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性政策分析的流行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因为理性政策分析能够为我们提供秩序井然和合理的感觉,同时,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更喜欢有秩序而不是混沌状态。然而,为什么有部分政策学家反对理性政策分析,而提倡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呢?主要是因为理性政策分析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所谓的理性政策分析也只不过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而已。在自然科学中,观察自然现象有很多不同的视角,例如牛顿定律就是观察自然现象的一种视角,这种视角能够使我们合理有序地观察自然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看待社会现象同样也有不同的视角,比如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准则(Pareto Criterion)或者卡尔多-希克斯准则(Kaldor-Hicks Criterion)就是人们分析经济现象的一种视角。在政策分析中,分析人员同样有多种政策分析的视角,理性政策分析就是其中一种。理性政策分析作为政策分析的一种视角,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分析人员由于强调政策分析的理性而经常会忽略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准则,这个时代所流行的分析视角在下一个时代将成为被人奚落的对象。因此,谁敢说所谓的能够达到客观目标的理性政策分析视角是准确的呢!
其次,如果决策者在做出分析时完全依赖于政策分析的结果,那么将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强调量化和价值中立的政策分析可能会排斥其他没有宣称具有科学性的方法的应用,然而,尽管其他方法没有宣称具有科学性,但是它们对于政策分析也是很重要的。波特兰·格罗斯(Bertram Gross)已经提出过“硬性”材料压倒“软性”材料的“分析的格雷斯哈姆法则”(Gresham,s Law of Analysis),但是,也许“软性”材料对决策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政策分析人员更喜欢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这给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与政策分析背后的社会科学理论有关。社会科学知识总是不完善的,在政策分析中使用不完善的社会科学知识,将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和不愿看到的后果。既然社会科学知识是不完整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所做的政策分析是正确的呢?我们不可能知道。
最后,理性政策分析将事实与价值分开,在价值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对事实进行分析,以达到政策分析的客观性。事实上,无论政策分析人员如何努力地将事实与价值分开,它都无法避免受到价值因素的影响,因此完全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想达到政策分析结论的客观性也将难以实现。
克雷默对理性政策分析中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如下十个方面:
·分析总是不完善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未来总是不确定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找到预测未来的有效方法;
·很多问题的重要方面并不能够被量化;
·分析家及其顾客过分依赖量化分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政治考虑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合理地安排他的资源;
·一个人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深入的分析;
·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掌握充足的事实。
总之,所谓的理性政策分析能够达到客观的结论是虚伪的。而且,所谓的客观而公正的政策分析还包括潜在危险。由于并不存在着纯粹的客观性,因此宣称自己的观点是“科学的”或“客观的”,或者伪装成客观性的政策分析反而会误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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