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跨境交往现象

全球化进程中的跨境交往现象_巨变中的中国社会

一、全球性互动中的“跨国界交往”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人们在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必然代替地域性的交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时至今日，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已经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变，技术的发展不但缩短人们的空间距离，而且人们互动频率也得以加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不同地域社会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交互作用正在上升。这正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这一过程体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货物、服务、观念、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整合，与此同时对地方性大众文化以及社会变迁产生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交往，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全方位的社会流动和广泛的社会互动。在当今全球化社会的条件下，全球各国的社会成员之间、跨国性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往和互动程度会日益高涨。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社会的观念以及技术原因对于人们的交往的限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列维（M．J．Levy），曾师从社会学家T．帕森斯，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至深。他从发达社会内人际关系的变化上，提出了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是一种异质交往的社会，也就是一种易结易解的人际关系的看法，不无道理。“自致性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中体现其意义的，它与传统社会中的“先赋性社会关系”相比，给人们创造的发展机会更多。这种异质交往的普遍化正提供了全球性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全球化总体理论来看，本文所讨论的“海外关系”，实质是一种跨境交往，是人们在全球层面上的一种沟通，联系以及互动。社会是基于人们彼此分享他们的信息、知识、经验、价值以及信赖的多样性的交往沟通体系。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便没有任何团体，因此也就无所谓社会。由全球化促使的跨境交往缩短了在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自然和社会空间的距离，从而使人们的相互交往提高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度：全球性互动。目前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已经开始把注意力关注到全球民间的交往方面，以及“交往的阔展”、“文化的散布及采纳”，[3]以及全球民间社会交往对地方“影响和冲击”[4]等。

当代全球化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历史性变化，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全球社会时代。有关全球社会交往的理论在近一二十年来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吉登斯、哈维的“时—空超拔”全球观。英国社会学家A．吉登斯（A． Giddens）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这是因为全球化包含着改变（重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即所谓“时—空距离”（Time Space Distanciation）。他强调全球交往网络和复杂的生产与交换系统如何减小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社会关系的超拔（Disembedding of Social Relations）首先是与现代性力量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超拔”指社会关系从“本土的互动范围中”超拔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加以重新结合。全球化扩大了这种“超拔”过程的范围，其后果是使“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种新的环境中，在新的环境中，超拔的现实把本土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组成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5]

基于时—空压缩的观点，吉登斯贡献了他的社会交往强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全球化被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交往的强化，这种社会交往把本土社会的特征与遥远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反之亦然。因此，本土性的事件受自于遥远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与塑造，本土与全球由此形成一个相互对话的机制。本土社会转型同样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部分，仅仅是社会交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长而已。因此基于社会交往的社会距离不再被地理的距离所限制。[6]

英国学者哈维（D．Harvey）也认为，一方面，全球化产生了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多样性。因此这个概念具有空间性内涵，指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能够覆盖全球。就是说世界某地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会给世界体系另一地的个人和共同体带来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涵着构成现代世界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这就是说，虽然每个人都有一种本土生活，但大部分现象世界实际上是全球性的[7]。因此，全球化蕴含着全球人类状况对于特殊地方和个人之间的日益增长的渗透。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往的空间结构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全球化暗示消除了现象学上的空间，同时暗示时间的一般化。显然，时空压缩强调了社会中的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是随时间和空间的变更而变化的。[8]

2．卡斯特的全球网络观。卡斯特（M．Castells）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即网络社会。从现实的情况看，这种社会模式有其特征，这就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讲，这种社会模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信息化模式。

卡斯特观察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生产演变的重要趋势是生产过程的组织转变，包括多国公司本身的变化。商品与服务的全球生产渐渐地不是由多国公司担任，而是由跨国的生产网络完成，而多国公司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若无网络的其他部分，该要素也无法运作。因此，大部分生产部门（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支配部分，都依其实际的运作程式在全世界组织起来，形成所谓的全球网（Global Web）。网络社会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大为不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它是基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网络而联接成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有着其他社会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9]。

