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减贫经验及启示

一、日本贫困现状

日本在经济层面属于世界级的顶尖国家，其经济地位一直是亚洲的乃至全世界的翘楚，但强盛的经济外表下却笼罩着贫困的阴霾，根据联合国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已位居发达国家贫困之首。日本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是指难以生存，比如忍饥挨饿、无家可归等；而“相对贫困”是指在无法实现一般民众的普通生活，日常生活表现得十分拮据，比如晚餐吃一杯泡面、参加就职面试时连一套像样的正装都没有、参加婚礼时给不起礼钱、拖延缴纳房租以及公共费用等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国内的“相对贫困”人群多为年收入在122万日元（约人民币6万元）以下，且独自一人生活的人士。

20世纪90年代过后，伴随着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经济进入滞涨阶段、贫富分化扩大等一系列问题，日本的贫困人口有上升趋势。当然，日本的这种贫困更多的是一种相对贫困。此外，日本还出现了贫困代际传递的特点。由于社会的竞争压力很大，贫穷家庭的孩子可能在教育投资方面不足，这样可能会降低他们以后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如此周而复始，就可能产生出一个难以根除的贫困阶层[1]。

年轻人贫困问题凸显，普遍感到前途迷茫。对于身体健壮的年轻人来说，即便年收入低于122万日元，虽然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过一旦出现生病、失业等状况，存款也就会很快见底，从而造成生活困难，另外，对于将来职业技能的提升、结婚育子以及老年养老保险等生活规划也比较难以实现[2]。实际上，根据调查显示，收入较低的非正式劳动者的未婚率远远高于正式劳动者，因此，低收入者在建立家庭方面也会显得更加困难。根据日本政府机构的推算显示，目前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6%，也就是说，每6人当中就有一人处于相对贫困的状况，尤其是在近几年，以20岁年龄段为首的年轻人群的贫困率急速增加，其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年轻人的相对贫困率分别达到了女性33%，男性25%。

政府难解“儿童与老年贫困”。日本贫困问题比较特别，显示“两头大”的特称，即儿童和老人年相对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开发报告书》2014年版公布了人类发展指数，其中日本排名第17位，处于发达国家的下位。而根据日本劳动部的最新数据，日本贫困状况中儿童的比例达到16.3%，数发达国家之最。这一系列数据最终展现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每六个日本儿童中就有一人处于贫困，日本儿童的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的老年人很多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一些依靠微薄养老金过活的人因为疾病和与养老机构发生矛盾等原因从社会中层跌入底层。老年破产、流落街头的底层老人在日本据悉超过600万。

中产阶级生存愈发困难。根据日本政府划定的收入线，年均收入在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8.4万元）为中产阶级，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中产阶级每年的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虽说近年日本经济凭借“安倍经济学”有了一定起色，然而这却仅限于部分富裕阶层，对于更加广泛的经济阶层而言并无实感。实际上，推进雇佣流动化的安倍政权正在效仿美国，旨在建造一个仅由1%的富裕阶层独占社会资产的高阶层分化社会。截止到2007年，有2000万日本人处于贫穷当中，差不多每6人当中就有1个。并且日本的贫困出现了新的现象，即很多人有房有车，看似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贫穷当中。在这种状况下，日本正式员工的劳动环境早已开始动摇，中产阶层正在走下坡路。

二、日本的贫困原因

青年贫困化的原因。受教育时间不断拉长，父母负担不断加重。日本与中国一样，同样是一个学历至上的社会，由于社会对学历的不断推崇，导致青少年上学读书的时间被不断延长，相应的，这些青年人进入社会工作的年纪就会越来越晚，父母要养活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长。青年长时间待在学校，容易养成懒惰的性情，再加上日本近年来青年劳动力雇佣市场十分不稳定，许多青年人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因就业环境恶劣，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只能找到非正式工作。统计显示，20～30岁群体非正式员工占比高于平均水平。因工资低，很多大学生无力偿还助学贷款。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统计，2013年约有33万毕业生拖欠贷款。

而根据日本官方数据显示，日本45～60岁的人群收入在逐年下降，那么父母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就会担子越来越重，而获得高学历又是找一个好工作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让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所付出的费用不断提高，家庭可以负担子女的能力却持续降低。因此父母的收入、用于教育投资的费用以及对待教育的观念等都在左右着年轻子女是否能够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直接导致了结果的差距，这一差距最后有可能转嫁到陷入贫困的风险上。

