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讼与健讼

基层组织和新政权的“息讼”态度，与百姓是否一致？一般百姓可能会像白玉顺一样，接受地方团保和甲长的调解，不告到县里，但也有人则希望一直告到底。案例一中的老农刘兴镒就一而再再而三告他的乡邻抢劫，从宣统的彭知县，到大汉军政府的王知事、民国新津县的陈知事，再到成都府控诉检察院和四川陆军第十五团。在案子了结后，刘还继续向中华民国四川陆军中将军衔特任军事巡警报案。他与邻里的官司经历了三轮互告。从他报案时所列失物清单可以看出，他是乡里的有钱人，家境富裕，还从事民间借贷，损失的财物让他耿耿于怀，不能抓住劫匪，只得状告与自家结怨的邻人，但又屡不到庭，意图通过官司拖累，进行报复。这个人就不愿意“息讼”，而是非常“健讼”。

前文已述，1911年农历十一月，刘兴镒曾向大汉军政府新津县控告其邻里汪廷璠等人抢劫，经王知事当庭对质后，判为“无据空指，殊难凭信”，让几位邻里“各即回家，解释嫌怨，仍敦邻谊，必须相友相助，以御外侮”，互相控告的几方当即表示服从调解，刘兴镒虽然在县府表示同意，但他心有不甘，于该年十二月初八日，继续写状子再告，受到王知事的呵斥：“该民不知仰体本县曲全苦心，竟尔砌词妄渎，殊属刁顽已极。”^[64]刘兴镒依然不服，继续向上一级机构控告。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刘兴镒向军政府司法部上告，军政府司法部次长覃孔将此案转交新津县处理：“据该县民刘兴镒以纠众毁劫等情上控汪廷璠等一案奉批。尔家被匪抢劫，既经差获刘泽元等供出同伙姓名，无难按名缉究，仰司法部即饬新津县速予勒限严拿，务获质明，追赃惩办，勿任弊塌致贼远飏，切切。”^[65]

此批复下达到新津县时已是1912年的正月初二，县府似乎没有理会此文。正月三十日，刘兴镒又到县府告状，说军政府司法部判词未能得到落实，按时令马上要春耕了，需要耕牛，希望县府“除暴安良”，按“都督词批按名缉究”。^[66]县府批阅：“案经前任讯明判决，该民并不遵照完结，又复出头缠讼，不免自取拖累，唯既据呈恳姑兹遵批，唤案彻讯察夺。”^[67]

二月十八日，新津县刑房派人去缉汪廷璠、刘泽元、刘香廷、倪纯安、杨春山、汪廷璧、汪悉远、汪光文、倪月斋、倪玉堂、汪皮远等人。与此同时，各被告人也继续状告刘兴镒。内容跟第一轮互告一样，只是这一轮的状子写得更为详细，事情的原委阐述得更加清晰。这次互告的时间从正月一直延续到六月。

刘香廷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家与刘兴镒家因为水田沟路之事产生矛盾的经过，以及前任彭知县的处理情况，并指出刘兴镒家被劫之时本人并不在家居住。“去年六月，民父刘长甫与刘兴镒为沟路讼，前清彭主案下蒙讯断谕，赔谷开沟，了案，卷查不虚。熟料随遇乱世伊乘藐抗，沟谷两悬，俟平静，伊知赔谷开沟，难辞其咎，旋于十一月伊突控被劫等谎诬民在案，蒙王主集讯察破伊奸伪，仅将责斥未蒙深究，并饬具诬告切结。殊伊心怀叵测，报复前讼之嫌，意起骗谷抗不开沟之谋，甚将民蒙控都督辕下，奉此票唤民始知。况民前由教练毕业充当巡长，嗣因警长议招成军维持大局，民闻身家莫保遭乱时，民于二十日来县，在张兴义家暂宿于二十二始归，有县绅张兴义、曾玥琳等活质硬保，讵伊挟诬蒙控昧良已极。经前知事唤质，民实无辜，应惩伊罪，幸伊子当堂替伊受刑，王主念伊愚昧，减免销案。今伊砌捏复控，以先发制人，意图骗谷开沟。现值春耕在迩，伊任抗延，何以耕栽，前经至时三载误耕，伊反捏诬民，情实成心，只得申恳主究断结，伏乞。”县府批示：“候质讯。”^[68]

