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堰的水政管理

作为成都平原上历史悠久的大型水利工程，通济堰能维持长期运行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水政管理体系。本节拟讨论通济堰的水政管理，从州官兼理、设立专管机构、基层的堰长制、经费来源等方面，探讨国家对水利事业的介入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并发生作用，探究国家政治变迁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管理机构

（一）州官兼理

据考证，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蜀郡守文翁创建通济堰。^[3]自通济堰创建之初直至有清一代，通济堰并无专职的水利官员，相关水政事宜均由州府地方官兼理。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章仇兼琼重建通济堰。“通济堰……唐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所开，自修觉山下引水灌溉新津、彭山、眉州、青神等处田亩，凡三百余里。”^[4]唐末通济堰濒于淤废，五代时眉州刺史张琳主持大规模修复，时通济堰可“溉田一万五千顷，民被其惠”，百姓赞之：“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粳稻丰，南阳杜诗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5]北宋末年战事频繁，通济堰因疏于管理而时有湮塞，至南宋已是“陇亩弥望，尽为荒野”。绍兴十五年（1145年），眉州知州句龙庭实大修通济堰，“贷诸司钱六万缗，躬相其役，更从江中创造，横截大江二百八十余丈，与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于是前日荒野尽为沃壤。庭实又为书名曰堰规，至今不废，邦人为立祠，岁时祀之”^[6]。至明代，宣德七年（1432年），“修眉州新津通济堰，堰水出彭山，分十六渠，溉田二万五千余亩”^[7]；正统七年（1442年），“修江西广昌江岸、萧山长山浦海塘、彭山通济堰”^[8]。对此，万斯同所修《明史》记载较为详细，“四川彭山县请修通济堰以资本邑及眉州新津灌溉，命州县正官率军民修之”^[9]。

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川总督黄廷桂主持修复通济堰，“仿都江堰制，竹篓垒石为堤，浚渠自新津修觉寺余波桥起，至彭山回龙寺下智远渠止，共七筒。引渠灌溉新津田三千五百余亩、彭山田一万三千余亩”^[10]。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1753—1755年），眉州知州张兑和彭山知县张凤翥扩建通济堰，“引灌县小海子水入旧堰，开浚智远渠下古沟八十余里，凿翻水口分支入眉，共复彭山古渠二十八”。扩建后的通济堰可以“灌溉田七万三千一百十六亩有奇”。^[11]嘉庆七年（1802年），眉州知州赵来震、彭山知县干芢和新津知县丁癸籀会同商定，“由三属按亩摊买白鸡河住民吕超沙地一段”，“开河一百五十四丈五尺”，“引金马、羊马诸河水入堰”以扩大水源等，从而使通济堰渠首达到“南自余波桥北至白鸡河，堰身全长一十一里零”的规模。^[12]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省盐荣道分巡成绵监兼管水利道和四川分巡建昌常备道兼管水利会衔，就通济堰的分歧派候补州牧查勘，同时令新津县知县会同亲勘水势，筹议挑挖事宜。^[13]清代，眉州设有州判一职，兼管水利，“佐治有州判一，司督捕兼水利”^[14]，“州判专司其事，每岁秋杪，会同新彭两县履勘堤埂”^[15]。光绪三年（1877年），眉州州判程元昌奉命“履勘丈堤埂”，“督工通济堰”。^[16]

（二）专管机构

尽管民国以前通济堰灌区尚无官方管理机构，但晚清已有半官方的专管机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寿桐任彭山知县，为了解决征收水亩钱困难的情况，设立堰工局，“设局董（一正一副，任期两年。正主出纳，副佐之，副任满则升为正。去任之正，又举一副为佐）董其事，而岁修工程则以监修（二人）、堰长（八人，每堰上下段各一人，每期两年）驻堰督之”^[17]。所谓的正副局董，则是“地方官在有田50亩以上的受益户选择委派”，至于堰工局具体的运作，“局董专管征收水亩、处理纠纷等事，另设监修二人，专管岁修中修扎堰堤、疏浚堰沟事务。堰工局还设有司事三人、丁役二人，执行日常工作”^[18]。从堰工局的组织来看，虽然由官方设立，局董的任免权也归属官方，但实际充当局董、副董者，均为地方殷实水户。