3．杰里菲的“商品货物链”全球观。杰里菲（Gary Gereffi）的“商品货物链”的观点是一种那些在世界范围做生意的公司之间的全球性交往联系。这一观点取代了仅仅把注意力关注在全球的城市上。杰里菲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倾向于削弱国家对于经济系统上的影响力，同时突出了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那种旨在于设计、制造和行销核心能力和策略的角色。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做生意是由他们在全球商品货物链中逐渐扩展地位所造成的，而不是源于他们的国家。全球商品货物链（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s）是由一系列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的在中间组织交往的组合所组成，它把众多的家庭、企业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彼此相连起来了。这种交往是相对专业化的，具有人际交往结构的，以及与地方性整合的交往，而且特别强调经济组织的社会性基础。对商品货物链的分析展示了制造、分配和消费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包括组织）的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则形成了它在获得、制造、分配、行销以及消费过程任一阶段的特点[10]。

4．拉图尔的全球社会交往观。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及的交往观念使得我们解决了微观和宏观关系。这一概念是把个人，藉着家庭，并扩大到亲戚、团体以及机构等整个隐喻为相互连接起来的交往。任何交往与其他交往相比从不会更大，而只是相对说更长或更强烈。交往的观念，取代了必须在本土和全球之间两者择一的思路，而使得人们可以把全球看成一个实体，一个高度连接的整体，同时这一整体又保持着它的本土性特征[11]。我们只是按照怎样的既定条件藉着它所要求的大量的交往而成为一种策略，以及当失去了这些交往后，它重要性也随之丧失。系统的交互作用是被常规化了，以至于那些被交互的行动者基于那种社会交往而成为依赖，以及组成某种期望[12]。基于这种交往的视野，有关移民和跨民族社区的研究提供了那种考查本土和全球互动的形成，移民所组成的跨民族社区可能藉此创造新的认同和安排社会的及财政的资源，对于他们的祖国以及栖居国可能具有很强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13]。拉图尔的这种全球社会交往观与人的社会资本相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总之，这些全球化理论突出了全球化的进程对人们的交往方式上的突破，以及跨国界交往对全球化的意义。对我们进一步思考“海外关系”对本地社会转型的深远意义不无启发。

二、“跨境交往”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

跨境交往之所以被视为全球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于它体现了人们在世界范围的互动。简而言之，全球化沟通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任何事务以及人的活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一般可能容易注意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或这种交往在地理区域范围内的形成和发展。狭义上的“海外关系”体现了传统观念上家庭成员交往在地域范围上的扩大而已。这显然是不同于一种建立在全球远见立场上的广义上的概念。跨境交往在广义上的理解，意味着本地的人们或团体具有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或团体的某种联系与互动，以往存在的自然空间距离对于人们交往产生的阻隔已经被忽略，由互动频率而形成的交往的社会化功能得以体现。

人们的跨境交往并非一种新的现象。中国和古罗马之间远距离的骆驼旅行队跨越中亚的史实早已被列为早期的国际性交往的例证；郑和下西洋对当时的华侨开发南洋产生了直接影响，对历史上华侨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也有深远意义。虽然当时的那种交往在数量上比较稀少，在性质上也相对比较松散和微弱，其对当时历史及社会的影响是可观的。从历史学和人类学角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交往始自于最近的一个世纪。时至今日，全球范围的跨境交往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正越来越趋于频繁。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要求跨国实践能得到发展，跨境交往能得到巩固和深化。社会与社会之间联系不仅是建立在经济的交往上，同时也扩大到文化要素，诸如生活方式、时髦以及观念等各方面的互动（Tomlinson，1999）。

毫无疑问，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跨境交往所产生的远非指的人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物质上的交换，而是强调和突出体现了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多层面，多样性社会互动关系。换言之，跨境交往所带来的意义并非限制在物质的或地理的意义上，其本身的发展蕴含着很深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跨境交往可能或者已经带来了新的社会或文化层面的结果，而这正是社会学家可能观察的新的窗口或视角。

