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型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研究

基于模型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研究_针对个省的宏观数据*_实证社会科学.第三卷

樊 博 杨文婷**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重大灾害时空规律及灾备布局的统计学研究”（14ZDB15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空间数据分类挖掘的应急资源布局研究”（70901052）的资助。

** 樊博，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文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大范围且持续性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公众日常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大气污染的防治已经成为重要的城市治理课题。本文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RS）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实践建立了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指标体系。数据采用2011和2015年的权威统计年鉴进行直接引用或间接计算。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各主要因素的贡献率，获得各省的绩效排名；并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各省进行归类分析；最后通过2010年与2014年各省绩效的比较，分析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成效。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结合实际得出结论及建议。

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评估；环境绩效；因子分析

一、引言

尽管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均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投入，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依然成为21世纪全球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两难选择。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认知水平的不断深化，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环境，环境绩效评估获得了十分广泛的应用。所谓环境绩效，即指特定管理对象或区域环境管理活动所产生的成绩、效果和水平，不单单是环境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果，是体现了环保效率的一个概念（曹颖，曹国志，2012）。迄今为止，国外学界在环境绩效评估研究和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OECD在1991年的环境部长会议上启动了环境绩效评估项目并受到大会肯定（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1），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2006年联合开发了环境绩效指数（EPI），每隔两年对全球各国的环境质量进行一次评估。

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发生了持续性的“雾霾”天气现象，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而在20世纪70年代时，我国就开始实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了，大致可以划分为典型的四个阶段：第一，20世纪70到80年代起步阶段，措施包括出台工业三废标准、“老三项制度”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20世纪90年代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修订；第三，2000年到2010年的综合应用阶段，政府开始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但仍处于控制总量阶段；第四，2010年至今为转型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发生了重大战略性转变，逐步转变为多重污染协同控制、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相继出台（杨超，2015）。可以看出，在近年来巨大的环境压力的背景下，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也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由控制排放总量的目标转变为对污染物、污染主体的协同治理，进行区域联防联控。我国正试图从政策和法律多个层面改善大气污染问题，如在2013年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2014年出台了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等。

然而，在大量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巨额环保投资背后的治理效果如何？ 雾霾是否因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而有所缓减？ 各地区实施成效是否有差异？ 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呼声愈来愈高，特别是环保领域的产出和环境管理的成效等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巨额环保资金的投入与社会所期待的环保成效不成比例，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蒋雯，2013）。因此，本文运用环境绩效评估方法，以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第四阶段为分析重点，以大气污染问题为中心建立指标体系，着重分析大气污染防治的现行政策的政策效果。“政策评价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其首要任务就是为评价政策绩效提供政策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同时政策评价又是政策循环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需要将信息回馈给政策制定过程。”（Wollmann，2003）本文以环境政策绩效评价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大气污染问题的特征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各因素贡献率进而提出各省绩效排名，并对各省进行聚类分析，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进行效果评估。这对建立系统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体系具有理论意义，也有合理评估各地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地区差异、推进政府环保支出公开透明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现有研究

1996年，Pearce等发表《绿色经济的蓝图》，首次提出将环境因素融入企业经营决策的问题，标志着环境绩效的兴起（宋轶君，刘永祥，2006）。迄今为止，环境绩效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学界根据环境绩效来源的不同，将环境绩效分为组织环境绩效（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和区域环境绩效（Reg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其中，与组织环境绩效相比，区域环境绩效的行为主体和产出、投入要素是多样而非单一的，这是区域内政府、企业、公众等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主要从区域环境的视角来评估大气污染政策的绩效。随着环境绩效的概念进入学界视野，环境绩效评估的研究也随之产生。各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环境署（UNEP）、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都开展了许多与环境绩效评估相关的研究（曹东，宋存义，曹颖等，2008）。在环境绩效指标研究方面，欧洲环保署提出了根据项目周期框架，即“投入—产出—结果—影响框架（IOOI框架）”来构建环境指标（Segnestam，2003）；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则根据环境主题框架选取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进行了环境绩效评估（Yale Centerfor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2010）；而“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框架）”最早于1970年由弗雷德提出，后被OECD采纳应用于环境评估，发展较为成熟并被广泛采用（OECD，2001）。在国内研究方面，有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提出了中国环境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曹颖、曹东，2008）；也有学者结合浙江等地的生态建设，对环境绩效评估的具体方法进行研究（张明明，2008）；同时，环境治理政策绩效也开始应用于诸如北京市PM2.5治理政策的评估。然而，国内环境绩效评估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指标体系的整体建立及地区的环境整体评估，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应用较少。

