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抑制与利用

一、抑制与禁止

政府抑制并禁止乡村百姓的朝山进香活动，认为这种活动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也妨碍地方治安，应调动民间各种力量，全力抗日。同时，认为百姓因为“迷信”活动而点灯烧纸，是一种浪费，在抗战建国最困难的时期，要厉行节约，尽量限制和禁止这种迷信活动。

1938年3月，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沈鹏给四川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电报称：“查区属大足县宝顶山香会期届，一般无知愚民成群结队朝山进香，接踵摩肩，趋之若鹜，不仅虚耗人力、财力、物力，抑且妨碍地方治安，动摇国体，莫此为甚。兹倭寇压境，全面抗战紧张之际，川省连年灾歉，农村疮痍未复之时，自应厉行节约，极度减缩消费，藉以增加生产之资本与劳力，杜绝奸宄以可乘之隙，巩固后方，严整抗战阵营，方能应付长期抗战达到救亡图存之共同目的。所有是项，藉神号召妄诞不经之迷信举动，允宜采取最有效方法力予矫正，善为劝阻或严厉制止并严惩其首要以杜乱萌而苏国力，除令饬所属各县区道照办理外，理合电呈钧座鉴核，准予通令全川各县，一致取缔，是否有当，伏乞示道。”^[14]

四川第一行政督察专员认为“无知愚民成群结队朝山进香，最易受奸人之煽惑，值此非常时期，对此种行为及藉神号召之举动，尤应严厉查止，以维地方治安”^[15]，要求“各县遵照查禁，以遏乱萌”。^[16]

1939年2月1日，四川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布训令，禁止各县举办“香会”。“查各县名山寺观，每年举办香会，往往有男女信徒不远千里，成群结队前往朝山进香，积习相沿为日已久。在昔时以其无碍大体，各地方政府因而亦多放任，未遽加以干涉。值此抗战严重期间，诚恐人数众多，奸宄易藏，后防治安亟须顾虑，且当厉行节约之际，尤应省无谓之消耗，备战时之需要。此种迷信陋习，自应及时禁止，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各县政府一体遵照查明所辖境内，如有名山胜地举办香会地方，务即先期示禁，防于未然。其素无香会地方，亦应布告人民，勿得沿习前往，致遭禁阻，徒劳跋涉，是为至要！”^[17]

从上述训令中，我们可以看出，反对民间“迷信”活动的理由，一是治安防范；二是厉行节约，减少消耗。四川省政府甚至对“迷信”纸张都做了规定：“每年消耗于迷信之纸张为数甚巨，此项物资若任其虚耗，则直接间接影响于抗建工作，殊非浅显，自应加以查禁。至该会原提案所请加增迷信纸张捐税，全数拨充救济书荒费用一节，于法无据，未便照办。兹准前由除分会各区行政督办专员公署、各市县政府、四川省会警察局、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署外，合行令仰该府即便遵照，对于迷信用纸，务须切实查禁，其尚未填报迷信用纸调查表者，并应克速查填具报，以凭汇转为要！”^[18]

政府要求改造黄表纸作坊，不许生产黄表纸，改生产毛边纸。为此，内政部、财政部专门转发了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的呈文：“查敬神祭鬼之黄表纸，大部产于四川之大竹、达县、梁山等处，每年运销鄂省者约在二十万篓以上，每篓以现价八元计共值一百余万元，如再加以销售其他各地者，其价值之巨，可想而知，花费几许劳力与材料，结果则付之一炬，而全无实用，殊深可惜。自抗战军兴，纸张日感缺乏，倘将此项造纸作坊勒令改造类似毛边之纸张，不准再造黄表纸，则于国计民生均有莫大利益，本会有鉴于此，除分电四川省政府限令各造纸作坊改造外，用特电请贵会禁止黄表纸运入鄂境，以仰体中央倡导节约厚蓄国力之旨。”并认为“该会所称各节，确为改进生产、破除迷信，节约无益耗费与战时经济有关物资”，要求各地遵照执行。^[19]

其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倡破除迷信，对民间信仰进行打压和控制，最直接的目的是统一思想，防范政治异己，预防民变与“匪患”。

纵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或基层社会中，有关“破除迷信”的言论及做法，都旨在统一思想，防范政治异己，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1939年，国民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召开，有人提交议案，强调“抗战建国要在‘人定胜天’的信念中达成，而委之于劫数、运命等不啻消灭人之志气，长寇虏之精神”^[20]。该提案交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该会议决议“交行政院注意”，行政院将此议案转发各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厅将此议案转发所属各县，并要求各县社教机关注意宣传并查禁“迷信”活动。四川省教育厅指出：“领袖之外无领袖，在抗战之今日，决不许有一般群众憧憬未来之真命天子出现。祖国之外无祖国，此等秘密宗教，旨在复清，今日之下，不许另制造幻想任何世界乐土，以诱惑一般愚夫愚妇。”并提出要禁止谣言，因为“谣言影响兵役最大”。^[21]