从“全球化指数”观察，“海外关系”已成为衡量跨境交往的一项重要指标。A．T．卡尼（A．T．Kearney）研究机构与《外交政策》杂志在2000年联手推出了“全球化指数”，范围涉及50个发达国家和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地区。这一指数将全球化分拆成几个最重要的部分，在国与国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国际旅行、国际电话、国际汇款和其他交往的数据，为跨国界联系的级别做出了量化。其研究反映了当今信息技术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虽然有些深层次指标很难测量出来，但是它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可以计算的。信息技术使国与国之间维持深层的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这种一体化在金融市场最为突出，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每天在世界上运转的货币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在美国，仅跨国证券一项，流量就比1970年高出54倍，日本则高出55倍，德国是60倍。最近若干年全球一体化的指标增长明显。国际旅行者与游客的数量上升，现在每天平均约有300万人，而1980年只有100万人。由于国际电报费的下降和跨国活动的升级，国际电话交换机的流量在2000年首次达到1000亿分钟。随着在线人数达到2500万，更多的人在更遥远的地方可以实现直接交流。

研究表明，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于这个国家在跨境交往这一项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每年平均每人的海外长途电话流量接近于390分钟。让新加坡引以为豪的还有稳定的国际游客数量，相当于其本国全部人口的三倍。对比之下，美国国际游客的数量只有本土人口的1／6．4。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亚太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化及本土指标年度报告及政策建议》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经济体，开放因素指标比本土因素指标表现更佳，报告建议这些经济体应集中力量改善本土环境。中国开放指标排名提前。全球62个经济体样本期内，在开放及本土因素方面表现的成绩不一。在“开放因素指标”[14]及“本土因素指标”[15]排名榜排名最高的十大经济体，主要是北美洲及西欧的发达经济体，能跻身于两个指标前十名的七个经济体分别是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瑞士、加拿大及荷兰。新加坡是“开放因素指标”排名最高十大经济体中唯一的亚洲经济体。中国则在“开放因素指标”及“本土因素指标”分别排名第39位及49位。一般说来，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在排名榜的名次最高，像韩国及巴西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名次上也比大部分发展稍逊或最低的国家为高。近年内，在“开放因素指标”获得改善的经济体，其中包括中国、韩国及新西兰，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印尼在同期内呈恶化现象。研究显示，中国“开放因素指标”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对外资的利用在全球都非常突出。但是，“开放因素指标”不仅仅包含外资利用，还包括了本地居民与国外的各种复杂的联系与交往。因此，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当今时代，跨境交往的增强归功于现代科技的进步，高科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交往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从血亲亲戚以及信赖的朋友交往，转向表面性的，功利性的，但更为宽广和有效率的、跨国界的乃至全球范围的交往是一个必然趋势。显然，这种社会交往是从性质上讲是从专一性转向多元性，从形式上讲是从小范围转向大范围，从内容上讲是从简单转向复杂，从基于自然距离的转向超越自然距离的交往。

图1 1980—2001年在上海的直接外国投资（FDI）（单位：亿美元）

三、“海外关系”对于本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今天，多方位、多层面的跨境交往已经伸展到了整个地球。互联网系统联接着全世界无数的计算机使用者，那些匆促跨越国家边境的游客们或资本投资者穿梭来往于不同沿海城市等，这些形象形成了今天这一世界“流程”不仅仅是互相连接着，而且也正新建造着更多的流通渠道，以及重新描画着世界地理[16]。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发展中的国家而言，跨境交往可以提升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据联合国最近发布的数据，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1．2万亿美元，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3。其中流入中国的FDI为700亿美元，继续列发展中国家第一。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总额达到了3680亿美元，流入东欧和中亚地区“过渡”经济体的FDI去年创下620亿美元的新纪录。中国从1993年开始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FDI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应是比较稳定而且吸引力是长久的。