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终身雇佣被弃。日本战后能建成中产阶级庞大的社会，终身雇佣制功不可没。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效益严重下滑，在经济界要求下，日本政府修改法律，牺牲劳动者利益，允许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抛弃终身雇佣制等日本职场传统。进入21世纪后，非正式员工数量连年递增。日本劳动部的统计显示，2014年度，非正式员工达1962万人，约占全部劳动者的37.4%，较1995年增加900多万。

社保负担不断加重，长寿大国之殇。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日本政府社保负担连年增加，每年需增加约1万亿日元支出，才能维持现有社会福利水平。2014年，以弥补社保开支缺口为借口，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税率上调3个百分点。政府税收增加约5万亿日元，但安倍政府只肯拨出5000亿日元用于每年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剩下的5000亿日元缺口通过降低各项社保标准或增加民众负担等所谓“阵痛改革”堵上，造成民众在医保、养老金等福利制度上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将社保负担推给民众，并将税收负担从高收入群体转嫁至低收入群体。近30年，日本政府一直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实施减税，对老百姓增税。以企业利润为征收对象的法人税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约50%下降至目前的不到30%，未来安倍政府还考虑进一步下调。日本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最高收入群体的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75%，降至目前的45%。而消费税是一种对全民征收的税种，收入越低，实质税负越高，提高消费税造成低收入群体生活更加艰难。

三、日本的减贫措施

1.农业方面的减贫措施

日本经济在20个世纪90年代滞胀过后，贫困人口数量呈现出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也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特点，而且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逐渐加大，农村贫困问题逐渐凸显。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失业率开始增加，农业发展陷入困境，农村贫困问题开始蔓延。在长期的农村反贫困实践中，日本较为成功的运用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有效控制了农村贫困率的发生。日本成立了以减少农村贫困为主要目标的农协组织，并积极发展农村旅游开发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农村的贫困人口，为农村反贫困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1948—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农业协同组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本农村社区组织，在日本称为“农协”，是日本农村的一个农民互助组织，几乎所有的日本农民都是农协的会员。农协为日本农民生产种植提供技术支持，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市场指导，负责农产品的销售经营、与中间商谈判，为农户争取有利的价格和经济效益。农协还成了金融机构，专门为农户提供农业贷款，帮助贫困农户走出生活困境。

2.区域性扶贫措施

日本同我国一样，也存在连片特困区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很明显。北海道地区处于日本最北端，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土地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等问题，这片区域属于日本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也是相随贫困的地方。自从二战以后，日本政府就采取了很多政策来扶持北海道区域的发展，让北海道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曙光。

从立法角度出发，明确北海道开发的重要地位。1950年，日本颁布《北海道开发法》，并建立了“北海道开发厅”（中央机构）和“北海道开发局”（地方机构），形成了中央直辖、地方辅助的开发体制[3]。1952年至今，日本共实施了七期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目前实施的是2008年颁布的《引导地球环境时代的北海道综合开发新计划》，每期都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且注重连续性和递进性，形成了完整的规划体系，并与日本的全国性开发规划相配套，保障了北海道综合开发的顺利进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予充足的金融支撑。日本中央财政加大对北海道的建设力度，特别是在基础建设领域，相较于其他县市，提高对北海道地区60%的资助。日本成立了政府金融机构“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专门对北海道的综合开发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等资助，截至1998年累计融资4.8万亿日元，有力促进了北海道的开发与发展[2]。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激活中小城镇发展活力。日本政府在激活了北海道主要城市经济以后，接着加强对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发展力度，对部分小乡镇设计了专项发展规划，并将这些规划有力实施，很多北海道的小村镇都成了有名的港口或是渔村。目前北海道有35个市，其中函馆、札幌、小樽、富良野4个城市常年高居“日本最具魅力城市”前十位。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不忘环境。日本政府在北海道开发的过程中，重点进行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投入，对于第二产业采取适度开发的政策，宁可少要一点财政收入也要把环境保护好。日本政府一直在北海道推广自然生态共生型社会，致力于降低经济开发对环境的破坏，北海道于1978年在日本率先制定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明确规定公路、铁路、矿山、农业、旅游等16类项目的开发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日本环境省专门在北海道地区设立地方环境事务所，监管指导北海道各城市进行环境治理，加强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了网走湖水污染治理、茨户川水质改善、景区垃圾无害化处理、道路防雪林建设等项目，遏制了北海道地区环境污染的趋势[4]。

