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疆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边疆城镇作为一种处在既定空间区域的人类聚落形式，其形成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是在特定地域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政策导向等城镇形成要素不断聚集的结果，同时还要考虑国防和戍边的需要，由此决定了边疆城镇自身不同于内地城镇的一系列特征。
1.边疆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为城镇所特有的聚集效益（社会、文化、经济、生态）规模创造了依赖性与寄托性相辅相成的环境。作为城镇形成客观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支撑，人们对生存世界的改造和利用是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纵观我国内陆沿边开放格局，随着可塑性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业已形成与边贸格局相匹配的三大边疆城镇聚集带，即西南边疆城镇聚集带、西北边疆城镇聚集带和东北边疆城镇聚集带（见表6-1）。
表6-1 我国陆域三大边疆城镇聚集区区域涵盖统计
从三大边疆城镇聚集带比较上看，边疆城镇化进程的整体区位优势明显，但受制于边疆地区境内外自然和经济地理环境等复杂因素，区位差异化突出。边疆城镇化的发展受诸多区位因素制约，因此在评判其形成与发展的各种区位因素中需要综合衡量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1）从自然地理区位条件差异看
历史发展经验一致表明，边疆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正是缘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区位，城镇的规模与其边境贸易及口岸的区位发展程度呈线性正相关关系。区域性边境贸易繁荣稳定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和内涵相对较高。以西北边境贸易地区为例，该区作为欧亚大陆桥主要的桥头堡战略腹地，拥有阿拉山口口岸等一批面向中亚、东欧开放的战略要塞，城镇化建设蕴含极大潜力。西南边疆城镇聚集区亦是如此。作为连接环太平洋和环印度洋市场的结合部，西南边疆外贸及口岸区位与毗邻的东南亚、南亚地区地缘紧密性更强，但在边境贸易经济因素中，却远离我国经济腹地，联动优势较弱。因而，在西南边疆城镇化建设方面（以云南省为例），虽然该区地处国际航线枢纽地带，并且陆路口岸和水路口岸兼备，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开放格局，但其边疆城镇化建设却面临进程性压力，需要凭借强力的政策支持（云南桥头堡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从经济地理区位条件差异看
作为边疆城镇化助推器的边贸经济，不但要考虑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社会经济等条件。在现有三大边境城镇聚集带所面临的境外市场容量中，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面对的“朝、蒙、俄、日、韩”市场和西北地区面临的伊斯兰市场相比，存在着与毗邻国家经济结构互补性差，支撑城镇化建设的工业基地薄弱等不足环节，但就长远发展趋势和潜在市场容量相比较，西南边疆城镇聚集区发展后劲强势。从口岸城镇建设数量和质量上看，截至2013年年底，在我国三大边疆城镇聚集带当中，凭借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已分别建成相应的边境口岸城镇体系。但从口岸空间多样性考量（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唯西南地区马首是瞻。作为出入国境的交通要道，口岸城镇为境内外人员出入、货物和交通工具选择提供了先决条件，其便利程度和相配的边境贸易规模将对口岸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规模成本的降低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边境贸易往来繁荣必然要带动口岸规模和边疆城镇化规模的扩大，而口岸规模的扩大又将推动边境贸易和边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3）从交通地理区位条件差异看
运输枢纽作为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在提升运输生产的重要环节和运输网络的重要节点的供给能力上具有重要作用。从目前我国边疆地区交通线建设来看，我国边疆城镇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东北边疆城镇聚集区，特别是黑、吉、辽三省区自身具备较为完整的交通运输网络，本身的经济实力很强，交通运输网络发达；其次为西北边疆城镇聚集区，凭借地缘优势，加之毗邻区经济实力较强，使得该区域运输网络较为完善；而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云南）受地形地貌的限制和自身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双重因素影响，其运输条件相对落后。但随着桥头堡战略的提出，“大通道”建设促使道路运输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其对云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见一斑。以公路运输为例，截至2012年年末，云南道路运输业的总产值占第三产业的13%、占全省GDP的5.3%。
2.边疆城镇形成与发展的资源禀赋因素