据预测，2007年的全球FDI依然会有小幅增加，而在中国方面，尽管面对“两法合并”问题，外商面对中国的政策法规会因犹豫造成不利因素，但是考虑到外资银行可能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以及长期吸引外资的政策，中国FDI总体趋于稳定。

上海可以作为考察海外关系对于本地社会发展影响的一个窗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上最重要的城市。自从中国在1979年实行了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上海通过多渠道的“海外关系”增加经济上、技术上与外国“连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成就。基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上海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一年比一年高，在2001年已经达到了353．8亿美元，合同项目达24728项。[17]

许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他们的海外企业和研发机构，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加速了上海的地方转型，重塑了她的外向型、多功能的都市文化并进而成为世界城市。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不仅具有雅致的国际城市景观，世界各地的商品货物，特别有着来自是五湖四海的商人，以至于被推为多国俱乐部、“东方巴黎”。这一历史为她的海量的“海外关系”作了垫补。以至于在当时就成为全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成了一座冒险家乐园，连接西方世界和东方国家的一个象征。而今，上海正在利用其本身具有的有形（人力资源）和无形（海外关系）的社会资本，使她转换成为现代大都市以适应开放的市场。上海正展现她的全球城市的形象。她的当代文化是商业性的。而商业性文化是全球现象，这一全球现象是生根在市场的开放的系统中的。上海正在编织一个多层次的，更大范围的海外关系以及全球社会网络，并经历着深层次的文化的转型。

我国南方省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得益于“跨境交往”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地缘、人缘等方面的原因，来自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投资一直是福建外商投资的主体。台商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福建第二大外资来源。在华侨华人投资的带动下，至2003年底，福建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3万个，实际利用外资400多亿美元，在各省区中排名第三。2003年全省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274项，实际利用外资49．93亿美元，增长17．5％。与此同时，福建省利用外资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从一般的加工领域逐步拓展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以及其他第三产业领域。

而“海外关系”与广东省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众所周知，广东人移居海外历史最悠久，广东籍的海外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165个国家和地区；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中国有海外华侨华人3000多万，其中广东籍的就占了2／3，以致有人笑言：海内有一个广东，海外也有一个广东。邓小平所言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名副其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直接投资广东的经济建设，投资额已占到广东引进外资总额的80％左右。广东实际吸收外资中侨资约占八成。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为广东捐赠达300多亿元，其中用于办学的约50多亿元，兴建扩建中小学约18000所，兴办了汕头大学、五邑大学、嘉应大学等一批大专院校。他们大力扶持侨乡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共捐建桥梁3361座，修筑公路18537公里，使广东道路建设各项指标跃居全国首位。他们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营销模式和管理理念。[18]

华侨华人长期居住海外，他们联系广泛，信息灵通，信誉良好，与外国政府和重要企业集团都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利用这层关系，在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使者和桥梁的作用，成功地搭起了许多座“经济之桥”，为国内引进大量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史，都证明了华侨华人的极端重要价值。据国家工商局的统计，自1987年以来，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大陆的投资企业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70％到80％，投资额占外商投资总额的60％到70％。华商投资企业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引进中国大陆的境外资金、人才以及技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19]。

然而，发展跨境交往又要求地方具有相应的相容性和适应性。换言之，地方社会对这种跨境交往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以及政策上的相应措施，则是跨境交往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中心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新加坡成为跨境交往最多的国家的原因。如果本地社会并不具备这种必要的相容性和适应性，跨国界交往可能并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或者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不能充分发挥其最大限度的作用。可以说，地方相容性和适应性是社会的“内在配置”。类似于计算机联网，用网卡使得单独的电脑与整个网络系统连接起来，这一过程需要适当的配置和软件，然后整个网络结构才能被建立。社会，当然不像计算机网络连接那么简单。它是基于传统体制和价值取向的复杂系统。

