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现代社会冲突

（一）现代社会冲突产生的机理

现代化对于前现代社会整合机制的破坏“释放”了被传统整合机制“压制”的社会矛盾，同时，现代化本身也会诱发和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亨廷顿（Samunel P.Huntington）就断定：“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0]现代化将前现代社会中处于隔绝状态的种族团体带到共同市场中，让他们相互依存。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依存就会放大彼此的差异，诱发种族间的冲突。此外，由于不同种族适应工业化的能力不同，那些核心价值观与经济市场化所要求的理性—世俗价值间不兼容的种族会在市场上占据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会转变为市场上的较低收入，低收入长期维系会固化为不同种族间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成为诱发种族冲突的潜在结构性因素。

现代化的次序（sequencing）、时机（timing）^[31]和速度也造就了“先发现代化”与“后发现代化”的不同。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32]“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33]民主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这场被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南欧、拉美、东亚、前苏联和东欧、中东、北非、中亚等地区的国家先后迈入民主国家行列。^[34]但喧嚣过后，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些新型民主化国家所建立的并非“多头民主”^[35]。根据卡罗瑟斯（Larry Carothers）的统计，世界上进入转型的一百多个第三波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不到二十个明确建立了成功的、运作良好的民主机制，或者起码有了一些民主进步，而且依旧存在积极的民主化动力。多数转型国家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灰色地带”（political gray zone），既非公然的独裁，也非广为接受的“自由民主”^[36]，而是处在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中间地带的“伪民主”（pseudo-democracies）^[37]或“混合体制”（hybrid regimes）。^[38]有研究认为，出现大面积的“劣质民主”或者“伪民主”是因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多在建立法治、公民社会、领导人问责等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之前建立了自由选举制度。相反，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则在普选引入之前已经建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这种“反方向”的民主化是导致这些新生的民主政权难以形成秩序的原因。^[39]

伴随现代化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也常被看作诱发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库兹涅茨（Simon Sunith Kuznets）根据英、美、德的统计资料，在1955年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型”假设：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40]学者们不断挖掘和应用新的案例和统计数据来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验证。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大多支持这一假说，但80年代后，否定库兹涅茨假说的观点开始出现。菲尔茨（G.S.Fields）根据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认为，即使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也不必然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41]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也指出，经济增长早期必然与收入分配恶化相联系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42]在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中国社科院李实等人认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43]而武汉大学郭熙保却认为库兹涅茨假说能够适用于中国。^[44]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但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后果却有着较为普遍的共识。经常被提及的负面后果包括，收入不平等影响一国市场容量的扩大，因为高收入者倾向于将更低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收入分配不平等还会强化阶级间的对立：“国家越穷，下层阶级生活的绝对水准越低，迫使上层阶级把下层阶级视为粗俗、天生低贱，甚至视为人类社会范围之外的低级种姓的压力越大。上层和下层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使这种情况成为心理的必然。结果，上层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把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分享权力的权利，看作本质是荒谬的和不道德的。上层阶级不仅本身反对民主，而且他们时常表现出的傲慢政治行为，还足以强化下层阶级方面的极端主义反应”^[45]。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基尼系数”的概念，用来度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基尼系数在0~0.2为最佳；0.2~0.4为正常；0.4~0.6为警戒；0.6以上为危险。根据《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46]

（二）文明的冲突

在构成现代化的各个层面上，文化（文明）的“现代化”相对于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而言无疑是最难以推动的。依据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所作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文化的现代化体现为两方面，一是适应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文化实现由传统向世俗—理性的转变；二是适应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演变，文化从生存价值转向自我表达价值。在传统文化中，人们通常认为上帝对于个人生活很重要、认为孩子学会服从和宗教信仰要比独立和果断更为重要、堕胎是不可被接受的、有着更强的国家自豪感、更加尊重权威。而世俗—理性的价值观强调相反的观念。在生存价值中，人们通常会更加强调经济与物质安全性而非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受访者也通常不会认为自己很快乐、很少请愿、不接受同性恋、人际间信任度较低。而自我表达的价值则强调相反的观念。^[47]对于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间的关联，现代化理论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派强调价值的收敛性。作为现代化的后果——无法抗拒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会推动文化变革。因此，传统的价值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趋向衰落，并为现代价值观念所取代。另一派强调传统价值的坚守。它假定价值是相对独立于经济条件的，围绕某些现代价值的收敛是不可能的，传统的价值将会持续发挥作用。^[48]前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贝尔，后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韦伯与亨廷顿。

在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预言，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将让位于文明的冲突。“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49]与其他类型的冲突相比，文化间的冲突难以通过妥协的方式来化解，因而也就更加棘手。我们在导论部分提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所出现的社会冲突多属此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