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传统乡村秩序的现实表达

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秩序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指的是人们从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以指导和协调人们的行为、相互关系、维系共同生活的行为方式与准则。从静态角度讲，社会秩序指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与模式，体现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动态角度讲，社会秩序指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运行的规则性与连续性^[9]。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分为两类，一类为正式制度，一类为非正式的制度。在本文中，传统乡村秩序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农村社会形成的，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的，基于传统血缘、地缘文化的传统乡村规范。从内容上看，传统乡村秩序包括传统的习俗及地方性的乡村法规及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由于科技及信息以及管理手段的限制，中央权力很难深入农村基层。在这一时期，以宗族等为代表的血缘、地缘等组织形成了农村基层的自治组织，并成为维持农村基层的主要力量，这些基层组织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等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传统农村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体现了农业文化环境下人与人之间遵循的互动规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规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加快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也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半熟人社会”，在城乡流动的背景下，现代文化不断冲击着变迁中的农村村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正在发生着现代转型。

（一）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并存

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不能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等尺度来衡量，必须以乡村“社会关系”为核心。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10]。在乡村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很多现代性因素冲击着乡村社会，改变着乡村社会的结构。有的学者认为亲缘网络作为传统社会中一套适应性的文化制度，与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和物质生产水平相适应。中国农民对于这种传统亲缘关系有一种“本体性”需求。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传统先赋关系的衰颓在中国社会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传统亲缘关系，作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断复制和放大^[11]。有的学者通过调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中原有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并没有消失，它的内涵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变化，“姻亲”进入差序格局，源于血缘和姻缘的亲缘关系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可以用“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来表示^[12]。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壁垒的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农民的生产方式不再以农业为主，传统农民的交往对象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朋友、同学、同事也成为农民的人际关系之一。尤其是农村社会中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历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使得他们对人际交往有一种强烈渴望。在外出务工的同事中不断发展出情感密切的“朋友”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加强与同学的交往，通过“同学聚会”“拜把兄弟”“日常生活的互相帮助”“结婚随礼”等日常交往活动，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交往密切程度不亚于传统的家族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传统的血缘关系还要密切。这种交往既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种利益的互惠。处于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民的交往方式不再局限于血缘与地缘关系，源于情感与利益的需求，在原有“差序格局”的基础上社会交往的范围在扩大，出现了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并存。在社会关系的交往规则上，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人情与传统伦理道德，“利益”也成为指导人际关系的重要维度，人们在进行社会关系交往时，不仅看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且也看利益的裨益，“差序格局的理性化”与“传统礼俗的工具化”成为现代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讲，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也具有了现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或特征，但是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仍然是相差甚远。

随着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现代信息网络也进入了农民人际交往中，成为农村社会关系沟通建立的基础之一。在河北省T镇C村的调查发现，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及，现代通讯工具成为农村居民交往的载体，这大大拓宽了农民的人际交往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传统的社会关系有了全新内涵。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农村青年也经常使用QQ、微信同他人进行交往。在河北省T镇的C村，很多家庭装上了无线网络，农村青年通过手机上网随时同他人取得联系，关注好友的动态。一些农村青年也与同学建立了微信群、QQ群，这使得农村青年的交往不再局限于本区域内，超越了地域限制。新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内容也在不断强化着农村青年的交往意识，促使农村青年理性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调查发现农村青年网络交往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网络交往既是为寻求现实中的帮助，也是为了满足个体沟通、交流的目的。网络互动也强化了了农村青年对于社会关系的情感诉求，同时也给予了农村青年对自我意识的表达空间。与此同时在调查中也显示，一部分农村青年通过网络也认识了新的朋友，通过网络抒发个人情感、表达生活诉求。

（二）传统礼俗与理性行动的并存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在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农民依靠传统生产方式进行谋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生活形式简单、组织形式单一。在年复一年的生活中，传统的乡村居民之间彼此亲近、交往，形成了共同的生活认知与价值观念，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礼俗，这些经验与礼俗给予了农民生活很大的指导作用，在礼俗与经验的指引下，农民行为有序、生活安定，按照特定的轨迹生活。在相对简单的生活中，农民个体的价值观、生活轨迹与路径处于“同质”的状态，彼此差异性很小，生活完全靠经验就可以应付。在这样的生活中，农村居民逐渐形成了以适应共同体生活的乡规民约。由于大家彼此熟悉，使乡村生活充满了人情味，同时乡村共同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规范作用，大家对乡规民约也非常认同，传统道德、习俗、共同的生活将村落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实践中，农村居民用习惯和经验处理日常生活的事务，祖祖辈辈都是沿着共同的轨迹生活，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慢，生活的选择性成分比较少。在不变的场域中，传统的惯习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也形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路径。在这样的场域中，习俗、经验等构成了农民行为的引领，生活中没有太多的选择，也无需进行理性算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乡村生活的轨迹，乡村的悄然变迁改变了乡民熟悉的生活道路，打破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而又重复的小农生活路径。工业化、市场化的因素不断进入乡村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大批农民外出务工，城市生活的经历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共同体”式的农村异质性不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另外务工群体也给家乡了带回了现代性的因素，加快了乡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理性化，理性就是在确定目标和行动时，为了更快的实现目标和提高效率，对实现目标所需的手段或工具进行了选择。传统社会的行为更多的是靠传统和经验，现代社会更多的是靠理性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及城乡流动的加速，传统的农村逐步原子化，社会成员的行为渐趋理性化。面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农村居民在传统经验中无法寻找到答案，更无经验可循，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不得不成为进行理性算计的行动者。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生活形式与不断变化的就业、生活选择，很多农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目标与行为选择的一致性。虽然传统礼俗并没有完全失去效力，也没有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变迁销声匿迹，但是在变化的农村场域中，在不断的行为选择中，人们已经无法完全按照礼俗去行事。一些新的情况与礼俗所依赖的场景完全不同，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在行为中会创造一些新的习惯与说法，或者用一种变异的礼俗来行动。传统的礼俗的权威性也不断的受到侵蚀，在不断变迁的农村社会中日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农民在行为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实践场景结合传统礼俗与理性算计进行行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