宣统元年（1909年），官方为清除积弊，饬令成立三属堰工研究会，“钦命二品衔署理四川通省劝业道周，为札饬事：照得该县农田皆赖通济堰水以资灌溉，自应以灌田之多寡为用水之标准，从前安车地方数目、开闭时节、筒口大小，皆有一定章程。近来堰众皆□□□□□（书中方框“□”为字迹缺损。全书同）益，不守定章，□□□□，常致涉讼，若不及早整顿，后患伊于胡底。除札委眉州州判随时分驻通济堰督理彭山、眉州、新津三属堰务，有事随时查勘处理，并分饬眉州、彭山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移商出示晓谕，传集境内堰长，择彭眉新适中之地，设立三属堰工研究会，各推明白公正廉能绅士一二人，充当会长。堰户有事告知会长，随时公请州判到场会议，当守旧规者守旧规，当改良者改良。凡修堰以前之收费、估工及劝工，以后之监督，工竣后之验收，皆必由会公同举人分别任理，而以全会监察之。不得再如从前任听堰长侵蚀款项、偷减工料，纵容堰户横挖恶截，酿成讼端，总以结合团体、维持公益、剔出积弊为宗旨。如有彼此地方官再不能决，可禀本道裁处，勿任动辄争讼，□积弊尽除。三属农田各享其利，事关重要，勿稍违延，仍将移议办法、成立情形、会首姓名告示底稿，会禀核夺，切切毋违。此札。右札新津县准此。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19]堰工研究会一直保留至民国，民国4年（1915年），彭山县设立堰工研究会。“新津县知事公署为饬委事：案奉西川道尹饬，并转奉巡按使批，据前任耿道尹转详新彭眉水利委员议覆，彭山县拟设通济堰堰工研究委员会，奉批照准，饬即查照办理此饬等，因奉此，随查议覆简章，本县应设立堰工研究会，置会长一人，该绅既系该堰水户，学理优长，堪充会长，足能胜任，合行饬委，为此饬。仰该绅即便遵照就职，克期组织成立，收全该堰务，实行研究。仍将遵办情形具报查考，切切。此饬。知事沈。右饬通济堰堰工研究会会长刘汝滨准此。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20]堰工研究会会长也均系在地方有一定声望的士绅，代理地方官处理本地水利管理事宜。

民初，通济堰灌区始设官方专管机构。民国元年（1912年），废除前清州判官制，设新彭眉水利知事，专管新彭眉三属水利堰务。民国2年（1913年），四川省行政公署实业司下令：“查该水利知事一缺，现经本公署暂定为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奉公章程不日即将令发。”^[21]由此，新彭眉水利知事改称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其治所水利委员公署设于新津二王庙内。民国5年（1916年），担任了一年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的黄奠勋请求辞职，其在辞呈中提到自己责重权轻，只能在新彭眉三属之间尽量调和矛盾，“忽染弱疾，不时失红，动作维艰，督工办事心力俱有不逮；兼以责权不专，事恒多掣肘”^[22]。或许确实因病不能继续担任水利常驻委员，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这个职位责重权轻，每多掣肘。档案材料也不乏记载，民国7年（1918年）9月13日，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宋学夔咨请新津县罗知事派队弹压毁坏堰堤的游民：“通济堰堤埂篓篾，近有无业游民千百成群肆行折毁，敝署巡丁过少，无力制止，相应咨请贵知事，恳祈速为设法弹压，以维堰堤，而顾要政，实为公便。”^[23]当年年底，西川道道尹的一封电稿中又提及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的无奈之语：“云绅民不服□案，已派代表赴省，面见省长，民意如斯，不敢过拂等语。”^[24]

二、堰长制

通济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专管机构，其日常运作主要还是靠基层的堰长制。“新津县派堰长二人，彭山八人，眉州二十人。”^[25]堰长以下，设有堰勇、堰差若干名，专门从事看守堰堤、抽收船筏捐等职。