从工业革命开展以来的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实践中不难看出，资源禀赋条件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3]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无论生产力水平高低，资源禀赋对于社会物质生产、财富积累甚至人们的生活发展水平都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逐渐成为现代化经济运行和城镇发展的基本决定要素。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即由于区域本身所处的自然物质差异，导致不同区域在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产品选择上也趋于多样化，从而形成不同的生产力结构的特点。我国三大沿边城镇聚集区所处的区域位置（内陆）在金属矿产资源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煤、石油、天然气、水能）和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剩余土地）等方面丰度值相对较高，开发潜力大，为边疆城镇开发进出口自然性产品加工基地，积极进行原始积累和发展外汇提供了便捷的供应平台。以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为例，我国有75%的草原分布在以东北边疆（东北西部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为主的边疆城镇聚集区，是该地区发展出口创汇农牧业的重要基础。[4]近年内蒙古和东北三省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在与俄罗斯开展边境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成为其边疆城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此不难推断出自然资源禀赋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地区初始的产业结构选择及城镇化发展形成过程，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资源性影响因素不仅仅受单一地区的自然条件的决定，毗邻国家自然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状况的地域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中国与毗邻国家边境贸易发展的水平和经贸合作的方向。
另外，受毗邻国家境外市场资源条件的干预，其各自城镇化形成与发展水平亦有所差异。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相毗邻，从资源条件比较，无论整体还是人均占有量水平，上述国家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光热资源、生物资源等方面优势显著，均是资源富集而开发程度尚低的国家，这为云南省在利好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境外丰富的资源条件，发展相应的加工工业，提高边疆城镇化建设效率和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物质基础。[5]
3.政策因素对边疆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相关经验表明，政策因素是支持边疆城镇形成的主要机制性驱动力之一。根据区位要素禀赋（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边疆城镇形成与发展中耦合了具有协同联动效应的两大主要政策源，一方面是以地缘为主的外交及边贸政策，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及运行机制上。
从地缘关系看，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贸关系的紊乱程度会对边贸口岸建设乃至边疆城镇化建设产生不经济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诸多复杂因素干扰，我国与毗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经贸往来并不顺利，甚至曾经一度中断，严重影响边疆城镇发展。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变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毗邻国关系得到缓和，特别是90年代我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针指引下，实行沿海、沿江和沿边开放战略以来，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缅甸等毗邻国家，也相应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其对外开放程度，制定的对外经贸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经济条件，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边境贸易的水平、规模、形式、进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疆城镇化建设的水平、规模和层次。例如，我国东北和西南两大边疆城镇聚集带，因上述条件的差异性，而使得两地在城镇化建设规模、形式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促进边疆城镇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大致可分为国家政策和地区政策两个级别，涵盖包括外贸、合作、税收、汇率、商检、管理等方面（见表6-2）。
表6-2 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台的有利于边疆城镇化建设的部分政策统计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策出台年份整理所得。
从国家以往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考量，不同时期国家对各区域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城镇化发展定位并不都一样。尽管在城镇空间布局上，国家并没有刻意排斥边疆地区，但对边疆城镇建设的重视主要是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才开始的。
表6-3 国家“九五”至“十二五”规划中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发展的定位
