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交锋

不论在何种社会，知识分子都是最为活跃的意识形态建构者之一。在意识形态“去魅化”的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即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汪晖、孔庆东、左大培、张宏良等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茅于轼、贺卫方等人。这两种思潮都试图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给出自己的解释，弥合主流意识形态与急遽社会变革间所留下的解释空白，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提出中国未来变革的路径。一般而言，中国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宪政、法治和有限政府、个人主义、宽容、多元主义和开放社会给予了特别的关注。^[46]1998年朱学勤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信条概括如下：

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47]

这被看作中国自由主义复兴的标志性事件。^[48]新左派是从几股主要的激进主义潮流中形成的，这些潮流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后殖民主义。新左派运用这些视角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关注的主要议题是私有化、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和腐败。^[49]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远非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各自在内部都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和差异。令事情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在阐述各自观点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抹黑对手，这使得“被自由”“被左派”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果抛开这些内部的混乱不谈，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论战的焦点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私有产权、对1978年前中共的历史认知、全球化、腐败问题、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社会正义等。徐友渔曾将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争议议题及其观点总结如下（表3.2.1），双方对于经济改革的争论可参见表3.2.2。

表3.2.1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议

续表

根据徐友渔的表述制图，参见徐友渔：《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在引用时，笔者对一些表述略有调整。

表3.2.2　对于经济改革的争论

He Li，Debating China’Econom ic Reform：New Leftistsvs.Liberals，JournalofChinese PoliticalScience，2010，15，p.14.

谢岳在2003年曾经撰文指出：1998年之前，两大政治派别各行其道，1998年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面对面理论的一年。1998年、1999年是争论的最高峰，2000年之后，论战趋于平淡。^[50]然而之后的发展出乎了这种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马立诚所谓的“四个旋风”和两个“万言书”。^[51]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郎咸平旋风”外，还包括“刘国光旋风”^[52]“巩献田旋风”^[53]和“张勤德旋风”^[54]。两个“万言书”分别是2005年5月《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55]和2007年7月《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56]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57]。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激化，并趋向个体的直接对抗。2011年5月，新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茅于轼（起因是茅于轼所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和辛子陵（起因是辛子陵所写的《红太阳的陨落》）的公诉大会。^[58]2011年11月，山西太原与河北石家庄的群众打出了“为了中华民族火烧汉奸媒体南方报系”的条幅，并当场焚烧《南方周末》等南方报系报纸。^[59]因为不满《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乌有之乡”组织民众当街焚烧南方系刊物，《南方周末》被称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走狗，是汉奸媒体”^[60]。丢鞋也成为发泄对各种思潮不满的一种常见做法。2012年新左派人物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时被丢鞋。^[61]曾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的茅于轼在2013年到沈阳和长沙所作的演讲，因遭到电话骚扰及现场抗议而被迫取消。他在沈阳的一个反对者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62]历史教师袁腾飞因为一系列针对毛泽东的出格言论，也在签名售书或者演讲过程中遭到抗议。^[63]尽管并无系统研究，但是学院左派的主张在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群体中的影响力还是不时见诸报端。这些群体被称作“文革遗民”，共有特点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在九十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64]。陈峰的研究也发现，国企改制的抗争领袖多是“文革”期间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思维和行动表现出那个年代的强烈印记。^[65]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及隐藏在这种争论背后的产权理念。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理论为基础，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私有产权推崇备至。新制度主义的产权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钦（Armen Alchian）比较了集体产权、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他认为：

在集体产权下，集体收益的维系需要花费监督和惩罚成本，由此得到的收益却是共享的，成本的承担者得不到额外补偿，因此集体产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在国有产权下，产权由国家代理人行使。代理人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利润的分配等都不具备充分权能，这使得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代理者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国家在选择其代理人时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所以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较大。在私有产权下，所有者会充分考虑行为的收益与成本，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现期价值最大化的方式，由此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这样，在集体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就在私有产权下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的利用资源的激励。^[66]

以此为理论基础，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庞大的公共部门和全能型的政府是中国民众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的障碍，也是滋生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根源，因而，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和政府经济职能的收缩是建设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在2013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吴敬琏比以往更加直白地指出“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67]，高尚全放言“国有经济不能定位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68]。新左派看到了伴随改革出现的负面效应，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底层社会形成、绝对利益受损者群体出现等。^[69]他们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矫正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负面效应。相应地，他们倡导的是国家能力的议题。^[70]他们强烈批判国企改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工人权益的做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卖光”的做法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一篇有争议的“诸城经验”文章中，作者将诸城的做法看作“全面私有化”，会造成国有企业的“流失、消失”^[71]。

尽管并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开始有意识地去动员社会力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争论仍属于书院式的。然而，他们在现实中并不缺乏“粉丝”。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其本质来说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二者间的差距和裂痕越来越大。身处其中的人需要对变革的现实进行解释，继而决定自身对于变革的态度。在面对这些竞争性的社会思潮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那些最贴近自己主观感知的思想。那些在经济改革中社会地位出现绝对或相对下降的群体，倾向于选择新左派的思想。新左派将他们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归咎于干部的腐败、资本主义的“复辟”等个体之外的因素，这有助于缓解社会地位下降对于他们个体的压力，并为他们的抗争提供某种“道义感”。而那些在改革中成长为社会精英的群体，倾向于自由主义思潮，这能够使改革的“新贵者”对自己上升的社会地位心安理得。然而这意味着中国不同群体感知和解读社会的框架逐渐分化，可能成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意识发育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