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思想

开放合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这一思想，因此开放合作思想是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托。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在科学总结我国历史正反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文革”结束后，他深刻反思了我国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0]。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短期的，“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21]。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把对外开放确立为长期的基本国策。这一重大决策，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赢得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

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开放合作思想更加必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开放合作思想是由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界孕有万物，万物各有自己的运演规律，万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地球生态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的有机物、无机物、气候、生产者、消费者之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每种成分、过程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成分和过程的变化。因此，一般说来，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具有全球眼光，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例如，保护大气层、保护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稳定气候、防止毁灭性战争和环境污染等，必须依靠全球协作。

其次，开放合作思想是环境价值具有“公共性”的必然要求。自然界系统整体的稳定平衡是人类存在（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对人类的生存具有“环境价值”。环境价值具有“公共性”，即同一个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同等的健康生存的环境条件，这个环境如果遭到破坏，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存，谁都不能幸免。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局部自然环境，不是这个国家或地区中的某些人的环境，而是这个国家或地区中的所有人的环境；同样，地球生态系统是所有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地区、集团或个人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公共性”。因此，如果某些国家或企业的经济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就不仅破坏了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也破坏了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因而就是侵犯了其他人享有这个环境的权利，即侵犯了他人健康生存的权利。由环境价值的“公共性”将引出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原则，即任何国家、企业为了经济私利对环境的破坏，是侵犯了他人享有环境价值的权利，这就是不公平。

再次，开放合作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的反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没有国界，生态治理不分区域。如果其他国家不同时采取相应行动，任何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环保努力都将劳而无功。因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模式，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全球范围同步展开。国家之间要不断加强技术合作和交流，积极建立能够真正有效监督和约束各国处理生态问题的国际机构或组织。不同国家的公民不仅要关心本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关心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环境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又直接参与各种全球环境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全球生态文明的建设。

因此，胡锦涛在2005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上的致辞中提出：“加强全球合作，妥善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22]在环境问题上，“各国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本着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23]。这是生态文明角度的对外合作思想的首要内涵，即中国必须承担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责任。

中国对全球性生态问题应该承担公平而且有差别的责任，这是生态文明角度的对外合作思想的重要内涵。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与贫困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利益问题等密不可分。从根本上看，全球性生态问题凸显于工业社会，由于传统工业化依赖于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费，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突出，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而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工业文明的先行者，又是最大的环境破坏者。英国于19世纪60年代，美国、法国于20世纪初期，德国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和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先后完成了传统工业化，又都经历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过程。自20世纪初期开始，工业化国家环境重污染的“公害事件”层出不穷，典型的是“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国多诺拉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以及九州、四国米糠油等有害气体与毒物公害事件）。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性生态问题应率先垂范，勇于承担责任。江泽民明确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曾经对全球环境造成的那些历史影响，因而有责任承担更多的义务，发挥自己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促进全球环境和发展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24]“我国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25]

中国做好本国的生态环境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全球生态环境一个很大的贡献，这是基于生态文明的对外合作思想的重要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代价也是惨重的，出现了城市空气污染、乡村水体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外来物种入侵、生态系统全面退化等生态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党和政府开始更加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1994年，我国率先制定出台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1996年，在“九五计划”中，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主张。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五大新的更高要求之一，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中国对日益严峻、全球关注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作出了庄严承诺，对改善自身的生态环境充满信心。

总之，开放合作思想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托，具有丰富内涵。2012年12月12日，李克强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基于生态文明的对外合作思想进行了完整表述：“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促进绿色发展是各国利益汇合点。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经济大国，解决好这方面问题，是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我们将把生态环保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继续加强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环境合作，引进并吸收先进理念、治理技术、管理模式和有益经验。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欢迎国外企业来华发展生态产业。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将深入推进国际环境公约的履约工作，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同推动人类环境与发展事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