（一）充任资格

充当通济堰堰长，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并通过相关的充任流程。

现任堰长推荐人选。“具报状：下堰（按：通济堰新津段分上下两堰）堰长杨合六为报恳饬认事情。长充当下堰堰长迄今限满，理合报填，今选得本牌水户徐恒亮殷实老成，可以充当，不致误公，长是以报恳饬认。伏乞大老爷施行。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知县传唤被推荐人选。“正堂翟签：仰该役前往太平乡即唤通济堰上下堰长田裕丰、杨六合（按：当系笔误）具报充当来任，张永和徐恒亮立即唤令随签赴县，以凭饬认接充。去役毋得迟延干咎，速速须签。同治五年十二月。”接任者来县报到。“具禀状：太平乡一支职员徐恒亮为认状事情。有通济堰本年堰长杨合六具报职接充来年上堰堰长在案，蒙准签唤，职理合来案具认接充，承办公事，经理堰务，不致疎虞干咎，中间不虚，具认状是实。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批复为“准认”^[26]。又如：“具报状：通济堰下堰堰长文学泰为报换事情。长充当通济堰下堰堰长一载已满，理应报换，长已同众粮户商议已妥，何其洪殷实老成，堪已充当，不致违误，中间不虚，具报状是实。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正堂杨签：仰该役前往帅方明、文学泰报充当上下堰长之田裕如、何其洪立刻随签赴县，以凭饬认。去役毋藉签需索，滋事迟延干咎，速速须签。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禀状：太平乡民何其洪为认状事情。有通济堰下堰长文学泰具报长充当堰长一案，民奉签只得赴案任充，具报状是实。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批复为“准认充”^[27]。

可见，通济堰堰长任期一年，由现任堰长向知县推荐下任堰长人选，知县认可并传唤新任堰长。充任的前提条件是家境殷实，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亩，然后才是做事老成，具有一定的声望等软实力。在换届流程中，现任堰长起主导作用，按一比一的比例向知县推荐接任人选，知县只是以官方名义监督、认可之，一般不会否定上报人选。

光绪六年（1880年），出现了不愿充任堰长的情况。堰长罗崇先、张福兴分别上报水户潘霍霄和张洪有为下任堰长人选，不料后两人状告前者不顾实情，挟私报复：

具禀状：东太一支甲长潘怀儒为禀恳做主事情。甲田亩无多，在通济堰仅有水分六亩零，其弟兄分派，甲仅水分二亩许。……殊堰长罗崇先不查虚实，报甲为潘霍霄，充当下年堰长在案，蒙签饬认。甲思堰务甚重，岂任崇先挟私妄报，已投团保刘义昌、郑春发等说明，令甲呈明另议，免误堰功。甲为此赴案禀恳作主，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28]

（据张其富，即张洪有供）小的□□□□□□□，下堰堰长张福兴具报小的接充堰长一案，蒙恩签饬。但小的水亩不多，挨轮报换，不该小的充当，终来案供明，今蒙吩谕。通济堰向系报一不能报二，应否小的充当，着回家向本支团保刘义昌查实禀覆接充，小的遵谕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供。^[29]

文童张明远为父亲张洪有申诉：“有通济堰堰长张福兴与童为上年放水口角有嫌，妄报童父张洪有为下堰堰长，何敢□恳，但童亩少粮微，力难承认，况下堰旧规东沟应报西沟水户，不得仍报东沟，乃伊与童均系东沟，伊何得妄报，且隔年报充王国吉等曾以恳除勒报等情在案，已准赏示照旧来年公举报换，殊伊不遵批示，任意挟嫌妄报，致使童遭隔年充之咎，童为此声恳作主，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知县批复是：“该处堰长究应如何报充方昭公允，仰太一支各团保在于公所集众妥议，具覆核夺。”^[30]

