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价值观变迁的动力分析

（一）农村文化的变迁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社会结构的变动，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文化正在经历转型，现代城市文化越来越多的渗透于农村社会。在城市文化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乡村文化正在面临转型，这为农村居民的价值观转变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农民传统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金钱意识、逐利思想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农民逐步摆脱了传统文化对他们行为的束缚，逐渐追求市场经济的文化与规则。在现代化的大潮下，中国在发展中不断宣传城市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转型的语境中，现代文化成为当前的强势话语与主要潮流。而以乡村为代表的农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比较中，逐渐被弱势化与边缘化。在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的视域中，城市被认为是“富裕”和“文明”的代表，农村则被看作是“贫穷”和“野蛮”的同义词。这使得在当今社会文化体系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国农村文化陷入被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等强势文化所改造的境地。城市文明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自己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最终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农村居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样态、思维习惯、人际交往等都受到城市文化的多种影响。在城市化的强势推进中，农村社会原有的乡村文化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与文化基础，在与城市文化的对比中失去了自信，从而最终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7]原有的乡村文化已经发生改变，注入了很多城市文化的要素。在农村文化变迁的境遇下，农民的价值体系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建立在现代实用文化基础上的价值观成为农民行动的指南。

（二）生活实践对农民价值观的多重形塑

价值观作为思想意识的一部分既来源于生活实践，又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展演与变迁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离土生活、务工的经历、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等生活实践对他们的思想与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社会实践的不断变革下，农民的价值观经历了冲突、震荡与再建立的过程，农民的价值观在变化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不断被重新塑造。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我们理解农民价值观的变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吉登斯认为，相对个人而言，社会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社会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吉登斯看来，一方面社会结构是由人们的行为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又必须在既存的社会结构才能展开。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它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处处挤压行动者的外部约束，同时也是行动的条件。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8]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来看，农民的价值观是在既定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同时变化的社会实践又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主地谋划生产、经营，通过自主经营既锻炼了农民的独立能力，也培养了农民的开创精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民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背景下，农民对国家、集体的依赖性减少。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流动的壁垒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务工，这不仅意味着农民就业方式的变化，也意味着农民生活空间的的转换。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过程中，城市的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价值观念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冲击与改变。在人际交往方面，陌生化的人际交往环境与不断流动的生活状态，使得他们更加理性的处理人际交往关系。就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的价值观念更加关注就业与生活的实际，功利性凸显。不断参与市场竞争与交换经济使得农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促进了农民对法律、规则以及交换价值的再认识，从而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在生活领域，面对城市生活的诱惑，农民开始注重生活享受，在不断的感受与经历下，农民传统的“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念开始动摇，他们也体验到了现代商品所带来的舒适与享受，在物质的不断刺激下，农民追求金钱、物质的观念不断强化。同时在村庄场域中，富人生活的示范效应等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利己思想的确立。在多种生活领域，不断践行的现代生活实践在逐步消解传统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农民价值观的全面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