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度概念

就“现代化”这个概念而言，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的概念，而是一个对以往的继承、发展和提升的概念；它不是一个静态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观念。“现代化”是一个至今只有起点但还没有终点的概念。虽然也有内涵，但它主要是一个程序和状态概念。它包含一个对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和现代化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包含了一个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它意味着，中国已有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只是现在很需要对它“现代化”一番而已。如果传统中是根本没有“治理”的，那也就无所谓一个对“治理”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完全要“创新”一个“治理国家”的“体系”和“能力”的问题。在中国长达3000余年的历史上，只是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或局部概念或运行方式，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和理念。这决定了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过去的“现代化”，就会觉得真正的“现代化”其实还远没有到来，而且距离还在越来越远，甚至还到了一个遥不可及和不可能的程度。这说明，由于“现代”还没有最终定型，所以“现代化”也就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现实是处处都在“现代化”，但又没有一处是已经“现代化”了的。

“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相对概念、发展概念和21世纪概念的综合。所谓“相对”是指“现代”是一个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现在还在不断延伸和发展的观念。而“发展”是指“现代”是逐渐从古代和近代发展而来的，有一个传承和连续的机理问题，并且这个机理也是连续的和可持续的。“21世纪”是指“现代”的眼下标准就是一个“海洋世纪”的标准。它所涉及问题的焦点、意识、机制和制度，都围绕着“海洋”来展开、深入及完善。“海洋意识”是最现代的意识。使人具有“海洋意识”，就是21世纪“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我们只了解过去的“现代化”，但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却很模糊，对未来的还在筹划中的“现代化”更不清楚。它其实不仅是一个发展概念，更是一个发展得越来越快的概念。从世界的角度看“时代”，里面既有政治和经济的区别，也有精神和思维的区别。从政治的角度，它现在正处于“9·11”时代，也即一个“反恐”的时代，已经持续了13年，并且还远未终结。但从经济的角度看，它则属于“金融危机时代”，从2008年算起，也才只有6年的历史。从格局结构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因苏联解体形成的“一极”和“无极”的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所以，提出“现代化”的话题和问题还是容易的，难的是如何操作、实现和与时俱进“现代化”的问题。过去“现代化”之所以成效不大甚至连连失分，主要在于一是“现代化”的不确定性，二是缺少一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观念和思维。没有观点、观念和思维的“现代化”，要想发现和发展一种整体化、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运行状态，还不如说是一个思维方式和观点观念体系。

总之，明白概念是一回事，如何按照概念中的理念来构建机理、制度和秩序是另一回事。但明白概念中的理念是创新和构建体系、机理和能力的基础。由此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仅是一个概念组合体，它是由“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和“现代化”等概念组合而成的，而且还是一种新结构和新机理的表述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其中蕴涵了一个丰富的有机性、配合性与合力性。其中，“国家”属于客体，“人民”属于主体。“人民”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会议才能发力。所以，在这个概念中蕴涵了一个潜台词：怎样把一个分散的“人们”变为一个有联系性、整体性、有机性、有序性和层级性的“人民”。从历史的角度看，一要靠教育，把文盲的人们变为文化的人们。二要靠组织，把分散的人们变为组织的人民。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全面、深刻和准确地理解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视。应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对“人民”的要求。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及其代表制度，才会有什么样的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解和操作、但组合而成的整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究竟应该具有一个怎样的理念、机理、机制和制度，目前尚在继续思索、探索和探讨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像和完整的形象。它特别需要从一个“公共管理”的角度再对其操作的细节性加以规范。

【注释】

[1]黄建钢（1959— ），法学博士，浙江海洋大学公共管理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