事情一直悬而未决，直至翌年三月，罗崇先、张福兴再次恳请知县饬令潘怀儒、张洪有接充堰长职：“长等经理堰功，将届告竣，无人承认堰长之责，况年限已逾，长等协同团保刘义昌、张廷亨、罗润堂等于今十一日公议，仍选潘怀儒、张洪有接充，不致疎忽，业已数日，伊等违抗不认。长等是以禀恳祈赏签饬认充，以专责成，而免误公，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七年三月十九日。”知县再次表示应由民众集议定夺何人接任：“前据张明远及该堰长罗崇先前后具恳到县，别批饬太一支各团保集众妥议，迄今未见议覆，殊属疲延，仰即传谕各团保迅遵前批，在于公所集众议定应令何人接充，联名据实回复，以凭核示，毋再玩延。”^[31]十天后，各团保回禀众议结果，“今三月十一日，保等协同大团保刘义昌等在邓公场公所集议，仍选得潘怀儒、张洪有二人均系殷实水户，堪以承充堰长之责，不致违虞公事。保等是以遵批议举缘由，不敢隐匿，只得禀覆”。据此，知县的裁定是“据集众议定，仰即传谕潘怀儒、张洪有作速赴县认充，不准推诿”^[32]。此后，潘怀儒、张洪有仍再三申诉，但均被驳回，直至九月初两人才不得不接任堰长一职。

此次接任纠纷，前后僵持了九个多月，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水户，为回避充任堰长职，不惜再三申诉，拖延时间；另一方面，扮演着仲裁者角色的知县，行政效率低下、权威弱化，尽管几经波折，其裁定结果终被执行，但其最终裁定的依据是“众议结果”。

至民国，不愿充任堰长的情形愈加明显。民国6年（1917年），何嘉和上报刘汝滨接充上堰堰长，刘以自己已经身兼数职为由请辞。^[33]而当年下堰堰长的出炉更有意思：“具禀状：通济下堰经首杨东淮、魏泽楷为恳赏札委以重堰务事缘。通济下堰堰长一年一换。注案：每年于阴历六月二十四日在文昌宫齐集，各□经首凭神拈换，永远遵守。首等于二十四日集众经首……拈换堰长，适张泽敷拈得民国六年堰长，均无异说，修堰用费，首等照案支给。因此来辕恳赏札委张泽敷为民国六年通济下堰堰长，以重堰务，伏乞知事先生公鉴。民国六年八月十二日。”知事批复：“如恳，饬委以专责成。”^[34]这种拼运气的充任方式，未见源于何时，但究其原因，大概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很大程度上与通济堰水亩收费不敷有关。因为水亩钱“由官饬役随各堰长分开征收，以资修理。惟堰长岁更，不能遍识本段水户……故每岁水亩钱恒为堰役私收，堰长则赔累不堪，多数破产”^[35]。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一次充任纠纷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充当堰长的负担之重。“具禀状：东太一支甲长帅应乾为不查妄报，恳饬另报事情。同治八年，长胞兄帅春发朋充通济堰堰长在案，赏示不虚，今张洪玉不查妄报长充当，况长与伯未分家，时承充此项，因水亩之钱措收艰难，累债甚多，又将田业出售二十余亩与钟义和，兹长仅有水四亩零，现充甲长，公事浩繁，又在练丁，何能接充此任？况载水亩二三十亩及十余亩未充过者甚多，伊不选报，独报已充之家复充，实系苦乐不均。长只得据实禀明，饬伊另报，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知县令团保等查明覆夺，团保查覆：“具禀状：东太一支支保文学和，团保王国吉、张廷亨为遵批禀覆事情。有通济堰下堰役满堰长张洪玉具报帅应乾接充堰长在案，讵应乾以不查妄报呈恳，蒙批所禀是否属实，应否另报，仰该团保等查明覆夺。保等遵批，查应乾同治八年使帅春发水名充过，有案可稽，况应乾现今甲长，水亩无多，不能垫贴，保等遵查缘由，不敢隐匿，只得据实禀覆，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36]明确表示水亩钱征收艰难，堰长累债甚多，甚至要出售自己的田产，水亩少无法垫贴等。可见，在征收不齐的情况下堰长往往需要自己垫付，因垫累过重，故无人肯当。

