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

成都平原租佃制度发达，居住在乡村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佃农，佃农在农村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有的县达到70%以上，有的村镇几乎全是佃农。^[16]本文中所讨论的农民，主要指佃农，当然由于租佃关系非常复杂，有些农民即使身份不是佃农（自耕农、小地主、小手工业者），也存在一定的租佃关系。^[17]

佃农经济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他们耕种的土地（田场），但按成都平原多年的习俗，大春收入（主要是水稻）的绝大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小春收入及副业收入才归自己所有。佃农为了增加收入，往往投入很大精力从事副业生产。郭汉鸣、孟光宇通过对49个县，200多个乡的调查，认为“佃有大小，境遇不一，但无论大佃小佃，纯依佃耕之收入，大都不能维持其全家最低之生活。尤以小佃为甚。而所以能勉强维系之者，全恃因佃得房地一份，以为居住耕作之所，再利用农暇操种之副业。如成都平原之靠烟麻菜籽，榨油碾米，资内一带靠蔗糖工业等。其他各地佃农之养猪、鸡、鸭、种菜、卖柴、做工、小贩、抬滑竿、土木工、石匠、采金、划船等。凡操以上任何一种副业，均须有一住所，及‘猪栏’‘牛圈’‘碾磨’等设备。故忍受租额押租之高重，俾获取地主此项供给，以操其可能劳作与必须糊口之副业”^[18]。仅靠田场的收获而没有其他副业的经营，很多农户都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农家副业则离不开集镇，离开了集镇，就失去了市场，佃农的副业则无法经营下去。

农村副业中，佃农的家庭副业往往占有较大比例。抗战期间，农家副业产品价格上涨，佃农专心田间工作，往往不得温饱，若从事副业，则可获得较多收入，家庭日用品，如柴米油盐等不致缺乏。因此，“一般佃农皆乐于从事副业，副业在佃农的经济生活中亦占有重要的地位”^[19]。家庭手工业品和家禽饲养都通过“赶场”的形式，到乡村集镇上换取佃农需要的资金，购买生产和生活用品。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加快，佃农的家庭副业也与集镇的商品需求存在密切的关系。一般农家妇女多从事打麻线、编织等副业，但“郫县女工，多以麦草编成笠帽卖之，赤贫之家妇女多以此为生计”^[20]，成都近郊的农民多种植蔬菜、水果以及薪炭柴木等供应城市需求，藉以增加家庭所得改善生活^[21]。根据离成都市区的距离，各地家庭副业的种类不一样，离成都市近的区域，农民选择种植蔬菜，供应城里的消费，而且是离城越近，种得越多，“蔬菜的种植地在南部，换言之愈接近城市愈多种植。这充分地表明了城乡区位的生产特色”^[22]。

（一）家庭手工业

成都地区的农家妇女除农忙时参与田场的劳动以外，往往根据市场需要，分别从事打草鞋、打草帽、纺麻纱和麻线等手工业，几乎家家都有这笔收入。根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1937—1938年对成都平原温江县田场经营的调查，可以看到每户农家都有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占其家庭年收入的1%～10%，根据家中女眷的多少和劳动力大小，各有不同，有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家庭手工业收入多一些。如佃农杨治维家有母亲和妻子，两人空闲的时候打草帽、编草鞋，这年有7元的净收入；康仲永的妻子和女儿，编草帽、打麻纱，这年也有7元净收入；而薛青山家只有妻子编草帽，这一年只收入了1．8元^[23]。

成都平原农村家庭手工业比较普遍，除了作为副业的家庭手工业外，还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作坊，他们以手工业为主业，但也租种土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树因同学在成都平原考察农家手工业，认识了石羊场的杜二嫂^[24]，仔细观察了一个农村妇女独自支撑的家庭机房，注意到了家庭机房与市场的关系。

杜二嫂家是以织绸为主业的乡村机房，与杜二嫂的经营有重要关系的是三个场镇，一个是石羊场，杜二嫂生活在这里；一个是白家场，一个是簇桥。这三个市场提供机房所需要的原料——生丝，它们的场期正好错开，杜二嫂可以轮流赶这三个场，去收购廉价的生丝。生绸市场在成都南门，杜二嫂机房的产品送到这里出售。通过赶场与进城，杜二嫂的生绸机房与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大的生丝市场在双流县的簇桥。抗战以后由于城市机关的疏散，使那里迅速地繁荣起来。石羊场南方十二里的白家场是另一个较小的。城里虽也有生丝卖，但价钱比较高，机房的老板们情愿自己辛苦些，赶场去收贱价的丝。生绸的市场在成都南门，杜二嫂经常地过着赶场与进城的生活，两年前她轮流赶这两个场，没有一次错过。簇桥的场是阴历二、五、八，白家场是一、四、七，正与石羊场的场期相交错。