续 表
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至“十二五”规划整理而得。
上述各项政策法规，对我国内陆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开展边境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亦为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宽松而适宜的环境，并使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同边境贸易的宏观和微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上述法规不但有效地维护了边境贸易的正常秩序，而且保证了边疆城镇健康、稳定地发展。事实上，沿边许多城镇都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
4.影响边疆城镇化建设的其他因素
首先是区位。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城市是要素集聚的产物，在既定的条件下，城市由于自身发展的要素吸纳强势和资源整合优势，往往成为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以城市中心为圆点，越是远离中心，越是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因此，内地与边疆的空间关系，实际上就反映着“中心—外围”的关系，内地往往比边疆繁荣昌盛，发展的机会和要素都更加有利，而处在发展极外围的边疆地区则往往显得发展滞后，城镇建设缺乏要素集聚。
其次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边疆地区人口总数已近3亿，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从事边疆城镇化建设。但在从事边境经济贸易和各类活动的人力资源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数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再次是周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均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的边境交往与贸易关系。例如，与缅甸接壤的云南德宏州，两国边民之间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境外的民族与我境内的同一民族或原来的同一民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胞波情谊源远流长，边民互市贸易往来历史悠久。
综上所述，在诸种条件与因素的综合影响与作用下，边疆城镇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对于边疆人民的生活生产水平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同时，随着边疆城镇的日益发展，在中国内陆边境地区形成相应的边疆城镇化空间组织及其地域系统。
（二）边疆城镇的特点与功能
自沿边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战略在稳步推进，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后确立的新的区域开发战略，国家开放政策由梯度开放转向全面开放，地区发展政策由沿海优先转向区域协调发展，边疆城镇化的特点和功能亦呈现新的形态。
1.边疆城镇的特点
城镇的建设需要彰显个性，凸现自身特色。特色不仅仅表示差异，更应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比较优势而引起重视。尽管与全国比较，边疆地区城镇化进程显著滞后，但换一个角度不难发现，当地许多小城镇建设仍然不乏一些鲜明的特色。据观察，边疆城镇建设的自身特色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民族性，即人文特色
边疆多为民族聚居区，由此使许多边疆小城镇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这是自身聚居环境的多样性所造就的。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多彩的民族文化相交织，给当地小城镇建设打上了深厚的人文底色。譬如雪域高原的西藏小城镇，总是带有浓郁的藏区风情，而且这种藏区风情与当地的藏传佛教密不可分，在民居建筑、饮食服饰、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人文景象。再如带有纳西族和东巴文化特色的丽江古城，彰显白族特色的大理古城，充满傣族风情的西双版纳州的许多小城镇等，都无不蕴含着各自民族深厚的人文特色，这种“与生俱来”的小城镇特色是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的。可以说，正是这种人文特色的凸显，是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区别于全国其他地区小城镇的一大亮点。
（2）边境县，即区位特色
边疆城镇主要是沿边境线形成带状分布，由此决定了其依托边境线的特色。譬如西南边境线沿西藏、云南和广西三个省区分布，总长近一万千米，几乎占全国边境线长度的一半。沿边境线自西南向东南分别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接壤。如果按照边境沿线的县级以下行政单位统计，西藏有21个边境县，云南有27个，广西有10个。在这些边境县辖区内往往形成两类小城镇：一是具有经济功能的“边贸型”小城镇，这类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依托于其口岸经济功能的发挥程度，只要毗邻国家之间关系稳定，对外贸易政策相互支持，口岸城镇建设就会获得较强的发展动力，反之则易使功能单一的口岸城镇建设受到限制；二是具备国防性质的“军事型”小城镇。这类小城镇的形成，最初就是出于“戍边卫疆”目的而设置的，因此，其城镇功能带有很强的边防色彩。但随着人员的聚集，产业的跟进和功能的提升，在“边防”职能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生产生活”功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许多小城镇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3）袖珍型，即小规模特色
