织八个村展开联治行动，由R村等八个村小组组成八村理事会，制定八村公约和理事会财务规章制度。八村公约内容包括禁毒防艾、村风民俗和社管综治维稳三大方面的内容（见附件3）。八村公约更好地维护了八村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安定团结，为更好地开展综治维稳及禁毒防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村与外村的联合治理和经验借鉴，增强了自身持续控毒的力量。
图11 今日R村村民组织
4．利用风俗禁毒
边境村寨有着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背景，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风俗，它对各民族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同时，风俗又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相辅部分。面对毒品的深重危害，R村村民充分运用民族风俗的正功能，不仅通过风俗仪式对吸毒村民进行戒毒干预，而且对其他村民进行持续性的行为约束。风俗仪式戒毒起源于R村的一个傣族村小组拉院的傣俗“细万抓”[8]，其为自行戒毒方式，每天清晨，三五成群的傣族吸毒村民在“奘房”[9]前集中，包括正在自愿戒毒和经强制隔离戒毒出所的村民，他们进行“盆央蓝高断压，么辣让在压”[10]的宣誓，并由吸毒村民之间相互约束。后来，这种风俗逐渐运用于R村的汉族和景颇族中，村民们通过风俗习惯将禁毒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图12 今日R村禁毒保证书（见附件4）
（三）控毒效果
1．吸毒人员明显减少，戒断巩固率明显提高
目前R村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75名，戒断5年及以上的27人，戒断5年内的45人，其中2人服用美沙酮，2人进行社区戒毒，1人进行社区康复。2009年至今，R村实现了吸毒人员零增长。1995—2014年新增吸毒人数见表2：
表2 1995—2014年R村新增吸毒人数情况
可以发现，R村现有吸毒人员总数逐年减少，这与开展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密切相关。此外，从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戒断时间可看出，R村吸毒人员复吸率大幅度下降，并且有的戒断毒瘾人员已经恢复信心，在巩固戒断中积极寻求发展之路，恢复社会功能。[11]
个案6：R村杨某一家7口人，全部与吸毒、贩毒有关。爷爷从20岁开始便在缅甸种植罂粟，吸食大烟（鸦片），25岁返村结婚，婚后多次往返于中缅边境运送、贩卖鸦片，其妻也同其一起贩卖、吸食鸦片。母亲是独生女，上门的父亲同样吸食鸦片。3个儿子从小在爷爷和父亲的剁把筒（大烟枪）边长大，从小闻着鸦片味，三人成年后均吸食鸦片。禁毒人民战争开始后，贩卖鸦片变得困难，杨某一家开始没落，父亲、大儿子和三儿子分别被送入强戒所和监狱，二儿子被送到安徽打工，家无人住，地无人种。在父亲、大儿子出所回家，二儿子返乡后，护村组织对其严密监控，督促其参加劳动技能培训。两年后，早已荒废的田地终于收获了甘蔗。
2．健康水平显著提升，村民平均寿命延长
随着R村的毒情得到控制，毒品对村民的身体危害和精神伤害逐渐降低，原有吸毒人员成功戒断毒瘾，又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精神和身体得以恢复，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大大延长了自身的基础寿命，这又积极影响着R村村民的平均寿命。另外，村内社会环境大大改善，毒品本身以及因毒引起的消极影响渐渐消失，村民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获得了恢复和提升。
个案7：R村的一个景颇族村小组，在2005年以前村内90%以上的男子都吸毒。上至七八十岁的“阿戈”[12]，下至七八岁的“只丈作”[13]，都深深地陷入了毒品的泥淖里，“阿戈”难以寿终正寝，“只丈作”不能茁壮成长。村中时有丧事，可是无人操办、悼念。有孩子出生，可一出生便被艾滋病的阴影笼罩，没有新生命的喜悦。直到2005年后，各项控毒措施在该小组内得以实施，效果明显，茅草屋变成了空心砖房和青砖木房，绿意点缀了废弃的耕地，老人去世的丧事上人们跳起了目瑙[14]，孩子“三朝”[15]的时候有了欢声笑语。
图13 调查者在R村（一）
3．村民禁毒意识明显增强，民族文化得到发展
本研究对160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关于村民对国家和地方禁毒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见表3和表4：
表3 村民对国家禁毒政策和法规的了解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被调查村民知道国家禁吸、禁种、禁制、禁运、禁贩毒品，知道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触犯《刑法》，将受到刑罚处罚。
表4 村民对地方禁毒政策的了解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被调查村民，超过70%知道当地的鸦片替代种植政策，知晓当地加大强制戒毒所建设力度，力求禁毒的同时，也能发展生产。