收丝与卖丝是许多交易中的一种，向人家租一张桌子摆在街上，就算柜台。收丝的人坐在小凳子上，等候卖丝的人前来。后者多半是妇女。当一把丝来到丝摊上觅主顾时，先由买主用秤称过，双方再讲价钱。当双方都满意于一个价钱时，买卖便成交了。像一切机房的老板一样，杜二嫂也曾摆着摊子，在那里她老练地做着生意。

生绸市场在成都南门酒市巷子的茶馆里，城里绸行在这儿收货，机房的老板在这儿卖货。茶馆在人们的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机构，借着一杯清茶，人与人之间发生着种种的关系。买卖的成交，纠纷的调解，政治的角逐，秘密会社的集会……有人说“A cup of tea is a cup of humanity”实在不错。在这生绸市场的茶馆里，经过行副^[25]做中介，货与钱便在买卖双方之间交换着。绸行买了生绸，还要经炼制与着色的手续，再将熟绸批发到各商店去。每逢机房出了两三个货，杜二嫂便带到这里出卖。她清早进城，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做生意。价钱若好当天便可卖掉，否则还可以将绸寄在行副处，等待着善价。

市场与机房紧密地连接着，市场上的一切都会波及机房，这种机构又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为了做这项绸业，杜二嫂必得赶场进城，她由家庭机房走入市场，参加了更多的系统，与更多的人发生关系。更新环境中的刺激，使她学会一套心得适应。另一方面，别人对她的原有反应，这时也改变了。人家不仅视她为一个女人，并且是一个老板。在家里她不仅是个主妇，而且是个主人。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地位的提高。她第一次进城时，是人家的雇工，如今却以老板的资格出现在市场上。^[26]

杜二嫂的家庭机房与城市商业及消费紧密结合在一起，她穿越于基层市场与都市之间，甚至为远处的市场生产产品，颇有西方学者所言“原始工业化”的意味。^[27]

（二）家禽饲养业

“各农家均喜养猪，一则以为家庭支出之补偿，再则为肥料之用，且猪肉为通常之食品。四川猪素有名，毛黑身大，长成后，每只约值十八元”，“养鸡亦为农家副业之一，常见各农家至少有三只，多则有十八只者，但未见专以此为业”，“在成都平原附近十一二月，尚有甚多之农家以养鸭为副业”^[28]。1927年美国社会学者布朗对成都平原农家经济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佃农的实际收入中，家禽的收入占农户收入的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之间不等^[29]，根据农户该年是否出售牲畜、牲畜大小而有所不同，与1937—1938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们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家禽饲养是佃农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不同农户家禽饲养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比例较大，有的则较小。如杨治维家养1头水牛，6头大猪，4头小猪，出售了4头大猪，获得84元。养了5只鸡，出售了3只，获得3元，全年出售305个鸡蛋，单价500文／个，获得6．1元；共计家禽收入为93．1元。而该农户全年家庭进款为360．81元（主要包括牲畜、牲畜产品、作物、作物副产、杂项收入等），其中家禽饲养收入占全年家庭进款的比例为25．8%。李文奂家有水牛1头，三家合用，养了3头大猪，出售2头，得44元；3只大鸡，5只小鸡，出售2只，得1元；2只大鸭，2只小鸭；出售200个鸡蛋，得4元；出售100个鸭蛋，得1．8元。共计收入为50．8元，该农户全年进款为207．96元，家禽饲养收入所占比例为24．4%。以上两户家禽饲养收入均在20%以上，以下两户比例则要低一些。宋吴氏有1头水牛，值66元，2头大猪，1头小猪，4只大鸡，2只大鸭，2只鸽子，出售280个鸡蛋，得5．6元，出售28个鸽蛋，得0．34元。但宋吴氏还没有出售任何家禽，所以这一年的家禽收入较少，只有5．94元。而该农户全年进款为193．24元，家禽收入所占比例为3．07%。薛青山有1头水牛，年初值42元，年底值38元，2头猪，3只大鸡，3只小鸡，出售100个鸡蛋，500文／个，得2元。薛青山也没有出售家禽，虽然有估价，但没有进款，全年只有2元禽蛋的进款，该农户全年总进款为62．55元，家禽饲养所占比例也仅为3．2%。^[30]