该议案还提出了统一思想，禁止“迷信”活动的办法：第一，利用战时教育文化法令严行查禁之。第二，揭示各点作正当指导，说明“人为自然界之主人翁”，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自力更生之大道理。第三，晓谕各佛寺道观，在抗战期中除弘扬外不许涉及旁门左道。第四，晓谕各慈善团体、各会馆、各茶社、各轮船人等厉行肃清邪说，免为众人乘隙滋蔓。^[22]

这一时期反对“迷信”活动，除了统一思想外，还与预防民变、防“匪患”密切相关。如1940年1月，有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观察员到川北各地视察后，呈文省政府，反映川北各地民众迷信甚深，竟聚众反对县长，建议取消朝庙和各种神会，以防事端。

四川省政府将该文转发给各县，指出“事关后方秩序及社会文化”，要求各县“政府设法防止，并厉行社会教育，以治愚顽而资感化”。^[23]

不仅对迷信活动需要禁止，通过邮件传播迷信信息和敛财，都要予以查处。如1940年1月，泸县邮电所查获藉神敛财信件及传单，及时向省政府报告。省民政厅指示：“一律严予取缔。”^[24]

1939年9月，国民政府转发了内政部的“加强查禁社会神权迷信办法”，认为：“治匪办法内述‘隔断匪教交通，使教不为匪利用’一节，兹法甚善，函请本府统筹制止邪说妄教，并隔断匪教勾结为患办法，通令施行，以例清剿。”“各级执行人员，如能切实奉行，则邪说妄教不难根本禁绝，同时教与匪之勾结自亦因而隔断。”1940年4月，四川省兼理主席蒋中正和民政厅长共同签发训令，要求各市县政府、四川省会警察局，按照本办法“切实执行，认真查禁，期于隔断教与匪之勾结，暨彻底禁绝邪说妄教，而利新县制之推行”，更加表明了“隔断匪教交通，使教不为匪利用”的态度和主张。^[25]

二、抵制与利用

国民政府从维护政权和厉行节约出发，对民间信仰活动多有抑制，但民众对这种抑制却表现出了抵抗，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也向中央政府提出意见，在对待“迷信”活动时，要考虑各地情形，变通处理。

1930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调查淫祠，并填报淫祠邪祀调查表，天津、上海均有呈报。1930年3月，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规定“凡供鬼神所用之锡箔、纸炮、冥镪、钱纸、黄表、符箓、文疏、纸马像生及一切冥器等”皆属迷信物品，“凡制造或贩卖迷信物品，即为迷信物品营业者”，对迷信物品营业者，各地方政府和各地公安局及工商业团体要进行劝导，限该办法公布之日起，一年期内改营其他职业。^[26]

此办法在执行中受到阻碍，以至于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向国民政府呈文，要求根据各地情形，“准予变通办理”。呈文主要从就业和失业的角度出发，提出：“此项迷信物品关系文化进展，予以取缔，本属理所当然。原办法以劝导期以一年，亦已审慎斟酌。惟是近年以来，工商凋敝，失业者本已日众，若再增此数百万人而欲于一年内得有他项职业，实非易事，加以连年灾歉，社会空虚，生计艰窘，而以此数百万人营业而生活之家属为数更夥，一旦失业，何以为生。况各省灾荒更有甚于浙省者，此于人民、社会安宁，关系匪细。”“乡间党部禁烧纸灰，影响于纸灰营业一项，人数已有五十万人之巨，而于未有救济方法以前，失业后之政府及社会之不安。”呈文提到国民政府主席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嘱咐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此文提出建议：“窃以为取缔此项迷信物品，依现时社会状况，似宜先由政府尽力提倡各项工业，使得有相当容纳之地，一面多方劝导，明白宣传，促其觉悟，而欲再分别种类，并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改善，逐渐进行。”该文最后请求政府“准予变通办理，并令知各省体量社会情形，一并变通”。^[27]