由于地广人稀，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城镇规模都普遍偏小，有些小城镇实际上就是一条街，城镇非农人口不过一两千人。这种“袖珍型”的小城镇与其民族特性和区位特性密不可分，正是因为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及所处的区域环境与周边条件，限定了该区域小城镇的规模扩张。
但城镇规模小并不必然就导致城镇功能残缺，人气萧条，其中的关键除了小城镇自身内在的成长条件以外，还在于该小城镇对于一个处在大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其发展必然依附于大城市，甚至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但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城镇，由于其所处区域本身就较为偏僻，周边都以乡村和农业为主，因此，这样的小城镇实际上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或焦点，对周边农村具有很强的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譬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畹町镇，与缅甸隔江相望。作为国家级边境口岸城镇，其所处的地理区位十分重要，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南方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是滇缅公路的唯一通道，至今仍然是320国道上海经昆明连接缅甸的必经站。1985年曾经国务院批准，畹町撤镇建市，在1999年被并入瑞丽市之前，畹町曾被列为全国最小的边境口岸城市，总面积约100平方千米，虽然城市人口不过1万人，但城市建设欣欣向荣，各种市镇设施较为完善。再如广西的东兴市，作为中国与越南开展商贸活动的一个重要通道，20世纪初曾经十分繁荣，有许多国家都在此开设通关商埠，素有“小香港”之称。城内至今还保留着多种风格的欧式建筑。现在建成区区划面积550平方千米，城镇人口3万余人。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民族性”“边境县”和“袖珍型”作为三个最能体现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的自身特色，应是当之无愧的。如何认识并利用好这些特色，直接关系到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城镇建设成效。
对于人文特色，应持有的正确认识是，文化有差异，但无优劣之分，不注重本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必将丧失自身特色，也就失去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然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这种人文特色也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不加以特别的关注，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的人文特色就很可能淹没在现代化浪潮中。因此，对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对于区位特色，关键在于国家政策推动下的区位条件的改变。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多属偏僻闭塞之地，当时的区位特色不过是区位劣势。但如今借助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推进，不断强化对外开放，改善交通，从战略高度构建沿边经济发展格局等，可使边境县从边缘变为前沿，变经济社会发展的“死角”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这样就有可能将区位特色转化为区位优势，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小规模特色，更需要正确看待。小与大具有相对性，一个地区发展程度如何不仅要看城镇的规模效应，而且要看城镇的区域作用。城镇规模小，并不一定就必然条件差、功能弱。大城市有大的优势，但小城镇也有自己的好处，关键是看所处的具体时空条件。我们坚信，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城镇来讲，虽然城镇规模和聚居人口都不可能像内陆和平原地区那样扩展，但这种“袖珍型”的小城镇正是与现阶段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因此，小城镇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特色，发挥其应有的增长极作用，就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改变区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提高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袖珍型”的小城镇同样能够发挥大作为。
2.边疆城镇的功能
与城镇功能（职能）大同小异，边疆城镇功能是指边疆城镇对于整个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的各种作用和影响。边疆城镇沿国界分布，毗邻不同的国家，同时自身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其功能体现亦包含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防御功能
边疆城镇自身所处的边界沿线决定其最初形态除由社会分工发展作用形成外，突出表现为一种对外防御的功能。历史上，受我国陆疆地域限制和小农自主经济影响，边疆城镇设点布阵大多因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军事据点为先决基础，同时进行大规模开发的被动式防御目的形成的。上至春秋战国诸侯领地筑城以卫，下至清朝巩边固防移民以守，无一不体现上述特点。
