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模型人”假设与“二元结构论”

在分析人口迁移行为的过程中，李兵，段成荣等（2005）采用了“模型人”的理论假设。本篇的理论分析基础，就借鉴这一分析假设，同时引入“二元结构论”（参见图2-1）。

模型人的分析框架：

图2-1　模型人与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

基于人口城镇化的发生动机、发生过程，“模型人”假设有四个重要内容：①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形成。②行为选择，分析其行为动机。③决策背景与行为控制。行为的发生并非只是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还受到诸多客观环境的制约，行为人将会控制“行动”。④行为过程。由于无法改变客观因素的制约，发生“行为”的过程中，行为人将会依据自身实际，做出“最优决策”。

第一，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形成。人口城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口”要素的空间流动或迁徙。在中国城乡泾渭分明的二元格局中，由于不同福利的制度安排以及工业化对“农村”发展要素的剥夺，城乡之间的居民生活水平呈现分化态势。基于巨大“剪刀差”的城乡福利制度安排，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浪潮中，个人理性的价值判断与集体理性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第二，人口城镇化的行为动机。面对城市的就业吸纳、劳动力预期收入、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个人行为将会选择前往城镇谋求自身价值的提升。基于“行为人的共同理性”，“个人行为”演化成“集体社会行为”。

第三，人口城镇化的行为控制。事实上，中国的城乡之间是一种“有偏制度安排”，其中尤为诟病的就是“户籍制度”，它有效地保护了城镇居民的充分就业权、社会福利特权，而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3]由于外在体制环境制约，人口城镇化的行为受到抑制。

第四，人口城镇化的行为过程与“最优决策”。在制度约束背景下，农村人口被迫选择了“进城务工”，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只能选择作为“候鸟”，流动在“城市—乡村”之间。当然，在二元格局下，劳动力初期是无限供给的，由于他们的“低成本”劳动力效应，成为了驱动非农产业发展的“城镇化红利”，一边是城镇的持续繁荣发展，另一边却是农村贫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人口的聚居形态发生了空间转换，即：乡—城转变，但是由于制度制约与环境约束，人口的从业属性转变却变得十分困难，即：农—工转型。在实践层面上，“两化”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导致发展的错位与失衡。

（二）要素经济聚集与非均衡增长论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人力、资本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空间经济学派眼中，城镇化正是要素聚集的过程（樊纲，2012）。对于三类要素在城镇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在学界已达成共识。①仇怡（2013）通过测度发现：“人口城镇化过程能够产生技术创新效应”。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能够有效推动产业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②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劳动供给，一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二是人才聚集所衍生的“人才红利”，而这些要素将最终转换成非农产业发展的直接驱动力。③非农产业的发展具有更高的资本积累速率，产业非农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内生性、累积效应。通过资本的快速积累，可以与“劳动力”“技术”要素实现匹配。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与协同发展正是“两化”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然，需要做出特殊说明的是：要素聚集是一种市场化行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实现“经济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优化，是实现“两化”协调发展的优化路径；但是这一“优化”的发展路径也并非是直线式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曲折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两化”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也存在着必然的“非效率性”。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经济人”的逐利导向，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城市“空间拥堵”，虽然市场具有自我调控性，但是“空间拥堵”的影响并不会立刻消弭，这种“空间拥堵”的迟滞便会形成时间跨度内的“拥堵”，由此导致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发展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普遍经历过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逆城市化现象，都提供了“非效率”市场结果的充分验证。因此，要素经济的聚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化”可能失调的潜在事实。

在非均衡增长学派中，佩鲁（1950）的“增长极”、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与“两化”协调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无疑，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或“中心”，具有极化效应。因此，实现人口与产业在既定中心空间的聚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事实上，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历程，均证明了非均衡增长的理论意义。非均衡增长理论解释了“城—乡”的互动格局，也为我们提供了“经济人”行为下的“城镇化”动因。

（三）城市继续形成模型

米尔斯—汉密尔顿的城市形成模型，基于非农产业发展的视角，揭示了“两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其内在逻辑关联见图2-2。

图2-2　“米尔斯—汉密尔顿”城市继续形成模型^[4]

由于城镇是规模经济、专业分工经济的空间载体，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性成本”，实现批量化、规模化生产。因为“规模递增效应”的存在，由此驱动既定企业、产业向既定空间聚集。伴随这一过程，是人口要素（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资本要素的流进。劳动力此时面临一个“通勤成本”的选择，一般来讲，他们会选择在上班地点集聚，由此会带来生活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会形成巨大的“消费潜能”，此时聚集经济效应显现。在城市继续形成模型中，认为会产生两个聚集经济圈，一个是围绕人口展开的服务业经济圈，一个是为围绕产业集聚展开的生产、服务经济圈。由于产业非农化自身的累积效应，当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发生到一定规模，扩散效应所带来的“外部经济”，会吸引周边乡村人口集聚，人口城镇化进程得以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又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两者在良性互动循环中推进了城镇化。

城市继续形成模型为我们揭示了“两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此模型的假设没有考虑到外部政策环境的制约。在中国人口城镇化历程中，显而易见，制度是不可缺失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模型人”假设与二元结构论中已经做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