浙江省政府的呈文，代表了很多地方的情形，事关社会稳定，人心安宁，该年5月行政院经过研究后同意了浙江省的做法，准予变通。

由此可知，中央政府改善习俗的愿望与地方政府维持生计、保持稳定的取向时有矛盾，二者妥协的结果是维持现状。在民国温江县的档案中，这样的矛盾和冲突也存在。

1937年4月，久旱不雨，温江县士绅陈树培等人呈请设坛祈雨，一开始遭到县府的反对，后来呈报四川省政府后，得到批准。

呈为久旱不雨，农作愆时，协恳设坛祈雨，以弭巨祲而顺舆情事。窃吾温西南僻邑，襟江而居，阡陌沟塍，纵横绣错，号称沃壤，兼以雨旸时若，水利夙饶，前此虽困诛求之余，仍有来苏之庆。本年川东北各县荒旱成灾，赤地千里，而吾温收获终然可望，是虽地域使然，微钧座事惠黎元殚心农事不及此。乃客岁洪水之后，继以冬旱告灾，入春以来，数月不雨，骄阳厉威，旱魃肆虐，田畴龟圻，妇子鸿嗷，菜麦强半枯焦，秧苗更难栽插。荐饥且至，荒象垂成。比闻中央政府轸念川灾，鸿慈特霈，委派中央振务委员长朱庆澜氏，赉振款数十万元，来川放振，其眷顾西陲之意，至深至远。我川省政府，亦复积极筹振，以惠民生，终觉款微灾广，救恤或有未周。天道变于上，人事应于下，充目所及，正不仅狱讼繁兴、盗贼滋炽而已，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合无协恳钧座垂悯农村，俯念灾黎，准照向例，设坛祈雨，并禁屠宰，以禳天变，而重民生。庶几诚恪照格，立致甘霖，亿万生灵，同沾浩泽，民无菜色，岁仍有秋，斯固士绅等寤寐诚求泥首祷祝者也。

士绅等夙隶帡幪，同叨仁育，非不知勤政爱民，救荒筹振，早在成算之中，祗以梤榆桑梓，朝夕敬恭，心所谓危，不揣冒渎，如蒙允行，则三十万温民，拜赐当无纪极矣。

复查灌县白龙池为江渎正神，水泉总汇，历来川省旱灾，圭璧祈禳，首严于是，可否简派贤员，径赴该地，虔求雨泽，俾藉神庥，以延民命，抑或以第一区专署名义，令行灌县县长，就近祈祷，以昭灵应之处。^[28]

省政府的回答是“此种举措虽云事涉迷信，但各地灾荒严重，人民望泽情殷，不能不加以曲谅，亦藉以顺应民意，共图感召天和，希参酌贵治地方实际情形，酌办为荷。”^[29]并要求“各市县政府官民一律斋戒并禁屠宰，绅民有祈雨者，加以保护，全省合作庶可感召天和”^[30]。

有意思的是，此前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迷信活动，特别是聚众的摆坛设醮活动，但关于旱灾中的祈雨活动，则大都是支持的，这时候“迷信”就搁置一旁了。此后各次祈雨政府几乎都允准了。如1940年7月安岳的祈雨活动，有人以“迷信”原因加以阻拦，造成事端，国民政府最后准许了祈雨活动的开展，事端才得以平息：

据报安岳第三区民众因天久不雨，米价日趋高涨，因请求区署设坛禁屠祈求雨泽，该区署以事属迷信未允，民众遂集合千余人，将区署捣毁等语。查禁屠祈雨为民间多年习俗，值此天旱米贵，人心惶恐之时，自可勉顺舆情，不必因迷信之故，辄加阻止，徒惹纠纷，希即通令各县知照务各善体此意为盼。

等因奉此除命令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各市县政府、四川省会警察局、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署外，合令仰该府，即便遵照！^[31]

1941年5月，四川省兼理主席张群专门发出训令，改变此前阻止祈雨活动的命令，要求各县市体察民意，若无其他用意，则应从习惯，不再禁止。“查天旱之年，民间多有祈雨之举，习俗相沿，由来已久，本府于二十九年曾经通令各县市政府对于此种举动分加阻止，以顺舆情在案。近查各地天久不雨，人心惶恐，民众祈雨，自在意中，该县如遇人民有此表示，而别无其他用意，仍应从其习惯，勿庸禁止，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府知照。”^[32]

国民政府对祈雨活动的态度，正如彭慕兰所言：“在危机来临时，甚至那些特别正统的人也会公开求助于这些崇拜。”^[33]政府和社会精英希望通过这种习俗来化解民众的积怨，使社会得到安宁，这时候是否“迷信”已经不再重要，“别无其他用意”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不仅如此，政府还利用民间的祭祀活动来悼念在抗战前线牺牲的将士，更是将“迷信”活动为我所用，成为凝聚人心的工具。抗战末年，温江县鱼凫镇绅士提议为前线牺牲战士举行清醮会。“窃值此国难当前，抗战方殷，前方将士死亡枕藉，后方又因天灾迭见，人心惶恐，长等暨地方人士有鉴于此，拟就本城西外梓潼宫地点，修建太平清醮，于本月十一日起至十六日止，藉以追荐忠魂，消弭灾患，为此具文协请钧座鉴核准予期内禁屠宰，以利修建，可否之处，敬候示遵！”^[34]

温江县政府对于此次活动表示支持，并发布公告保护该活动，无论何人，不得滋扰，如有违抗，依法重处。温江县县长黄氏告示：

据两仪慈善会呈，自本月旧历九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举办醮会，追荐为国牺牲壮士，请予保护等情，应准照办。特此公布，无论何人，不得滋扰，如敢故违，定予拿案，依法重处，决不宽贷，此告。^[35]

由此可见，尽管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号召，严厉禁止和打击“迷信”活动，但并非没有通融的余地。一般看来，只要不是聚众、结党、反对政府，官民之间终有妥协，官府不仅不予理会，在某些时候还要借助这样的活动和力量，以达成民意，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