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人类社会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出现了又一个重大转折，即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从蒸汽机到化工产品，从电动机到原子核反应堆，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建立了人化自然的新丰碑。人们大规模地开采各种矿产资源，广泛利用高效化石能，进行机械化的大生产，并以工业武装农业，使农业也逐渐走向工业化。从近代科学诞生到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在只有400年的工业文明时代内，社会生产部门不断更新，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在开发、改造自然方面获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

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界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是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5]，人类再也无需像中世纪那样借助上帝的权威来维持自己对自然的统治。在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宣告“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只须凭借知识和理性就足以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如果说在原始文明时代人是自然神的奴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是在神支配下的、自然的主人；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已然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征服和驾御自然的“神”，成为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近代工业同古代农业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广泛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成了物质文明的核心。生产的机械化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机械化，人们把社会、自然和人都看作机器，机械论的思潮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机械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界视为一部大机器，认为自然界具有稳定的静态结构，它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运动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服从于单义决定论。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本质区别之二在于，农业生产一般是按照自然物自身变化的“惯常行程”的生产，而工业生产则是改变自然物“惯常行程”的生产。农业生产一般引起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它的产品是在自然状态下也会出现的生物体；工业生产则引起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现的变化，它的产品是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人工制成的产品。恩格斯说：“我们还能够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在自然界中发生的运动。”^[6]由于工业生产同农业生产相比与自然界的距离较远，与自然条件的关系较间接，如果说在农业文明中人们力求顺从自然、适应自然，人和自然是相互协作的关系，那么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就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人和自然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7]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不断显现，特别是生态问题及生态危机的不断爆发，曾经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之中的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却给自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因而使人类自己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工业文明下，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限制索取的原料库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这些做法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阈限。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时，自然界则以自身的铁的必然性，向人类施行了严厉的报复——全球性的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指工业文明——引者注）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见和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8]“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9]

工业文明充分展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但却从根本上忽视了自己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人本身就是自然之中的一个分子，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独立性和制约性，忽视了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0]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开发观念和行为准则违背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藐视甚至违背这一根本法则将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