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治理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与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相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必须在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历史教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一）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其他民族的好东西，使之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要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推陈出新的勇气，不断加强对古今中外国家治理制度和经验的研究借鉴，做到扬弃结合、取舍有度。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在制度设计上的权力制衡、政治透明等；比如在治理方式上注重多元参与、合作共治，强调依法治理和刚柔相济，坚持预防为先与动态治理，等等。这些我们都要积极吸取和借鉴。同时，也要继承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当然，不管怎样学习和借鉴，都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治理模式。现在国内外一些人提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治理中国，不仅不能加快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但在具体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必须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发展完善。任何制度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再合理的制度一旦封闭僵化，其先进性、优越性和活力就会逐步丧失。正如钱穆所说：“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11]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内容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处理好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一是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推进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是执政党，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建设和执政党领导现代化水平。面对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领导体制，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人才充分涌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突出表现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形势的新特点、新任务的需要，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规范政府权力；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该取消的审批项目坚决取消，以利于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继续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尽快制定科学的决策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完善社会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保证决策科学化、合理化。三是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说到底就是调整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革除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促进国家职能和权力向社会回归，为社会发育和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社会组织和党政机构的关系、社会组织和大众参与的关系，着力增强社会活力，调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积极性。根本要求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切实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多元化作用。
（三）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个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传承来选择和坚持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并使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相互匹配、相得益彰，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反之，如果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错位，就会出现颠覆性错误，甚至导致天下大乱。习近平总书记从把握正确方向、汇聚强大力量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契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贯通起来思考，统筹起来把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同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注 释
[1] 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32页。
[2]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3]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政治学文摘》2014年第4期。
[4] 同上。
[5] 谭英俊：《批判与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内在缺陷与多维困境》，《天府新论》2008年第4期，第88页。
[6]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548页。
[7] 同上书，第549页。
[8] 参加王征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国政治》2014年第9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0] 中共中央中宣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1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注释】
[1]赵周贤（1963—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孙存良（1978—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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