3.传承多年的教育支边

由于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等差别，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很多地区孩子无法享受正常受教育的权利，日本政府为了让贫困地区孩子也能得到正常的教育，持续开展了多年的教育支边计划。

设立特殊寻常小学校，这种学校被民众称之为贫民学校。政府对这些学校的教育投入不遗余力，学杂费用免除并且定期发放学习用品，提供澡堂等生活设施，并且还设有晚间学部，夜学部比正常白天就读的学制会增长。学校还为就读学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工劳动，让他们可以贴补家用，同时为他们设立储备金，为他们设立基金，同时养成孩子储蓄节约的好习惯。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吸引优秀师资，贫民学校的教师工资及福利待遇大大优于普通学校，这一点对于贫民学校多年来持续运转并且培育出优秀学子至关重要，这些老师为日本的贫困学生教育付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政府还为农村贫困地区专门设立了教育投资经费，这些经费是单独列支的，独立于其他的教育经费，每年雷打不动的拨付给贫困地区学校。为了防止贪污腐败滥用资金的事情发生，日本政府严格规定了这笔资金的三个用途：充实设施设备，这些经费严格上来说只能为学生购买上学放学使用的交通工具，修建学生宿舍和教职工住宅；提高教师待遇，为了确保优秀师资愿意到偏远地区来，日本政府大力提高支边教师的福利待遇，并把握一个准则，一定要让支边老师的待遇高于普通城镇老师的福利待遇，每月向支边老师发放足额的支边津贴，让这些老师不用为了生活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支边教育中来；提供膳食补助，为了让贫困地区孩子可以健康成长，政府定期向偏远地区学生提供膳食补贴，保证牛奶、肉类的充足供应[5]。

四、日本减贫措施带给我国的启示

1.阻止乡村教师队伍流失，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福利待遇

近年来，我国的乡村教师队伍流失十分严重，很多贫困地区几乎看不到一个大学生或是年轻老师，很多年轻人来了没多久也走了，甚至很多人将乡村支教作为仕途晋升的投机途径，乡村教育队伍如果再不加强投入，我国城乡教育差距加大的趋势怕是若干年之内都难以扭转，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越来越差，贫困代际传递会严重威胁到我国的长远发展。

日本政府在对支边老师福利待遇上高投入的做法值得我们敬佩，也充分展示了政府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施政魄力。我国政府多年来都在高喊教育扶贫，但实际情况是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仍然凸显，优秀老师难寻踪迹，辍学率仍然很高，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都是初中没毕业就跑到城市打工，很多都成为“穷二代”。建议我国政府每年单独列支贫困地区教师经费，专门用来提高乡村教师的收入水平。可以不用像日本那样将乡村老师福利待遇高于城里，我们起码可以让乡村教师福利待遇与城镇持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师队伍流失的症结，贫困地区也才有底气招聘更好的老师，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可以享受到城镇孩子一样的教育环境。这也是目前政府能为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做出的最大努力。

2.环境问题的警钟要天天敲，绿色发展理念要植入人心

日本在扶贫与生态之间的舍得态度值得我们赞赏。日本政府在发展北海道时候宁愿加大第一、第三产业比重，也不愿意为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去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但是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良好发展，同样为日本落后地区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国目前的扶贫工作将产业发展作为重头戏，有些地方政府想借此机会大力发展经济，这本身没有错，但是部分政府为了提高政绩不惜践踏生态红线，在农村贫困地区大兴土木。扶贫开发一定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筹码，这样只会得不偿失。我国可以效仿日本的做法，在贫困地区全力发展第三产业，根据贫困地区山水特色发展农业加工业或是旅游业，将贫困地区带上绿色发展的道路。

3.加大扶贫开发规划，并用法律制度明确这些规划

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似乎还较为缺乏科学性的开发规划，特别是一些乡镇政府，在扶贫建设时候对规划的意识并不强，做出的规划都不太科学，或是缺乏长远目标。政府应该加大对扶贫规划的投入力度，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或是其他特性，编制更加长远、适用、科学的规划建议。上级政府可以鼓励贫困地区对规划加大研制力度，并出台一些政策法规来确保这些规划建议的可操作性，这样也可以从侧面激发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吕守军.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与工人阶级贫困化[J].2015（06): 73-79.

[2] 张元.日本青年贫困化之原因探析[J].青年探索，2016（02):109-112.

[3][4] 王文英.日本北海道综合开发的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00-103.

[5] 何芬.美、日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的经验借鉴[J].世界地理研究，2015（12):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