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工在政治转型中所获得的“好处”旋即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夺走”，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福利体制和阶级政治拥有不同于发达民主国家那样的特性。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动摇了羽翼未丰的韩国福利体制建构的基础。与此同时，韩国社会政治的基本范式实现了从阶级政治向公民权政治的迅疾转变，即在阶级政治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上的新的政治认同快速发展，成为社会政治的主导范式。
福利体制与新自由主义改革_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 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
如前所述，政治过程（民主化）时常被看作推动劳工冲突制度化的最为重要的机制。制度化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方面，制度化意味着劳工在推动利益诉求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节制其激进策略，暴力型的抗争越来越少（但劳工运动总量可能并不减少，相反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制度化还意味着劳工与体制内的行为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以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单向依赖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彼此需要的基础上：体制内的行为者需要社会阶级提供的竞选资金、选票，以及不破坏社会秩序的承诺。而社会阶级需要体制内的行为者的代表，以使其利益能够在政治过程得到更好体现。
制度化为劳工赢得了一种新型的公民权，即马歇尔所谓的“社会公民权”，在经济市场中失利或者不利的群体（年老、疾病、残疾、性别）开始能够通过国家所主导的福利体制得到救助。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应对滞胀危机的“处方”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取代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开始流行，第三波国家的政治转型恰好处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哲学盛行时期。劳工在政治转型中所获得的“好处”旋即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夺走”，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福利体制和阶级政治拥有不同于发达民主国家那样的特性。在韩国，这体现为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第四个世界”，即发展型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动摇了羽翼未丰的韩国福利体制建构的基础。与此同时，韩国社会政治的基本范式实现了从阶级政治向公民权政治的迅疾转变，即在阶级政治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上的新的政治认同快速发展，成为社会政治的主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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