图14 调查者在R村（二）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国家不断完善禁毒法律法规的同时，R村以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进行禁毒知识宣传，结合农村“家长学校”知识培训，村民自主组织进行自编自演禁毒小品等一系列活动，增强了村民参与禁毒人民战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形成“人人知禁毒、个个来禁毒”人民战争的浓厚的禁毒工作氛围，使村民参与禁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升。
R村的毒品得到有效控制，为当地的景颇族、傈僳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延续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又跳了起来，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仪式又活起来了。
4．村寨社会环境明显好转，村民安全感显著提高
本研究对160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关于村民对毒品受到控制之后村寨社会环境出现好转的态度的调查结果见图15：
图15 村民认为的毒品受到控制后村寨的变化
从图15可以看出，被调查村民普遍认为“毒资支出减少，村民收入增加”“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后代教育环境改善”“艾滋病患者增幅下降”“村民生产关系得以改善”“赌博现象减少”“村民劳动生产恢复正常，焕发活力”“劳动力缺乏情况得以缓解”。
可以看出，2005年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以来，通过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多层整治，R村积极借鉴其他村寨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本村毒情的特殊性自主创新禁毒措施，阻断村民境外亲戚毒源，严格管控贩毒村民以及家庭成员，严格管理外来复杂人员，使本村吸毒人员持续减少、复吸率明显降低，毒品蔓延趋势得到了遏制，刑事、治安案件全面下降，R村村民的生产环境、教育环境、卫生环境、关系环境和基层组织环境大大改善。
5．农业生产环境显著改善，村民生产互助紧密
R村的毒情得以控制，因毒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数量全面下降，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适龄子女辍学率大幅下降，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为村寨劳动力提供了质的保证和量的提高。另外，稳定的社会环境增强了村民学习农业知识的信心，村民学习合理利用生态资源，过去的烧山、盗伐现象有所减少，并在山地大面积种植杉木、西南桦、核桃、油茶等植物，滑坡和泥石流频发的现象得以改善，保证了大面积山地的完整。对于坝区的平地，村民积极响应国家“平田改土”政策，平整土地，实现局部农业机械化，农业土地环境得以改善。村民间相互协商，兴建沟渠，科学规划农业水渠网，保障农业用水高效合理的同时，减少了村民用水灌溉纠纷。有了土地和水源作为基础，村民积极向周边村民学习，种植烤烟、火龙果、葡萄和西瓜，而不再仅仅种植甘蔗。耕地少的村民，开始养鸡、黄牛和山羊，不再仅仅养猪，实现了农业生产多样性。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村民间的生产互助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村户间农忙时节“换工”[16]的劳力合作互助形式，在毒情有效控制后得以恢复，村民的生产互助更加多样、紧密。因山区坡地和坝区平地种植的多样性，农业生产对于劳力的需求大幅增加，村民间的“换工”更加频繁，村户间甚至共享缅籍务工者的劳力资源。“平田改土”、兴建水渠，以及实现养殖和种植的多样性，不仅需要村民间的劳力合作互助，更需要技术和资金的合作互助，为此，村民们相互学习，相互帮助，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多样性，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
6．村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发展壮大
R村农村“家长学校”、护村队、调解小组等基层组织的建立，人员组成、责任承担、特殊约定、帮教制度和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等为其运行提供了可循规则，不仅结合村寨实际情况，有效实现了本村禁毒，还能持续控毒，巩固控毒成果。这些组织由村民自发建立，其在对村寨进行控毒的过程中又激发了村民参与禁毒战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使村民树立了禁毒信心，更在村寨发展中增强了村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村寨后续经济生产、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实行村寨联治，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之间在控毒过程中的资源共享和社会责任共担，不仅发展了单独村寨基层组织建设，更壮大了多村寨的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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