改革开放政策在制度上提供了某种机制，为海外关系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保证。而海外关系的发展需要本地政府在具体政策上的支持。以福建省为例，福建省作为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和综合改革试验的省份，是较早开展人才引进的省份之一。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把人力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1992年以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引进省外人才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鼓励留学人员来闽工作的若干规定》，近年来又出台《关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专业人才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快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的决定》，提出了引进人才智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研究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人才引进工作因而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福建各类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电子、机械、石化三大主导产业的崛起，开辟引智渠道，不拘一格从海外引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已经成了福建省人才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棋。福建省积极引进海外华侨华人专家与省信息、生物工程、农业、金融等行业开展合作与交流，既为海外华侨华人投资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促进了八闽经济、科技进一步发展。福建省有关部门还赴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邀请海外留学人员回家乡创业，并为他们的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20]。

除了政策上的支持，民间对于“海外关系”乃至于跨境交往的承受力和适应性，也有很大影响。在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联合发布的交往指数报告中，中国城乡居民交往沟通指数得分66．84分，刚越过及格线。然而，在一系列细化的测评指数中，体现交往活动能力的指数却大多差强人意，其中又以“社交参与”一项最为薄弱，得分仅47．38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沟通意识”较强（74．74分），具备浓厚的人际交往兴趣；但交往能力却相形见绌，尤其是包括社交参与、媒体接触、沟通工具使用三个子项在内的“沟通活动”指数（59．29分）未能及格，其中“社交参与”得分最低。

数据显示，中国人人际交往呈现明显的“亲缘交往”特点，而与陌生人的交往能力相对较弱，对“陌生”的社交圈资源利用不足。而这一点恰恰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决定的，亲缘关系在中国人社交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亲戚圈、同事圈、同学圈、社交圈构成中国人际交往的功能圈，而中国人在这四个圈子中的交往亲密度和依赖程度则依次降低，差距明显。77．9％的受访者与亲戚联系紧密，而与社交圈联系紧密的人仅有48．3％。可见，只有从政策上和观念上逐步创造地方对于海外关系的相容性，跨境交往才必然会提升地方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个人的“跨境交往”能力和水平体现了一种个人的社会资本。西方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的概念。此后，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给予了不同的界定。皮埃尔·布尔迪厄（P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则提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也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此外，A．波茨（A．Portes）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简而言之，所谓社会资本是一种看不见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个人的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21]

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中有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接受过优良的高等教育，学习掌握了西方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蜚声世界的专家学者，曾创造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这些海外华侨华人知识分子及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是非常有用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曾陆续邀请了许多著名的海外华侨华人知识分子回到国内考察、讲学、交流，借助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此外，吸引海外华侨知识分子返回国内工作，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引进了大批的外籍专家。他们带回了国内缺少和急需的科技知识，积极参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在各个领域为中华的振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具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开发了他们的社会资本为国效力是显而易见的。

据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李兴和赵光辉所作的《海外华人新移民现状分析》（2005）研究显示，新移民职业发生重大变化，突破了老华侨的传统行业的取向，开始涉足居住国的各行各业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北美仍有不少新移民从事餐饮业、成衣业等传统产业，但以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为主体，具有知识层次高，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在经贸、文化、科技、金融等领域贡献突出。以美国为例，在纽约华尔街有近200名中国新移民在金融机构工作；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有400多位新移民；底特律公司汽车企业雇用了2000多名新移民，如此多的新移民在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任职，这在欧洲是没有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高科技园区硅谷的各种企业中也有不少大陆新移民，他们或受雇于他人，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或者已开办公司，研制各种高新技术产品。2000年评选揭晓的1999年度硅谷“十大风云人物”中，华人就占了4位。他们的创业精神以及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卓越才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与近代华侨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有一批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华人专家和学者，其中教授就有几十人；1995年获美国总统教育奖的5位华人，都是80年代后从大陆移居美国的。由于北美新移民具有较高的素质，通晓居住国的历史和法律，他们能积极参加当地活动，许多杰出人士受到总统的接见和所在国的表彰。

