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物质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只有在能生存的条件下，才会思考和选择怎么生活。要想让居民过上好的生活，必须有充足的资源供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旧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收入连吃饱饭都成为问题，衣食住行等都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连年增长，在调查的C村，每户年收入都在3万余元以上，除了满足衣食住行，每个家庭都有一定积蓄，这些都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农村的经济活跃起来，工商业大力发展。调查显示，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从1985年开始，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2000亿元以上，吸收劳力6000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人多地少、资源有限、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我国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累计达到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5]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加近20000万吨（近4000亿斤），达到50160万吨（10032亿斤），增长65%，肉类总产量比1978年增加了6倍多，水果人均占有量增加了19倍。1978年至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1%。[6]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经济活跃程度大大提高。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建设新农村的新篇章。近年来中央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村发展、保障农民权益的政策措施，大大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到城市就业，农村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经济的活跃程度进一步增强，农民收入获得大规模提高。在调查中发现，C村农民种地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农闲时节在县城打零工、干建筑或到外地城市务工所得占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就业，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活面貌。农村研究学者贺雪峰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发达地区或城市务工。到现在，在中国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进城从事非农产业。这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灵活性与变动性非常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在城市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子女大多仍然留在农村，从而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全国农村大约有70%的农户家庭存在着这样的半工半耕结构。[7]在C村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提高一部分来自于农业收入，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的劳动。C村的中年男性一般在农闲时节在附近的县城打零工、干建筑等，青年人一般到外地城市务工。按目前的劳动价格算，中年男性劳动一天的劳务费是一百多元，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达到每天150元至160元甚至更多。在农业方面，C村人均土地2亩左右，每亩土地的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除去成本，每亩地的纯收入在1500元左右。目前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改观，耕种实行了机械化，农民认为种地还是比较划算的，不仅国家给予补贴，而且不必付出太多的体力。近年来，C村的农业一直保持连年丰收的局面。由于上级政府的号召和给予的优惠政策，在我们调查的河北省东南部T镇的几个村庄，有少部分农民开始种植大棚蔬菜。近两年大棚蔬菜的经济收益非常好，单个大棚年收益都在3万元以上。
经济收入的增加，为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收入的连年增加使得农民有经济能力购买现代化的商品，不仅在饮食方面而且在穿衣打扮、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支出都有大幅度增加，冰箱、彩电、空调等成为普通农村居民的消费品。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农民也有了满足精神需要的诉求，农民的业余生活逐渐丰富，休闲方式日趋多样化，人际交往范围大大拓宽。
（二）思想观念的改变
生活方式是人类特有生命形态的展开方式和方法，既与特定的经济条件有关，也与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关联。人的生活不是动物式的生存和“存活”，而是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直至追求终极价值的生活。人作为具有生命特质的生活主体，也是追寻生活意义的能动主体，能够在反思现实“生活怎样”基础上追问“怎样生活”，并通过创造性的生活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存文明形态，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个性展现。[8]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价值指引下的行为实践，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农民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有着必然的关系。在传统社会，由于物质匮乏，生活条件非常有限，广大农村居民树立了“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农民对物质追求没有太多的动力，崇尚简朴的生活。在生活中，不追求个人需求的满足，而以家庭与家族利益为重。在朴素的价值理念影响下，农民的生活方式简单，不注重物质享受，只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在访谈中，很多农民都谈到，老一代农民经过了多年艰苦朴素的生活，现在即使条件好了，也不将究吃穿，在生活中非常节约。老一代人非常热爱劳动，不劳动感觉生活没意思。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人，他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更深，这一代人不注重物质享受，他们的生活价值观更多体现了勤俭节约与艰苦朴素的理念。而年轻人则与老一代人不同，他们的生活更多是从个人需求出发，对物质的需求更多，享受生活成为年轻一代的生活理念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改变，以及国家对社会成员管控的松绑，农民的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在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下，“为自己而活”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价值目标之一。在生活中，社会成员行为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诉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商品的日渐丰富，加剧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动力。“享乐主义”充斥着一部分人的头脑，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成为部分农民的行为动力之一。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提前消费、名牌消费等逐渐被年轻人所接受。同时受实用主义价值理念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更具功利性、现实性，表现在人际交往上，人们非常在乎人际交往能否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实用价值。在人际交往方式上，人们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的同时，在交往中常带有较强的功利目的。由于传统思想的逐渐弱化，人们对宗族关系的认可度在逐渐下降，对业缘关系的重视程度在增加。
受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的驱使，人们在生活方式上更加注重自我取向，追求自我需求的满足。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他们的穿衣打扮在很多方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在休闲娱乐方式上，更加自由与随意。总体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农民也有了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更多机会，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休闲娱乐方面，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的方式。
（三）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示范效应
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示范效应有着重要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就业于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中受现代生活方式的熏陶，在穿衣打扮及日常生活方面不断模仿城市居民，久而久之，逐渐习得了现代生活的特征。来往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不仅给家乡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带回农村。很多在城市务工的年轻人在逢年过节回农村时穿着时髦的衣服，带着现代的日常用品，给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村居民很大的示范效应。改革开放后，城市现代文明也成为媒体的强势话语，在城乡文明的对比下，乡村生活方式对农民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被视为是“落后”和“愚昧”的，农民开始学习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尤其是来到城市中的农村青年，极力在穿衣打扮上去除自己的“乡土气息”，向时髦的城市青年转变，不断模仿城市居民的穿衣打扮与生活方式成为农村青年的一种日常仪式。在人际交往上，来到城市的农民工逐渐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在交往方式上逐渐向城市居民靠拢。农民工学习与模仿城市生活的目的是积极的融入城市生活，获得城市人的特征。在消费习惯上，农民工也受到城市消费方式的影响，逐渐去除了“艰苦朴素”的传统，在农民工看来，向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转变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潮流。
城市现代生活方式也具有超凡的魔力，它的影响力也无所不在，在媒体宣传上，从影视、报纸、网络等方面充斥的都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形象塑造。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居民全方位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与渲染。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娱乐方式、人际交往方式等逐步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从社会实践角度讲，现代生活方式也给农民带来了舒适的享受、个性化的表达。农民在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逐渐抛离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在多重影响下，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开始从享受生活的角度关注精神需求，开始涉足娱乐化的消费，生活诉求多样化。生活方式逐步从单一、枯燥向多样化、享受型转变。在城市生活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开始关注健康，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在生活品味上，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原来农民认为不干活就是闲暇，现在农民在没有农活时，通过打扑克、打麻将等度过闲暇时光。一部分经济条件好的农村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出门旅游，农民的生活日益多样化、文明化、健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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