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正义”的经济模式

“生产性正义”的经济模式是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它以对资本主义否定性批判为关注重点，并以对“生产性”的阐释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使交换价值重新被使用价值所替代，以此改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奥康纳把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作了专门的比较，批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不足。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追求的目标是：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充分就业等，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同质的一些定量性的实践要求。传统社会主义关注的是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仍属于分配性正义范畴，而不是与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和需要相关的生产性正义。由此他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关联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社会主义则关联于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同传统社会主义相比，其范围更为宽泛，即更为普遍化。但是，生态社会主义同时也更为特殊化”，因为它关心的是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某些特定工人群体的健康问题、某些特定社区的污染问题、以及某些特定行政区域的分区问题等等”^[35]。所以，奥康纳自认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不仅在于指出具体劳动（劳动与土地）以及使用价值和需求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还在于它们正在受到各种社会运动的批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社会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规范性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性分析”^[36]。但是，实证性事实分析总是离不开规范性价值的限制，事实性分析恰恰是为了符合规范性价值要求而采取的对现实做出不断调整的前提性研究。具体地说，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方式的一种批判；在实践中则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从各种社会运动和斗争中获得其规定性，其目的是以替代性的技术、劳动关系、交通模式、抚养方式等等为基础来修缮或废除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

奥康纳由此提出必须以“生产性正义”替代“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的前提是“任何东西，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否则，分配性正义的成本就太高了”。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核能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的唯一办法就是“计算辐射受害者遭受的收入损失，然后再加上健康受损带来的医疗账单和一般‘痛苦’”^[37]。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中的公平是金钱意义上的平等分配，它关涉的是社会交换关系；而对于生态环境本身来说，需要从生产性正义入手去解决，因为它关涉的是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性正义强调的是“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38]比如，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物的拒斥等，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由此奥康纳得出的结论性断定是：“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社会主义。”^[39]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理想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社会主义者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经济制度。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以生态的特征与之区分开来。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抓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最显性的生态危机，并致力于把改变生态危机与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这种变革现实的思路和做法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