（二）职责范围

堰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承担岁修各项事宜。通济堰岁修，由各堰长统筹，招工搭棚修淘，同治六年（1867年），新津知县晓谕：“尔堰长、夫头务须一体遵照旧规，修淘堰沟，并将应用竹篓编制齐全，加用稻草簟笆，挨次砌塞坚固，以免河水渗漏，切毋偷减草率。”^[37]岁修完毕后，堰长需上报知县，如：“长等充当堰长，应办堰堤，于去岁十月开工，至本年三月完工，毫无违误，堰上笆篓俱业已做好。”^[38]如果遇到洪水冲垮堰堤，也由堰长组织修缮。光绪十一年（1885年），堰差禀明洪水毁堰堤事宜，新津知县分别牒移眉彭知县，“希即饬令该堰长等，将冲塌堰堤迅速培修”^[39]。

通济堰的水亩收费，也由堰长征收。“水亩钱，通由新彭堰长经收支用，此旧制也。”^[40]钦命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一则批文中提到，议派堰工银米“仰即转饬堰长查照核定之数催收，务期实收实用”^[41]。档案中也常见堰长禀恳示谕饬令各水户按时交纳堰银堰米的记载。

此外，每年岁修完毕，照例堰长还需在二郎庙敬神演戏祭堰。同治七年（1868年），堰差伍高等恳请新津知县移之彭眉并饬令各堰长按例敬神演戏。“具禀状：眉彭新三属堰差为禀请移知事情。通济堰历来做堰工毕，四月初旬，三属堰长在二郎庙敬神演戏，有案可查。今四月堰工完竣，堰长等并不敬神演戏祭堰，以致河水欠缺。役等不敢隐瞒，只得禀请赐问移知眉彭两主，饬各堰长来二郎庙祭堰演戏，以免坏规，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具。”^[42]得以批准，饬令照例敬神演戏。

三、经费来源

通济堰的岁修经费、日常修缮开支、专管人员薪俸，主要来源于官拨经费、堰田租银和水亩收费等。

（一）官拨经费

雍正十一年（1733年），黄廷桂主持修复通济堰后，奏请得每年官拨岁修费银五十二两。“雍正间初，经重修以后，即例定每年修理由新、彭两县在水利同知衙门请领银五十二两零，拨分两县堰长承修。”^[43]同治八年（1869年），彭山移文新津知县，会同赴成都水利府请领修通济堰工料银两，但具体领取多少，未有说明。^[44]

民国4年（1915年），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黄奠勋从西川道道尹公署“借款五百千文以作淘修通济堰经费，应准借支”，公署要求黄奠勋“会商三县知事，迅筹款项，解缴来署，以重公款为要”。^[45]次年，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宋学夔请求拨款时，西川道尹拒绝并要求归还上年借款，“查通济堰淘修费用照案应由新彭眉三县集绅筹款办理，去年借领钱伍百千，本属暂时通融……迄今日久，借款未据筹解。本年大修都江堰款尚无着，兹据详请借款伍百元碍难照准。仰即会同三县集绅妥为筹款，办理淘河；一面速将去年借领钱伍百千设法筹解来道，以便归款”^[46]（引文里的“五百千文”“伍百千”“伍百元”为档案原文的用法。“千文”是铜钱的单位，也可称为“千”；“元”是银元的意思）。民国6年（1917年），宋学夔再次恳请拨款疏浚河道，但再次被拒，奉省长指令的会议决定“现值公帑奇绌，殊难照拨”，令“就地筹集或即按粮附加，以资办理”。^[47]