总体上来看，海外华人新移民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年富力强，多居住在城市且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较强的特点。此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二十年来出境的大陆新移民，一般在中国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受过高等教育，由于长期生活在新中国，对养育他的故土有深厚感情，再加上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他们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对家乡的感情不会轻易改变。近年来，不少新移民组团回国参观、考察、投资，把国外的新技术、新产品带回国内，发展创业。随着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投资环境特别是优惠政策日益改善，中国将成为外资投向的重点地区，对新移民来讲是难得的商机。近年来，国内已逐步形成了新的激励机制和信息网络，以及建立与高科技开发配套运作的服务系统，使得一些新移民回祖籍国创业人数大为增加，据统计，我国回国留学人员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在北京中关村，仅2001年5月以来，就有1200多家留学人员创办企业落户，在上海浦东，创业的留学生达2万多人。目前在全国各地创办的44个留学人员创业园之中，入园企业已达4000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在外学成后留居当地的新一代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办的，大多数企业经营良好，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大陆留学生创业园和高科技创业园的开发将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21世纪，中国人才的国际化流动，出国创业和回国创业同时增长的趋势，将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图2 中国海外留学生以及留学归国的人数变化（1952—2000年）

（2）为当地作出重要的贡献。与老一代华侨华人不同的是，新移民大多是以追求优裕的生活和自身发展为目的，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不同于近代华侨华人那种效忠祖国、落叶归根的观念，新移民们想方设法积极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尽管这当中存在许多障碍，但加入当地国籍，落地生根，谋求发展是他们出国的主要动机。新移民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所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移民的税收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美新移民中的高科技专业人才的杰出表现，为美国开发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欧洲，华人的餐饮业促进了欧洲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欧洲餐饮方式更加多元化，从而也带动了进出口贸易、食品加工和旅游业的发展。

（3）成为中外友好的中介桥梁。大陆新移民具有熟悉居住国法律、法规，又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特优势，他们不断往返于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促进了中外交流和经贸往来。美国史代尔集团公司总裁李洪彪是近年来在商界崛起的新移民，他在芝加哥开设中国产品展销招商中心，因其全年收费相当于美国同年展销一至二周的收费，使中国大陆许多中小企业的商品得以进入美国市场，此举受到华资企业和美国社会的欢迎，促进了中美经贸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再如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在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开展商贸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温州各类产品销往7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东欧国家的占出口总额的24．9％：欧盟国家的占19．3％，这与旅欧的温州人有密切关系。新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面广、文化素质高、活动能力强，在与居住国的政治、学术界进行着愈来愈广泛的交流，对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李兴、赵光辉，2005）

另据2004年全国青联海外学人工作部与《青年参考》联合主办的“海归搜索行动——海外留学与归国人员现状大调查”显示：身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中，近九成有回国发展的意愿。[22]在有关“归国意向”的调查中，海外留学人士（包括在读的和已经在海外工作的）中的87．7％表达了回国发展的意愿。其中三分之一（34．5％）的人表示毕业即会回国；53．1的人则表示会先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回国。在参与调查的所有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留学人士归国是大势所趋，持相反意见的只占9．5％。在有回国意愿的留学生中，吸引他们回国的最主要理由是“看好国内经济发展前景”。

中国向海外移民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而当前的移民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人，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大的移民群体。三千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长期与居住国人民友好相处，为居住国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良好的关系。虽然这个群体的成员遍布世界151个国家，但是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却是他们最主要的聚集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共有46万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定居，使在美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增长了一倍。2000年至2005年，美国更是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潮，35．5万中国人在这5年中移居到这个大洋彼岸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新移民在构成上已经与以往不同，而所从事的职业也不再局限于老一辈华工的4把刀（菜刀、木工刀、剪刀、理发刀）领域。他们中的一部分抓住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有利机遇，利用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经营商品的批发、零售与进口贸易、超级市场、金融及房地产业。在俄罗斯和远东地区，建筑、农业种植、林业采伐行业雇用了许多中国移民，承担着俄罗斯人不擅长或不愿意承担的重体力劳动。[23]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广大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下，大大发展了与这些国家在政治、文化、卫生、教育、科技、贸易等方面的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友好关系，开拓和加强了与这些国家在众多领域多种渠道的联系、交往、交流与合作，从而更加拓展了我国的国际空间，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与国际地位。