倪月斋指控刘兴镒诬告：“具恳状：北区民倪月斋、倪纯安、倪玉堂为幻蒙诬累恳赏彻究事，缘民等素守家训理乱不闻，上年刘兴镒同民胞兄倪纯安充当堰长，因公挟嫌，民等并未计较，去年刘兴镒被劫，喊叫团邻，民等见世界强梁，未允帮捕，弟兄子侄，亦称小有，只图免搂劫于一己，何敢结怨恶于匪人，由此隐恨在心，藉伊禀报株累民等在案。”^[69]倪表示，前任王知县已经召集所有原告被告，当堂对质、审讯，命各自回家解释嫌怨，相安无事，但刘兴镒又上告都督，“并株民等子侄，蒙准发回，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况伊县控呈词，系诬民等，今又捏控民等子侄，前后大相径庭，其诬累情形，难逃洞鉴。”^[70]

汪廷璧、汪廷璠也告刘兴镒和证人刘松泉，关于刘兴镒告几位邻居一案，前任王知县已经当庭判决，认为刘兴镒证据不足，“堂责兴镒，皮刑初举，突被伊子下跪求代，维时王主慈良一片，刑歇宽宥”。但刘兴镒又重新上告，并添加证人刘松泉，而刘松泉与汪家因为茔树问题发生过纠纷，曾到保长处评理，保长斥责刘家，刘家不服，因而“祸酿成讼，集讯又受刑责，并刑及泽玉可查，嗣受刑归家，疑讼之舆，为保唆督，疑刑之责，为保蒙坏，疑而且憾，见不舆言，且跳保册，其势不共戴天”。所以，乘家里被劫一事，捏造罪名，控告仇家。^[71]

对于这一轮互告，陈知事做了如下批示：“案关上任，实均应质讯明确，尔等既同来案，确勒集质讯彻究。”^[72]

五月十七日，汪廷璧、汪廷璠、倪月斋、倪纯安、倪玉堂、刘香廷、刘刚成等被告到县府等候裁决，但原告刘兴镒及家人却不到案。时值农忙季节，几位被告要求县知事派人催促原告尽快到案，以便早日回家务农。陈知事批曰：“尔等既已来案，仰原差立即开原送审，不准片刻稽延干咎。”^[73]但几经催促，原告仍不到案，派去缉人的差役只得上报县知事：“役等传伊质讯，伊支吾回家，藉故不面，汪廷璠等迭向役等催送，役等莫何，只得禀明。”知事批曰：“悉刘兴镒上撰既经批县拿办，至已半载，乃竟迭传不到，歉系徒告不审，希冀拖累，可恨已极，呈请将此案注销。”^[74]新津县于五月底将此案注销。

1912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刘兴镒继续上告到成都府控诉检察院，在诉状中指控汪廷璠、汪廷璧、刘泽元、刘香廷、倪月斋、倪纯安、倪玉堂、杨春山、汪悉远、汪静远等人于1911年阴历十月二十二日中午率匪百余名，持刀抢劫财物价值达三千余金，当时正值动乱之时，前清县官“未属鸣冤丢处致延冬月，新馆履任，始报差拘困闻匪”，命差人刘安、刘顺缉拿刘泽元，刘供出参与抢劫的人有杨春山，汪廷璠亦供弟侄辈参与此事，王知事“据供注名判县交案例办。维差欺民农懦，暗受匪贿弊，塌延腊脏”，致使办案拖沓半年之久，仍未解决，因此告到成都府控诉检察院，“如婴投救，合恳鉴提全卷尽匪尽法追办”。^[75]

这个诉状与前面材料中所述的情况有出入。刘兴镒把案件拖沓的原因归结到差人头上，实际上与王知事通过庭审质讯已经结案的事实不符。

成都府控诉检察院接到报案后，立即命令新津县政府：“贵县民刘兴镒以扫劫冤封纵匪仇戮等情控诉汪廷璠、汪进远等到院，据此当经本院批。据呈，该民于去岁被劫损失甚巨，嗣经拿获刘泽元一名供出伙匪姓名，不难跟踪逮捕，仰候照会新津县悬赏购线，按名严缉，务获到案，分别就办，无任弁队玩塌，脏瀎匪飏，此批。”^[76]。