（二）堰田租银

据《重修彭山县志》记载：“白鸡河地亩自买入以后，即分佃与罗、谭等姓耕种，每年但由二王庙僧经理收取干租，并无压钱。嗣因地被水冲，即停止收租，后又逐渐淤积，仍由罗、谭等家垦种。民国十年，二王庙僧本华商明三属堰务首人，拟各与原佃升租，罗、谭等先则不允，后则竞称系祖业遗留。本华乃诉经新津县传讯，并丈明罗余氏等佃种之田七十余亩、谭德沛等佃种之田三十七亩零，并经讯实两姓所种之田，悉属通济堰产。判由通济堰认给罗余氏开垦费钱二百钏，谭德沛钱一百钏，均改作压钱。各向通济堰另约承佃，每年罗余氏称租钱四十钏，谭德沛称租钱二十钏。……谭德沛狡悍，判决以后转将此业分佃数姓，重取压钱，以为骗赖地步，因是又纠纷年余。至民国十三年，始将各佃押金由通济堰各予折认六成，始将全业接收。注案：新津县，每亩岁各称租钱四千文。”至此，在新津县境内，通济堰共计“成熟田地一百零二亩五分二厘四毫三丝，基地三亩八分八厘五毫。合安压租银二百七十两，压租钱二百六十三千，共收称租钱一百五十八千八百二十文”^[48]。民国5年（1916年），堰长何嘉和从前任廖承周处接管堰务事宜，向县知事禀明接收置买堰田红契八张、佃户四十家、压租钱二百四十九千文、租谷七十二石五斗五升、租钱一千文。^[49]故实际上民国10年（1921年）以前，通济堰堰田已收押租，不过，堰田租银和官拨经费一样，都只是很小一部分收入，但在经费拮据的年代，也算聊胜于无。民国6年（1917年），何嘉和禀报因物价上涨，经费入不敷出，需要变卖剩谷十九石，以资接济。^[50]当时通济堰经费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三）水亩收费

乾隆年间大修通济堰后，彭山知县张凤翥在《详议善后事宜》中建议根据水源先后、灌溉早迟、筒口高下、得水远近，把通济堰灌区分为上、中、下三则，每则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即所谓“每岁修护工费，宜分别有则也。查通济堰由新津历彭山达眉州，则水源有先后之不同，灌溉有迟早之迥异，应分别筒口情形之高下，得水地处之远近，酌定数目，共济其事。自新津起至彭山土堰止，向系旧有水利，应列为上则；又自彭山会中筒及西支堰至文殊堰交眉州界止，应列为中则；又自向家筒至白鹤湃、金竹湃，列为下则。如遇大修，上则每亩应派银二分五厘，中则每亩应派银二分，下则每亩应派银一分五厘；岁修，上则每亩派银一分五厘，中则每亩派银一分，下则每亩银派五厘。其筒车、牛车均系高田，应查明照下则派办；或有新开旱地改为水田，随时报明，核实加派，隐匿田亩者罚儆”^[51]。订立了按亩分则征收水费的办法。

这种按亩分则征收的水费，即“水亩钱”，“由新彭堰长经收支用”^[52]，然而，水户每每隐瞒水亩，拖欠水费。档案中常见堰长恳请官方晓谕百姓按时交纳堰银堰米。光绪二年（1876年），堰长田裕如、何其洪上报“堰堤修理过半，各水户堰钱堰米每多估抗推延，为此禀恳示谕催收”；光绪十年（1874年），堰长赵子忠、张洪玉上报“堰堤修理过半，各水户堰钱堰米每多估抗推延，为此禀恳示谕催收”^[53]。类似的恳请大概是经常之事，连表述都如出一辙。为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彭山知县康寿桐组织全面调查全堰水亩，查得水亩“上堰载水亩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七亩六分九厘二毫，中堰载水亩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亩四分零一毫，下堰载水亩七千九百七十三亩六分七厘五毫，西支堰载水亩五千七百七十四亩九分四厘一毫。四堰共载水亩三万六千七百三十八亩七分零九毫”^[54]。同时，康寿桐还制定了按三期计收水费的办法：“自估工后开局日至年底为第一期，每亩照派定原数征纳；自来年首至封工为第二期，照派定原数加二十文或三十文征纳；自封工后至八月底为第三期，又加二十文或三十文。过此未完，则由役抬垫清扫。”^[55]这种分期加征的办法，类似收取“滞纳金”，具体效果如何，从《重修彭山县志》载《光绪二十九年至民国十二年通济堰收支一览》来看，大体上，清末时通济堰每年可收钱七千千文（“千文”是铜钱的单位，也有称“千”的）左右，民初逐年增加，水亩钱明显占通济堰收入的绝大部分。但就收支平衡来说，大体清末盈亏之后尚有所结余，而民初则以亏损为主。^[56]可见，通济堰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水亩收费，有所谓“通济堰民捐民修”^[57]，水亩钱的征收方案由官方指定，但具体的征收工作皆由堰长承担，并直接由堰长用于修缮维护通济堰事宜。