四、跨境交往时代：海外关系也是一种软实力

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传统交往模式，在全球化的时代已受到了挑战。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网络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人的交往模式也进入了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跨境交往”时代。

“跨境交往”，显示出中国人的交往形态更为多元化，意味着新兴交往方式的出现，也预示着新交往模式的产生。诸如国际网络、出国旅游，多国俱乐部等跨境交流方式，正成为中国人新的交往平台。跨境交往突破了血缘交往、地缘交往、业缘交往的模式，它是一种跨文化、跨地域的高层次的新交往模式。海外关系正是这种交往的现实反映。中国的发展需要“海外关系”，不仅是亲属层面上的狭义的海外关系，更重要的是业缘层面上广义的海外关系，这种海外关系越多越好。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再是自给自足、小农经营、闭关自守式的发展，而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球村”愈益紧密的大环境中的一种全新的发展。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跨国界交往能够丰富我们的思想，活跃我们的思维，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进而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中国应该、也完全有可能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海外关系是一种软实力。中国的软实力增长，宏观方面最直观的表现可能是在文化方面。近几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出现“汉语热”的现象，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学校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甚至第二语言。中国的影视以及卫星节目逐渐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这些都是软实力在宏观上的反映。软实力在微观方面的表现则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社会资本”的集合体。关系网，即一种社会资本，跨境关系网则更是一种“稀有资本”。“海外关系”是增进彼此间了解、友谊与合作的桥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海外关系”的意义并不在于“关系”本身，而在于这种“关系”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华侨华人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是一种难得的积极因素。其所发挥的作用有的来自于他们所具有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方面的优势，有的来自于在居住国较好的人脉关系以及在当地、在区域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网络优势。

“海外关系”之所以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是由它所具有的文化、种族及经济等多种特质所决定的。华侨华人由于炎黄血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祖（籍）国具有较多的联系，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对“根”和“祖国”的眷念乃至报答之情是非常浓厚的。如果中国政府相关政策得当，这种深切的、持久的情感所产生的作用将可以发挥到极致。而中国的发展机会又使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更加实在、更具有生命力。因此，要使我国经济发展驶入前进的快车道，“海外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打开中国对外的各方面关系，由此使中国与世界各国更便捷、有效地连接起来，彼此促进，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更加积极、丰满和突出。今天，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构筑“和平发展”蓝图，仍然需要这种多层面、多方位的“海外关系”的强力支撑。“海外关系”的作用是不管怎样评价也不过分的。[24]

邓小平生前始终十分重视海外关系及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海外关系的华侨华人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本急待开发。他老人家高度肯定华侨华人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1990年，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25]

1993年，他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26]邓小平把华侨华人看成是中国大发展的最为充足的、海量的“社会资本”，这是对华侨华人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最为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不仅是因为华侨华人具有丰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资源优势，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其本身具有深厚的社会关系网，是中国连接世界、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最便捷的桥梁，可以帮助中国打开在国际舞台上的各方面关系。

在当前我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之所在。当代世界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中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国际化的视野来审视科技和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邓小平精辟指出：“华裔专家是活的宝贝”。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我国引进智力的重点。华裔专家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27]。邓小平重视海归学者的海外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正是在邓小平关心下，我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套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的政策和措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14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后发国家要想兴旺发达，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充分利用海外的资金、技术，发展“海外关系”，开发“社会资本”，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7年）

[1] 本文由孙嘉明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康迈斯）与杨雄研究员合作撰写。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0页。