1912年农历七月十日，成都军事巡警接到报案，刘兴镒在成都看到汪进远，报告到军事巡警处，派巡警将汪进远抓住，押送回新津县审判，途经华阳县、双流县。犯人从华阳县交到双流县，再由双流县交到新津县。

下面是华阳县转给双流县杜显裕的公函：

华阳县奉军事巡警总监杨令开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初十日，即阴历壬子年五月十七日案，拟西厅报称本日午前九钟，有新津县兴义乡农民刘兴镒报称去岁十月被县匪汪廷璠、汪进远等抢劫损失甚巨，曾报恳本县缉捕未获，并上成都府控诉检察院，蒙批饬县严缉在案。不意本日瞥见汪进远在提督西街魏家祠担水，此人确系案内要犯，即恳代为捕获作主等情形前来分厅，以案关劫匪报告确鉴，当即派警将汪进远传厅质开。据称系新津县人，与刘兴镒相隔不远，因去岁同志军起时，堂兄汪庆远商同胞兄汪平远挡获崇庆州油挑，随以微嫌，汪庆远竟将汪平远杀毙，民畏凶横，故下省作工，原以避难，至刘兴镒劫案实不知情。窃汪进远避省城想于去岁汪庆远挡油之事不无连带关系，支厅以案关劫匪，未敢擅专，合将原被告刘兴镒汪进远一并送案办理等情，拟此。本总厅当提刘兴镒、汪进远讯供前情无异，查此案系属刑事且刘兴镒曾在新津县指控汪进远有案，除饬原告刘兴镒自行回县归案质审外，合将汪进远令发递解新津县归案讯办，此令。仰该县即将发下该犯汪进远一名，收明递派差役备文递解回新津县归案就办，仍将收明及递解日期具报查考，切切，此令。计发人犯汪进远一名等，因奉此，拟合递派差役备文谘解，为此合咨，贵县请烦查照，希将解到之汪进远查收，仍祈给队印收回销存查。此咨。新津县知事

计咨解人犯汪进远一名。

　　　　　　　知事杜显裕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初十^[77]

191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刘兴镒将汪玉廷扭送到四川陆军第十五团，继续状告抢劫，第一营韩连长受理此案，了解情况后，觉得无法办理，移交到营部，营部认为此为旧案，移交新津县处理。

咨送事窃据弊营一连韩连长报称本连于本月十七午正，突有新津县兴三支三条沟民刘兴镒扭禀汪玉廷来防喊称，去岁十月二十二日午，遭汪玉廷等率众抢劫等称前来，连长当即讯问，据称民自去岁遭汪玉廷纠众抢劫，民已曾控本县在案，经新旧两知事堂讯未结，兹特将汪玉廷扭来贵队，恳请裁判等称。据此连长窃思此案系去岁抢劫，况又经在该县备案，非连长可能了结，只得备文将原被二告一并申送营部，恳请营长核夺施行等情形前来，营长据此查韩连长所称尚属近理，似此情形非军界可能判决，况又曾经控发，贵县有案可稽，是以备文将原被二告一并咨送，请烦贵知事查照施行须至咨者。此咨。新津县知事陈

　　　　　　　周谷登^[78]

成都府控诉检察院和四川陆军第十五团的押解函及押解人到案后，七月十九日，新津县陈知事进行了审讯，因原告刘兴镒不到案，人证不齐。陈知事认为刘兴镒父子不知体恤前任王知事讯断“各释嫌怨，仍敦邻好”，“迭控情词，上渎潜匿，图告不审，希冀施累，尤敢牵累扭交案外无辜，实为可恨，着将汪进远、汪玉廷开释取保侯讯”，并将刘兴镒两个儿子刘长江和刘长要锁押，等其父亲到案后再行结案。

七月二十七日，陈知事再次召集原被告双方集讯，结果刘长要、刘长江父子承认自己家被劫后，很多借钱给别人的契约丢失，因为赊账难收，所以想用告状的办法来收账，而原告证人刘松泉则供认在刘兴镒家被抢劫时，并未看到被告诸人。被告中刘香廷承认其父亲刘长辅曾借了刘兴镒五十钏钱，因为双方水沟的纠纷没有还钱，而刘泽元并不承认向刘兴镒借钱。陈知事判原告刘长要、刘长江家借约丢失，“自寻原中立约收对”，“不应妄累无辜，本应深究”，念其“所控人虽不实，被劫非虚”，将其释放回家安业。^[79]