（2）商品集散功能
商品交易离不开市场，而市场需要依托于既定的空间。边疆城镇凭借特定的地理区位，发挥其跨国货物交换的通道作用，发展多层次贸易（民间贸易、地方贸易、国家贸易），成为国家或区域对外贸易的口岸，利用这种通道和口岸便利，结合当地资源，将各种产品直接输送到境外，同时从周边国家进口货物，并依托这种进出口商品贸易活动，带动口岸社会经济发展。
（3）生产加工功能
边疆城镇特定的地域区位，使之具有外向型特征。它们通过利用这种“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吸引多方面的要素聚集，如资金、技术、设备及劳动力，从而形成较强的生产加工能力，建立出口生产企业和转口加工基地，从而把就地生产（或加工）的产品直接销往国外，既能够适时紧跟国际市场动向，及时调整资源配置与生产计划，又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节省运输费用。
（4）经济互补功能
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通过互通有无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补与资源重新配置，这对两国都是一种双赢。如中缅、中老边境口岸的商品贸易主要是以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缅甸、老挝，同时进口两国的木材、矿石、橡胶等，实现了国家之间互惠互利的贸易结果。
（5）区域极化功能
边境区域一般都远离经济发达的内地，大城市经济增长极的辐射作用对边境地区影响有限。但通过口岸城镇的建设，推动相邻国家的经济交往，可以跨越国境线形成一定范围的区域经济增长极。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一种新的增长极表现形式。这种增长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将一国经济发展的末端变为前沿，改变边境区域长期封闭落后的状况。譬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简称GMS）的形成，依托于澜沧江（湄公河）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中国云南联系在一起，使云南的畹町、打洛、磨憨等口岸在GMS经济合作中成为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桥头堡，以往闭塞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GMS的重要节点。
（三）边疆城镇的类型与层次
边疆城镇作为边境地区行政、经济和文化要素的集散地，其功能类型对于确定沿边地区城镇化发展类型和建设层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受边疆城镇的区位特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政府政策影响，加之不同边疆地域的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积累上差异明显，我国的边疆城镇大致可分为要塞国防型、口岸集贸型、矿产资源型、交通枢纽型、政治中心型和加工基地型等类型。
1.要塞国防型边疆城镇
要塞一词最早源于西方，是指险要的关隘，常出现于边境地区。作为国家安全屏障的边疆城镇，防御历来是边疆城镇十分重要的功能，汉初北方就设了许多城堡与烽燧，组成严密的防御系统。清代为巩固边防，在黑龙江进行移民，屯垦戍边，这些边疆城镇一般都同时具备要塞特点，但军事意义和地理意义的双重标准不足以满足现代要塞型边疆城镇的建设需求。现代要塞型边疆城镇的崛起、发展主要得益于当地边境贸易的带动。例如云南省河口市作为连接中越的前沿关卡，历史上曾为捍卫主权起到了不可比拟的防御作用。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复杂的变化形势使得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逐渐演变为以实力为基础的利益较量，其核心行为决定着国家安全格局与领土完整，因此，要塞型边疆城镇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发挥着及其重要的“门户”作用。
2.口岸集贸型边疆城镇
沿边口岸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国家需要和具体地理区位而在内陆边境地区设立的对外交往门户。口岸集贸型边疆城镇的主要功能体现在贸易方面，有的口岸集贸型边疆城镇还综合发挥了多种功能，如加工出口、文化传播和旅游服务等等。口岸集贸型边疆城镇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但可以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通道，而且可以利用与境外城镇互补性和对称性优势，发展边贸、民贸、国贸等多元化贸易层次。另外，由于口岸型边疆城镇比内地城镇在经济结构中的外向型特征更加明显，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更加便捷，有利于其互补资源更好吸收和加工，使得金融换汇能力大大增加。云南地处我国沟通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通道，连接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沿边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口岸集贸型小城镇的发展为云南省城镇化建设要素的双向流通构建了相对规范且稳定的渠道框架，成为连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结构性支点，为全省对外贸易和边疆社会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据2012年云南边境口岸业务统计来看，2012年，口岸进出口总额为69.6亿美元，约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33.1%，同期相比增长10.1个百分点。其中进口总额为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增速全国第一。该数据表明，进口成为口岸集贸型城镇发展的新增长极。