[3] Sassen，Saskia．1998a．Globalizationand Itsdiscontents．New York：The New Press．

[4] Sun，Jiamingand Xiangming Chen，“Personal Global Connectionsand New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in Shanghai．”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3（2）：301—319．

[5] A．吉登斯《现代性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6] Giddens，Anthony．2000．Runawayworld：howglobalizationisreshapingourlives．New York：Routledge．

[7] Harvey，David．1995．“Globalizationin Question．”Rethinking Marxism V．8．

[8] Terlouw，C．P．1992．The Regional Geographyofthe Worldsystem：External Arena，Periphery， Semiperiphery，Core．Utrecht：Facultei Ruimtelijke Wetenschappen，Rejksuniversitei Utrecht．

[9] Castells，M．1997．The Information Age，Vol．3Vols．：Oxford：Blackwell．

[10] Gereffi，Gary．2001．“Shiftinggovernancestructuresinglobalcommoditychains，withspecial referencetothe Internet．”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4：1616—1637．

[11] Latour，B．1997．“Onactornetworktheory：afewclarifications．”http：／／keele．ac．uk／deps／stt／stt／ant／latour．thm

[12] ChaseDunn，Christopherand Peter Grimes．1995．“WorldSystems Analysis．”Annu．Rev．Sociol 21：387—417．

[13] Massey，D．S．and E．A．Parrata．1998．“International Migrationand Business Formationin Mexico．”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4] “开放因素指标”足以确定一个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主要由许多个指标构成，其中：1．经济一体化：由四个独立的贸易及投资部分组成，该贸易及投资部分曾被视为量度全球化的标准变量（Kearney， 2005）。i）一个经济体的贸易总流量足以显示对外开放程度及国际性认可度。ii）外国直接投资显示国内因素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的准备程度。iii）基金组合的流动显示一个经济体在金融结构及制度方面的金融实力及信度；iv）投资收入可为投资净利润提供一个替代性估计。2．产业间贸易总流量属于后贸易统计数字，反映一个经济体在实行各项贸易政策后所获得的结果，但一个经济体在世界贸易的相对优势表现如何，则需看它的“显示性相对优势”。由于贸易不会静止，产业间贸易指标只显示一个经济体在历时上不断变化的相对优势。世界经济体的产业间贸易所考虑的，是一个经济体不断变化的相对优势。3．产业内贸易从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可窥见通过市场结构及产业模式进行的经济一体化达到什么程度。跨国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及增强本身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加在全球各地经济体的投资，而从产业内贸易，也可以窥见这些跨国企业的投资结果。拥护全球化的人士认为这些跨国企业的投资已经令“接受投资经济体”的就业及产出机会增加不少，但反对全球化人士则认为这些跨国企业的投资经常导致有关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出现不受欢迎的两极化局面。

[15] “本土因素指标”本土因素对一个经济体的全球化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土变量列入机构性建制、教育及医疗以及就业等三大类别。

[16] Tsing，Anna．2000．“The Global Situation．”Culture Anthrology15：327—360．

[17] 参见2006年10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

[18] “海外关系为广东带来巨额财富”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15／content＿2314302．htm

[19]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学习邓小平侨务理论”．http：／／www．dastu．com／2004／916／10102．html

[20] 林勇：“利用海外关系实施福建省对外开放战略”http：／／www．fjzg．org／jyjl／2004／FJZGkaifangzhannue．htm

[21] Porter，A．1996．“Global Villagers：The Rise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The American Prospect．

[22] 这项调查引起海内外留学人员的强烈关注。据负责实施调查的人士透露，参与此次网上调查的实名注册人员共有3097人，其中仍然在读的留学生有1420人，“海归”1031人。他们之中三分之二为男性，平均年龄29岁。留学生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北美、澳洲和日本构成中国留学生的四大留学地板块。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24] “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精髓及其时代意义”http：／／www．gqb．gov．cn／news／2005／0608／1／955．shtml

[25] 《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4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26]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侨务工作》，第328—330页；见《邓小平论侨务》，第1—2页。

[27]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