据刘长江、刘长要供：前蒙审讯，小的并未供明，今汪廷璠们到案质讯，小的们不敢始终诬执，只得如实供明，委因小的家被贼劫，借出银钱约拟亦被劫去，小的们恐账难收，故此控案，如蒙作主，欠债能收，小的们就甘心完案了是实。查小的们借约被失，着即自寻原中立约收对，惟小的们不应妄累无辜，本应深究，姑念小的们所控人虽不实，被劫非虚，沐将小的们释回，安业就是。

据汪廷璠、刘泽元、刘香廷、倪纯安、汪廷璧、倪月斋供：前蒙王知事审究，小的刘香廷的故父刘长辅借欠这刘长江的父亲刘兴镒钱五十钏，因向由他田过水，殊他横玩不依，迭经控断，殊他抗不遵断，故此未还。小的刘泽元并未借欠有他的银钱情事，今蒙传讯，小的所供是实。

据刘松泉供：胞兄刘兴镒家被劫时，小的并未看见这汪廷璠、刘泽元、刘香廷、倪纯安、汪廷璧、倪月斋，具得结的是实。^[80]

最后，证人刘松泉出具具结状：“具结状：刘松泉今于□舆甘结事实。结得民胞兄刘兴镒去被劫，呈控汪廷璠等，列民为证在案，兹蒙集讯，民胞兄刘兴镒与民被劫时实未见有汪廷璠等在彼伙劫情事是实。”陈知事批：“准结。”此案算是了结了^[81]。陈知事分别向成都府控诉检察院和四川陆军第十五团去函汇报结案情况。

但八月刘兴镒又向中华民国四川陆军中将军衔特任军事巡警报案，而被告之一的刘香廷父子也将水沟一案重新向新津县军事巡警报案，此两位邻居的诉讼官司又没完没了地打起来了。

该劫案发生在1911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正是在成都劫案之后四天。此时，新津县级政权瓦解，无人为百姓做主，一个月后，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即由新的县级官吏开始处理，王知事的判决是“各即回家，解释嫌怨，仍敦邻谊，必须相友相助，以御外侮”，王知事的继任陈知事也是本着这个态度来调解原被告双方的关系。两位县知事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对乡村社会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来源于孟子关于村社的描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82]但现实世界中的乡村社会未必像孟子描述的井田美景中的村社那样和谐。

从几家邻里互告的状纸中，可以看出几家结怨的原因似乎都是小事，坟头上的树、家里养的鸭、田间的水沟、借出去的钱等等，但这些问题在农民眼里则是关系祖坟、关系生机的大问题。而田间的水沟则似乎更深一层，除了影响农事生产外，还涉及对水权的争夺。水权纠纷几乎是传统社会最普遍的民间纠纷之一，民间对水资源的争夺往往最为激烈，寸步不让，严重者甚至发生群殴、杀人等刑事案件。^[83]上文中刘兴镒与刘香廷家因为水沟问题引发纠纷，一方本应开沟放水，一方也该借款还钱，本应合作的邻里关系恶化，以致互相仇恨，借社会动荡之际，互相控告，永无宁日。

关于农民的行为模式在西方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小农社会是通过共同的道义价值观与村社制度以合作方式组织起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小农社会展现了“理性个人”甚至不惜牺牲村庄福利或共同体福利来争取个人福利的轨迹。^[84]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的思想行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个人利益得失的计算，同时还有外界的制度环境、惯例、话语等”^[85]。本文中官员对乡村社会的认知，似乎与以道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村庄共同体”比较相近，而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似乎与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理论更契合，农民是“使其个人利益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86]

几位邻居不断的上告也让人对民间百姓“息讼”的传统产生些许怀疑。也许中国大多数百姓不愿打官司，或者有其他民间解决的途径，但还是有一些人并不惧怕诉讼的烦累，屡败屡告，屡告屡败，仍然要告。日本学者青木敦和中岛乐章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一些地区，老百姓其实是非常“健讼”的^[87]。另外，大汉军政府曾公告“法律诉讼的费用将予减少一半”^[88]，也使百姓的诉讼成本减少，或许可以作为“健讼”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