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定的时空条件限定下，一个城市究竟应该集聚多少人口算是适度的，这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论题。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城邦人口规模到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中的“适度人口”学说；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两个级数”的论证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从保罗·艾里奇对《人口爆炸》的深切忧虑到朱利安·西蒙对《终极资源》的乐观取向，虽都各有所据，但却莫衷一是。回到现实，从世界城市人口控制实践到中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虽各有其既定的自然条件与制度安排，不一而足，但对中国城市而言，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即每次设定的城市人口控制线都被一再突破。这其中，与我们对城市化演进规律的认识不足直接相关。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1975）在观察各国城市化演进过程时注意到：不同的城市化演进阶段会出现与之相伴的城市人口比重，同时表现出不同的增长速率，其变动轨迹大致展现为一条稍被拉斜的“S”型曲线。
诺瑟姆依据城市化率指标将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市人口缓慢增长的“初期阶段”，此时区域人口以乡村聚居为主体，人口城市化率低于30%，且增长速度缓慢，人口的乡城迁流十分有限，区域发展以农业为主导，其变动轨迹反映在S型曲线的左下段，曲线斜率较小；二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长的“中期阶段”，此时城市化水平超过30%，伴随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的加速呈现，推动二、三产业的扩张，城市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吸引着周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促使城市在空间和规模上急剧扩张、城市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其变动轨迹反映在S型曲线的中段，曲线斜率较大；三是城市人口减速增长的“后期阶段”，此时城市化水平已突破70%，人口城乡聚居格局显著改变，城市生活已经全面普及，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大为减少，同时城市化速度明显放慢，传统的农业社会特征近乎消散，脱颖而出的是现代农业产业和都市农业，区域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城市主导特征，其变动轨迹反映在S型曲线的右上段，曲线斜率较小。
当然，城市的快速扩张，确实会在一定时空中使城市发展陷入困境，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居住品质下降、资源供给不足、社会治安变差……这些所谓的“城市病”，说到底并不是聚居人口的多少引致的，而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安排导向和城市治理方略。
云南省的城市化率在2014年接近42%，处在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而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还在朝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城市迈进。基于这种城市化演进态势与城市发展定位，昆明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展必将持续呈现。我们需要做的应是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紧跟时代大潮的进程中顺势而为。
现代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而非封闭的城堡。人口迁移流动衍生的居住空间、就业空间的改变与格局重构，折射了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人口要素在区域、乡城、产业之间的再分布态势。进一步讲，人口的区域流动实际上已成为缓解多重社会矛盾冲突、平衡多方利益诉求的一种有效形式。一个地区的人口流动不仅影响着微观层面的流动人口本人及其家庭的生存与发展，也深深地影响着宏观层面的区域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与经济间的协调发展。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呈现的大趋势下，未来一二十年间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是可以预见的。既然如此，就需要我们创新理念，在发展中求生存，需要改变以往单纯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外来人口进城的常规思维，从“供给侧改革”发力，在加强城市公共建设投入和提升城市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多下工夫，在做大城市体量、做强城市竞争力、做优城市品质的结合点权衡上寻求突破口，努力谋求昆明市现代人口管理创新与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的最佳平衡点。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变“堵”为“疏”
一味把外来人口堵在城外，其实是画地为牢、事倍功半的政策。只有通过城市功能分化和产业转移，才能有效疏解老城区人口过密的压力，引导在主城区高度集聚的人口向周边区域扩散。呈贡新区的建立就很好地起到了疏散老城区人口的作用，另如昆明高新区、经开区的建立也发挥了类似作用，近年成立的“滇中产业新区”也将发挥疏散主城区人口的作用。为此，需要加大引导力度，在积分落户政策中设定差异化的区域人口准入分值，鼓励中心城区人口向高新区、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和产业新区流动。
2.以“调”代“控”
在人口总量预期增长目标确定的前提下，调整自增人口与外来人口两因素，以达到控制总量的目标，即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具体讲，预测昆明主城区常住人口规模预期值上限在2020年控制在385万、2025年控制在404万，那么，如果自增人口超过预期，则相应缩减新增外来人口进入指标，反之亦然。通过人口增长因素的动态调整来实现总人口的预期目标。