3.矿产资源型边疆城镇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息息相关。资源开发可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技术）的集聚，从而促进当地城镇的兴起。需要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关键是看哪种力量的作用更强些。综合国内外学者们对资源型城镇的划分方法不难看出，他们划分主要依据特定资源在城镇中产值比重或就业人口比重衡量，但出于研究需要，加之云南省独特的成矿条件，本书所阐述的资源型边疆城镇主要依据资源种类分布情况确定。云南省矿产资源在分布、结构上存在三个明显特征：矿种齐全，分布广泛和共生矿多。从资源分布角度来看，云南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能够与化工、建材、能源等资源形成较高的配置程度，且资源相对集中。能源矿产中煤炭资源已在116个县（市）发现，主要分布于滇东北、滇东等非境外毗邻地区，而金属矿产遍及108个县（市），除铁、铜、磷和玻璃石英砂主要分布在滇中地区外，其余均在边境毗邻地域（滇西、滇东南、滇南）形成特色矿产资源富集区。例如锡矿主要分布于文山、红河、保山等地区，且形成了典型的锡矿资源重镇——个旧。而在探明锡矿储备中，滇西拥有大中型矿8个，这将进一步带动该地区资源型边疆城镇发展。
4.交通枢纽型边疆城镇
交通道路的发达和通畅程度，是衡量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货物流转角度看，交通枢纽型边疆城镇具有很强的货物流转功能，例如物流、交通、信息传递等。边疆城镇在对外贸易中的资源导向和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引导能够有效地导入所需的国际资源和导出国内资源，即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信息、资本、商品和劳动力）为国内外经济发展需求提供多元化服务。相比于内地枢纽型城镇所具备的功能来说，边疆枢纽城镇的流转功能更有特定性。从运输方面看，边疆枢纽型城镇，特别是具备口岸功能的边疆枢纽型城镇，对于广大内地信息、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输出，有着重要的“节点”作用，如内蒙古的满洲里口岸就是通往东欧各国的交通枢纽。如2004年11月，云南河口县农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民币兑邻国国币兑换业务，不但是地区金融发展对支持地方经济建设良性带动，更是成为保障滇南边疆运输枢纽在集散、通道、仓储等服务性建设方面的里程碑，意味着云南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从信息传递角度看，边疆枢纽型城镇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通过经贸发展，可将国际市场的供求变化信息及时反馈，并通过流通渠道，将资本、人才等资源供求信息传递给需求方，具备强烈的信息导向功能。据2012年云南省海关统计显示，全省口岸其中出境人次为1 227.3万人，同比增长9.4%；入境人次为1 252.4万人，同比增长10.9%。出入境交通工具441.4万辆（艘、架、列）次，同比增长9.8%。说明此类城镇对我国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客货运输和经济大循环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5.政治中心型边疆城镇
政治中心型边疆城镇是指在边境地区拥有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体系，对所辖地域可进行管理的边疆城镇。与传统政治中心功能相同，行政力量的权威性可使得政治中心型边疆城镇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和吸收能力，形成城镇化要素的集聚效应。从行政中心级别角度看，政治中心型边疆城镇作为边疆地区城乡经济的结合点职能复合性不强，但同周边地区联系较为紧密，都是边疆省区二级或三级经济、文化中心，对邻国毗邻地区也有较大的经济、文化辐射作用。政治中心型边疆城镇对投资、设施、技术等要求低于内陆政治中心型城市，其设立有利于形成稳固的双向市场联系，其发展态势可以直接带动边境贸易和生产性产业的发展，当今诸多全球工商业中心都是从区域性政治中心形态逐步发展演变而来。云南边疆广大中小城镇的工业技术水平不高，生产规模较小，其区域性政治中心功能相比于内陆省份较不完善。但随着劳动分工和边境贸易的不断进展，部分边疆城镇将依托固有的行政中心地位整合外贸、金融、旅游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并通过“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间的地域分工网络充分发挥城镇化建设中资源生产、交换、分配过程的任务。例如1999年国务院批准撤销畹町市，将其管辖乡镇划归瑞丽市管辖后，畹町凭借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提高和自身区位优势，其已成为中国实施“桥头堡”战略的重要门户。
6.加工基地型边疆城镇
从对外开放窗口功能来看，由于部分边疆城镇位于生产要素组合的最优区位，除可以直观展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促进同毗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往外，生产加工功能在我国却得不到重视。我国边疆城镇都不同程度地通过边贸互市发展以商务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现代服务业，侧重点长期局限于发展而忽略初级资源和低层次产品加工对城镇化建设的导向功能，使得于强调商品出口份额而忽略产品科技含量，对资源开发和市场整合中起黏合剂作用的加工功能被削弱。从全国范围看，内陆边疆地区相较于沿海地区在加工基地型城镇建设上发展层次较低，且多为原始低级产品加工和外来产品就低加工，但随着对外贸易发展和利好政策贯彻，加工基地型边疆城镇得到快速发展。近年来，云南省对外贸易在总量上不断突破的同时，贸易结构和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初步走上了多元化平衡发展之路，加工贸易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占全省进出口比重由4.7%上升为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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