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的风险及反思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遇到障碍和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对其有清晰客观的认识。当前，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纷纷从肯定其积极意义与可行性转向对建设中潜在的风险评估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王义桅教授从国内外的角度入手，认为要在国内要警惕能力不足与认识不到位的情况，在国外要注意来自美俄印日等大国的施压、沿线国家政局稳定性以及来自地缘政治的风险。[10]周方银教授将“一带一路”建设视为一个长期的发展动态过程，分为启动阶段、发展阶段以及战略回报阶段。在每个阶段，“一带一路”建设都会遭遇不同的风险。[11]可以说，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遭遇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有以下三 种：

其一为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风险。这表现为相关行为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存在疑虑且对其认识较为模糊。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不时会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观点，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在此语境下，中国发起“一带一路”的倡议则被解读成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的对外扩张战略。另一方面，鉴于“一带一路”建设刚刚起步，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如何开展还不是非常清楚，亦对能否获益存在担忧。

其二为沿线区域及国家一直存在的风险。“一带一路”沿途所经区域地势复杂，一些地区长年动荡不安，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纷争冲突不断。由沿线区域格局和沿线国家形势所带来的隐患不仅是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亦始终是困扰着本地区区域治理的难题。具体来看，（1）沿线区域安全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紧张的安全局势将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国家间关系恶化将影响项目的实施，一旦发生冲突更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直接经济损失。（2）沿线国家内部的政权稳定性。政权稳定性涉及一国政治社会环境的问题，当前，缅甸、乌克兰、叙利亚以及阿富汗等国的政局稳定性问题都较为严峻。除了这些政局动荡的国家外，一些国家在政府更替时也会产生稳定性的问题，前政府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和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延续影响着“一带一路”发展。（3）利益诉求多元化。“一带一路”建设将改善沿途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为各国创造重要发展机遇，这促进各国利益在此交汇。然而，“一带一路”所涉国家众多，不同国家在国情、国力的差异导致各国在具体的利益需求上存在差别。利益分歧不仅出现在“一带一路”中，也常常使多边合作、区域一体化进程陷入僵 局。

其三为“一带一路”具体实施中的风险。这是由践行“一带一路”理念所产生的操作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区域间协调。“一带一路”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双边贸易水平的提升，更要促进地区内部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区域之间互动的增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所涉范围广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风俗迥异将为区域间的合作带来不便。（2）政策对接。欧盟有“欧洲投资计划”，俄罗斯有“欧亚经济联盟”，印度有“季风计划”、“棉花之路”、“香料之路”[12]等地区发展的倡议。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对欧亚大陆的发展有所规划，若各政策之间能够实现有效对接，将对地区发展产生重大合力。然而，政策对接的难度不仅在于政策内容的差别，还在于不同国家行事风格、预期目标以及建设时长等问题上的不同，这为国家间磋商与谈判增加了难度。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种种风险是压力也是动力，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考验，考验中国在通往大国之路上是否具备以下四方面的能力：

1. 政治动员能力，即动员国内国际力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共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国内，首先要动员地方政府，将“一带一路”工作落实到位，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其次要动员社会力量，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并在项目投资融资上，积极吸纳企业和国内金融机构资金。在国际上，则是对沿线区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区域组织、华人华侨等展开广泛动 员。

2. 价值影响能力，即“一带一路”理念构想能否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能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始终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致力于推动区域内政策协调，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中，这些具有东方智慧的理念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是对中国价值认同的考验。

3. 外交协调能力，即灵活应对“一带一路”风险的能力。中国在“一带一路”中遭遇阻力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一些问题束手无策。对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我们能否增进政治互信，取得他国的认可；对于沿途区域出现的危机事件，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来参与问题的处理；我们希望有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能否敞开大门欢迎“一带一路”。凡此种种，都需要中国施展外交才能，增进国家间互动与理 解。

4. 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即能够持续地为“一带一路”沿途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实现从公共产品消费者向供给者身份的转换。中国不仅可以通过对外提供援助和贸易往来为世界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还可以促进“一带一路”理念机制化，形成观念性公共产品，提升公共产品质量与效用。在这过程中，公共产品投资周期长、经济收效慢的特点亦在考验中国提升供给公共产品的智慧，避免承担过重的负担而拖累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