3.内强外扩
一方面，处理好主城区与市辖区、昆明市与云南省之间的关系。主城区是昆明市市辖区的中心城区，是城市增长极的内核，同时也是带动云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因此，要不断强化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主城区的兴衰与持续发展离不开全市和全省的支持。因此要在全市和全省的大平台上，扩展城市发展空间，实现区域中心—外围人口分布的再平衡。
4.两“手”齐抓
两“手”齐抓即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决定”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坚定不移地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改善公共服务为导向，逐步缩小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公共服务差别。做优城市、做美乡村，力促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引导乡城人口流向，由市场来决定进城人口规模与类型，实现城市人口与公共资源的动态协调与合理配置。
现在，一些大城市对于外来流动人口采取两种态度：对于高学历的高端人才持欢迎态度，制定各种政策加以引进；对于低学历人口采取排斥态度，设置各种门槛希望能将其拒之门外。诚然，大城市对引进高端人才、建立高精尖产业结构的意愿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高精尖的产业体系都包括主导部门“高精尖”和服务部门“大而全”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城市既需要高精尖的金融、研发、管理人才，也需要餐饮、零售、卫生、保安等从业人员。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可以实现“高精尖”产业裸身发展。因此，大城市在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上，应将行政命令与市场引导有机结合起来，由排斥性管理向包容性管理转变，一味地驱赶和控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进城，既不合情理，也难以推行，而且有悖于“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大政方针。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现代城市作为要素集聚的开放空间，其可承载的人口规模不会是一个静态值，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要素流动的通畅、资源比较优势的凸显和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大城市人口集聚必将不断扩展，对此，昆明岂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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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昆明城市规划院.昆明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R］.
【注释】
[1]本篇撰稿人：罗淳（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舒宇（云南师范大学职技学院助理研究员）。
[2]据联合国发布的城市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昆明市以310万人口列居世界城市第115位，中国第22位。参见United Nations，Economic＆Social Affairs，Urban Agglomerations 2009.Population Division，www.unpopulaion.org.
[3]有学者（李强、王昊，2014）在论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新变化时就注意到，城镇实际上已经取代传统的户籍身份成为城乡人口分化的新空间。
[4]据2012年11月昆明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昆明市人口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提出，到2015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690万人内。《昆明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多方案预测，2015年昆明市常住人口为661.98万至674.53万之间。
[5]根据2012年年底公布的《昆明市人口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到2020年昆明市的常住人口要控制在730万人内。
[6]联合国预测，昆明城市人口2025年为390万。参见United Nations，Economic＆Social Affairs，Urban Agglomerations2009.Population Division，www.unpopulaion.org.
[7]据《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报告，规划2020年昆明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430万人。
[8]规划区域包括以滇池流域为核心的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和呈贡区全部行政辖区以及滇池流域所涉及的晋宁县六个乡镇（昆阳镇、晋城镇、宝峰镇、新街乡、上蒜乡、六街乡）和嵩明县两个乡镇（滇源镇和阿子营乡）的行政辖区范围。
[9]资料来自“昆公治函〔2014〕3号”文件。
[10]主城区数据包括了东川区，因此若剔除东川区后，主城区数据应有所下降。
[11]参见滇峰“昆明新房空置率达70%，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底线”，转载自《经济观察报》2015年4月22日。
[12]2013年4月，云南正式出台《关于建设滇中产业聚集区（新区）的决定》。明确规定“滇中产业新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西两侧，东区为位于昆明东部的嵩明、寻甸、马龙三县；西区包括滇池径流区域以外的安宁、易门、禄丰、楚雄四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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