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资金的问题是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的焦点。我从2008年7月24日回到学校工作以后，每次见到大楼施工方人员或接到施工方递交的信函，都是把大楼停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学校，说是学校欠施工方巨额资金8600万元。并说所要的钱都是原来签过字的，必须支付，态度非常强硬。但是学校究竟欠承建方多少钱？我问了很多部门，又都说不清楚。那个时候学校的资金链已近断裂，连水电费都付不起：2007年水电气费是671万元，到我来时还没有付清；2008年的水电气费是678万元。每次都是市政水、电、暖部门要得急了，就东拼西凑支付一点儿。2008年学校账上的资金已经很少，付不起水电费了，更谈不上对教学科研的投入。2008年8月20日，我到省教育厅向蒋笃运厅长汇报学校资金极度困境时，实在忍不住哭了一场。蒋厅长非常了解学校的困境，就先从厅预备金中支持了300万元，以暂解燃眉之急。
虽然学校经济极度困难，但是我一向认为学校经济困难和正常的工程付款是两码事。付款一定要跟上工程进度，否则会影响施工进展。施工方强烈要求支付的8600万元确实是我来之前办过手续的，只差付款了。当时我想，这笔巨额资金支付之前最好核实一下，如果核实后确实应该付，我会想方设法去找资金。虽然不是我签的字，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欠款，我们理应接着支付。但既然经我手支付了，就要承担责任。我在郑州大学主管财务期间，对资金账目要求得很严格，收入支出必须明明白白。因此，我必须要弄清楚教学实验大楼原来已经付了多少，后续资金还需多少，教学实验大楼完全盖好还需要多大的资金量？鉴于以上情况，我和纪委书记许志宇、副院长付强、解建新主任、孟宪峰书记、方绍才副主任一起认真研究，提出应该梳理资金情况，把账算清。要找一个具有国家资质的工程造价审核公司，对学校教学实验大楼的工程造价做一个全面计算、核定。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做法，我又把这个想法提到学校党政班子会上讨论，大家一致同意。
通过认真考察，选定了北京诚和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诚和”）。北京诚和具有建设部批准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是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会员单位，是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入围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机构。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建设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项目经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建设项目概预算的编制与审核，并配合设计方案比选、优化设计、限额设计等进行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建设项目合同价款的确定，合同价款的签订与调整，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与审核等；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和仲裁的咨询；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且可以对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者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由于北京诚和的业务精湛，公平合理，在建筑业内有很高的权威性。所以我们选定该公司作为核算学校教学实验大楼前期工程价格的单位。
2009年5月12日，我带领纪委书记许志宇、副院长付强、解建新主任，与北京诚和负责人正式见面，代表学校商谈委托计算造价事宜。北京诚和看到我们的诚意和急切的心情，经过研究后同意接受对我们学校的工程价格审核。于2009年5月21日派了以孙总经理为组长的8位造价工程师开展此项工作。造价计算依据包括：招投标文件、合同书；施工图纸；掌握的部分变更、材料签证等。
2009年6月7日完成了已完工程造价计算，6月8日正式给学校反馈结果，原文如下：“河南中医学院教学实验大楼已完成工程造价为2.37亿元，经详细计算，学校已支付2.217亿元，按投标文件承诺‘按进度85%计’，应支付1.9975亿元，已超付2195万元”。
这简直大出人们的意料，所有人都惊呆了！一直被认为拖欠的教学实验大楼工程款，竟然是超付了，而且是超支付2195万元！我听了之后，就一再追问“算的准确吗？”“能经得起法律检验吗？”当得到肯定回答后，我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喜的是不用再发愁去找8000多万元了。同时也庆幸自己顶住了巨大压力，没有贸然支付这原来手续齐备的资金！至于原来超付的资金，要追回来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以后的工程结算中扣除了。与此同时，我预感到施工方肯定会恼羞成怒，组织民工的围堵会比原来更重，甚至会采取更加过激的手段。那个时候，时常有新闻报道因几百万就会杀人，何况这是几千万！
果不出所料，民工围堵的规模越来越大，围堵的时间越来越长，手段也越来越多。经常是几百人堵着新校区的南大门、东明路校区的南门和西门。东明路校区的教学行政楼是重点围堵区域。职工上班、教师讲课、学生上课都要从围堵民工的人群中间穿过。学校的会议已经开不成，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只好移到图书馆、三附院，甚至到邻近的黄淮宾馆租借会议室开会。
他们围堵付强副院长和解建新主任的办公室，大吵大闹。最让我痛心的是，几个打手竟然闯入解建新主任位于郑州大学的家中威胁他的夫人和女儿。为了保护解建新的安全，学校安排保卫处的宋扬和学校办公室的王玉玺每天跟随他上下班，住到郑州大学招待所里，有家不能回，一直持续了42天。施工方还组织民工尾追副院长付强的车，扬言要在路上对他动手，制造车祸。他们还曾围堵过孙书记的办公室。
对我的威胁围堵就更严重，因为我是学校法人，我不签字不能付款。经常有一大帮不明身份的民工闯入我的办公室，甚至有多名上肢有纹身的职业打手坐在我的办公室不走。学校保卫处曾呼叫求援未来路派出所，民警到我办公室去盘查过他们两次，但都是查查就走了，根本不解决问题。我去卫生间，他们就站在门外等着，唯恐我跑掉，我去开会，他们把着电梯的门不让我进，推推搡搡。有几次乘他们换班，为了能让我安全离开办公室，学校副书记徐玉芳，办公室副主任尹丽，让我戴上她们的头巾，穿上她们的衣服，几个人簇拥着我下楼。尹丽怕路上不安全，经常陪伴我。付强副院长怕他们在我上班的路上堵截我，给我配备了石灰防身器。学校职业技能培训鉴定中心主任周运峰找了一个会武功的男士坐在我的车上以防不测。这些打手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家的地址，竟然到我家楼下围堵，使我不能回家，第一个晚上，我爱人出差在外，我请第三附属医院田力副院长陪我在外面住了一晚，后来我爱人陪我住在军队招待所里。
在那个时期，全校师生员工忧心如焚，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现在想起那一段黑暗的日子，都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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