以上四个农户家庭都有家禽饲养，但收入则不尽相同，贫富差别很大，其原因在于是否与市场结合。前面两家都有卖猪、卖鸡、卖蛋，后两家也饲养了牛、猪、鸡、鸭，但没有出售，所以没有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农民的家禽饲养必须通过交换，依靠集镇或集市的商业活动，才能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

农家手工业和家禽饲养业收入占农家收入的比重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都可能不同，不管这个比重是多大，其是否与市场结合是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市场，农家副业就无法体现其价值。下面这则崇庆县元通场的资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农户从事副业的种类和收入的比例。从这个比例中可以看出，元通场的这20户农家养鸡的收入比较多，元通场极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活鸡收购市场。

表8－1　崇庆县三江镇元通场农家副业及收入（1943年）

资料来源：曹茂良：《崇庆县的租佃情形》，载《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

表8－1中元通镇农家副业包括家禽饲养、家庭手工业及蔬菜种植三方面，这些家庭副业与集镇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农民家庭提供经济收入。对绝大多数佃农而言，集镇是出售农副产品的重要场所。根据马学芳的调查，“农家收入大部分为农产品出售所得，而其支出，则以消耗于普通商品方面者居其多数。但农产品之与普通商品，在市场上难做对等之竞争”^[31]。马同学的结论，很恰当地反映了成都平原农家与市场的关系。

（三）劳动力出售、经商

成都农家每年以三到五月、七到九月为农忙季节，冬季则放牛、喂猪、砍柴、烧炭，春季则割草，三四月犁田，之后是播种、施肥，到九月水稻成熟，收割。所以犁田、下种和收割时，最需要人力。除了这几个农忙时节外，农民大多数都到集镇上出卖劳动力。有的做小买卖、做泥水匠、推鸡公车、做苦力、抬轿子、抬滑竿，也有的在家养牲畜和编篾筐。而很多农民是逢赶场时到镇上从事这些活动的，赶场天除了可以出售农产品以外，还可以找到干活的机会。

表8－2　温江县农民场镇经营活动调查表（1937—1938年）

②这里的“推车”，是指推“叽咕车”，俗称“鸡公车”。（李劼人先生认为应该叫“叽咕车”，“我们至今称之为叽咕车，但一般都写作鸡公车，不免太歪曲了”。见李劼人：《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它是一种需要人推的独轮车，这是成都平原城乡间一种独特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乡下乘坐的人很多：“鸡公车能走灌县、汉州、郫县、龙泉驿、中和场等处，价甚廉，乡下乘者极多。”见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06页。

续表8－2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48，案卷号：572，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1937－1938年）。

表8－2根据四川省档案馆相关调查表整理而成。该调查表共调查了30户农家，28户为佃农，其中田场男主人需要到周围的场镇从事经营活动的有17家，绝大多数是到集镇出卖劳动力——推车。17家中有13家的男人到集镇推车，两家经商——贩猪，两家做泥水匠、盖房子，一家行医。尽管这个表格比较粗略，也有农户隐瞒收入的可能性^[32]，但农户到集镇从事经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获得经营收益则是事实。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则在赶场时到集镇经商、做手工活。正如陈祥云博士所说：“四川农业生产力的商品化，刺激了雇佣市场的出现，不仅调节了农村人力的支配，同时改变了农家的生活周期。”^[33]

（四）娱乐活动

农民的娱乐生活，也主要在集镇进行。根据1938年金陵大学农经系同学的调查，农村的娱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茶馆消费、唱戏、玩灯、杂耍小唱。调查表显示（以1937—1938年温江县30户佃农为例），29户佃农有茶馆消费，最高金额为20元，最少为1．8元；两户佃农有唱戏（应为听戏）消费，均为2元，这两户也都有茶馆消费。^[34]可见，坐茶馆是农民最为普遍的娱乐方式。而乡村茶馆主要分布在集镇上，茶馆成为农民了解信息、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这与施坚雅的论断不谋而合。“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在茶馆中与离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这个农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而不在一个或两个茶馆里泡上个把小时。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引到一张桌子边，成为某人的客人。在茶馆中消磨的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他加深对于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35]费孝通在江南的调查也有相似之处，农闲或是赶集之日男人们在茶馆里消遣。“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在茶馆里谈生意，商议婚姻大事，调解纠纷等等。但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偶尔有少数妇女和他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36]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乡村集镇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管这些集镇是否具备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元素成为农村市场体系中最基本的环节，但对以租佃土地为生的佃农而言，乡村集镇是其农副产品出售的重要场所，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地，同时也是他们了解外部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