船筏捐也是通济堰比较重要的收入之一，下文将专辟一节讨论。此外，同治七年（1868年），修筑二王庙时结余有银五十两，存在当铺，所得月息用作二王庙的烛火钱。但民国以后，不仅官拨经费得不到落实，甚至连这一点本属通济堰的经费也被挪作他用：“前清同治七年，贵县陆前任监修落成，节存银五十两，发商通顺当铺生息，月息五钱，饬由该庙住持按月领作灯油之用，历办无异，卷可覆查。民国以来，此款为贵前任周开办警察经费不足，全数提借，而该庙神灯因兹旷废……”至民国5年（1916年），有商人允诺“将该庙原存本银伍拾两设法如数拨还，襄兹善举”。^[58]

国内外从事水利史研究的学者们，总是试图将水利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或沿用西方的某些理论体系，或探究本土化的解释模式。“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在社会史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在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和社会在水利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国家对水利事业的介入。

部分学者提出了清及清以前的历代王朝后期水利事业“民间化”的阐释体系，认为在各王朝后期，主要是清王朝后期，水利兴修的主体、资金来源、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呈现出官办水利民间化的趋势。郑振满较早地提出了这一研究理路。他认为由于地方官府财政紧张，“官办”有逐渐向“民办”过渡的趋势，说明了明清时期政府的作用在不断削弱，而乡族组织的势力却不断壮大。^[59]张建民的研究也证实了清代两湖地方水利兴修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加强。^[60]钞晓鸿认为清代以来，汉中地区民办水利勃兴，官办水利日益具有民间化趋势，官府对水利社会的控制更为间接。^[61]佳宏伟认为清代财政赋役制度的变革，使得地方政府的支配力量日益削弱，导致了清代汉中府堰渠水利兴修中民间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62]可见，明清以来地方水利兴修的民间化已成为不少研究者认同的观点。不过，也有对此提出异议的学者，鲁西奇、林昌丈在考察汉中地区堰渠水利和列举其他地区水利事业的基础上，提出“在同一时期，民间力量在水利事务中的作用的确表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但看不出官府（国家）的影响有一个与此相应的、逐步衰退的过程”；历代王朝国家从未试图全面干预水利事务，并不存在国家主导水利事务的阶段，也就无所谓“民间化”的说法。^[63]这样的质疑颇有参考价值。但其实每位学者的结论都是基于特定的研究区域或范围，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体系，而相互间的批判正是对某一理论的修正和完善。

通济堰灌区所展现的国家对水利事业的介入情况，也稍与历代王朝后期水利事业“民间化”的阐释体系有所出入。通济堰从创建之初直至清末，相关水政事宜均由州官兼理，而恰恰是晚清时期，出现了半官方性质的专管机构堰工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官方加强了对水利事务的管理。至少，这样的事实表面上并不支持国家逐步退出对水利事务的介入与干预的观点。另外，历来通济堰大修由官方主持，但因并未设有专管机构，其日常的维护工作应当还是靠民间力量来完成的。所以，民间力量一直存在，无所谓“民间化”，只是民间力量可能有相对加强的趋势。

从长时段的观察来看，通济堰水政事宜从州官兼理到民初设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专管，表现出来的是国家企图加强对地方水利事务的控制，这是国家对是否介入水利事业的一种意愿。至于这种意愿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作用，则是另外一回事。堰工局虽为官方设立，但充当局董、副董者，均系地方殷实水户，档案中也少有堰工局的相关记载；堰长的报换需得到官方认可，但也仅仅是走个流程；在堰长充任纠纷中，作为仲裁者的知县显得效率低下，权威不足。民国政府积极介入地方社会的管理，派新彭眉水利常驻委员专管通济堰事宜，但这一职位责重权轻，每多掣肘；在岁修经费的拨发过程中，民国政府更是捉襟见肘，甚至出现了挪用通济堰存银本息的情况。总的来说，国家企图介入水利事务，干预社会生活，只是其意愿，但在实际操作中被大打折扣，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历史由晚清进入民国，这样的事与愿违也愈加明显，而这反过来又可能刺激国家加强干预水利事业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