此外，随着雾霾问题的严重化，大气污染问题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从产生雾霾的影响因素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气象因素和污染排放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部分学者认为，煤炭和石油对雾霾产生的影响最大（朱成章，2013）；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市面积、第二产业占比、单位面积机动车量等因素与雾霾的产生具有相关性（冯少荣、冯康巍，2005）。关于雾霾对大气污染的负面影响，多数学者认为雾霾会引发酸雨和其他灾害，影响公共交通和公共健康（孙亮，2013）。从大气污染的治理机制看来，多数学者认为大气污染需要联合治理（Jutze&Gruber，1962），且需要对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科学评估（Stephen，1972）。国内学界认为，当前政府需要完善大气污染物减排政策体系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制订工作（陈健鹏、李佐军，2013）。同时，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系统性分析也开始出现（杨超，2015）。综上，本文以PSR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环境绩效评估理论和中国实践，建立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体系。

（二）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环境绩效评估在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OECD、WB等国际组织都提出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指标框架，而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所提出的具体指标欠缺具体的理论依据；第二，现有研究多从整体的环境状况进行绩效评估，将环境绩效评估方法应用于具体环境问题的研究较少。

对于大气污染问题的研究，国内研究大都从大气污染的产生原因、影响、治理机制、政策问题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系统性研究较少，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问题和政策建议上；第二，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大气污染本身，缺乏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治理成效和政策评估的研究。因此，以环境绩效评估为理论基础，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效果进行政策评估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理论构建及指标设计

（一）理论构建

OECD开展环境绩效评估是为了帮助政府进行国家层面评估，改善环境，激发各国对公众的责任感（OECD，2007）。在构建评估指标时，OECD开发了系统体系框架即压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框架。PSR模型（见图1）在国际上广泛使用，被普遍认为是反映环境状态的最佳模型。本文以该理论模型为基础设计指标，为政府提供信息，进而帮助其制定政策。该模型中压力指标指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状况发生的各种变量；状态指标指环境当前的状态或趋势；响应指标指人类为终止或逆转环境恶化而采取的各类措施（曹颖，曹国志，2012）。

PSR模型在指标体系设计上被广泛采用，具有较好的实用性，能够建立具有一定逻辑相关关系的体系，因此本文也采用该理论框架，结合现有研究和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大气污染问题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图1 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

（二）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压力指标体系下，主要二级指标包括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人口密度及呼吸道疾病率。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污染源已由燃煤、工业废气转变为燃煤、工业废气、机动车、扬尘等，在主要大气污染物中，细颗粒物、氮氧化物、氨氮、二氧化硫等排放量显著上升。因此本文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选入压力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中。既有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和环境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杜春宇，2012）。因此，在压力指标体系下，本文在二级指标中选入人口密度。

在状态指标体系下，本文将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公众满意度变量纳入到二级指标体系中。空气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为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指标中最差的一个单项污染物级别即为空气质量级别，达到或好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一级和二级）为达标，超过二级标准（三级和劣三级）为超标（环境保护部，2012）。因此在状态二级指标中，本文为了简化，用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来代替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指标。公众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和价值取向，在各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得到广泛运用（郭泽保、郭勇清，2008）。也有学者通过回顾分析来探究城市环保绩效、市长升迁偏好与市民环保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林挺进，2015）。由于公众的主观态度也是绩效考评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公众对当地的环境满意度也纳入指标体系中。

在响应指标体系下，本文将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和工业废气治理费用纳入二级指标体系中。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明确了未来五年大气污染的治理目标，明确规定了工业废气排放的消减目标。本文在大气污染的响应指标体系中，纳入工业废气治理费用来衡量其响应和努力的程度，并纳入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以考察地方对环境的重视程度。

表1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评价指标

本文以指标的可比性、可获得性、代表性、精简性及政策相关性为原则，建立考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文从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三个方面，构建了3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评价体系（见表1）。数据来自2011年和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直接引用或间接计算。由于西藏、新疆、海南三个省当年数据缺失，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本文不将三个省放在考察范围内。此外，因为X1、X2、X3、X4五个变量为负向指标，本文采用直接取指标值的负数为新变量，得到新变量为X1’、X2’、X3’、X4’。按照指标体系将每一省域的各项数据进行运算，为消除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别，在SPSS19.0统计软件中运用Z得分值方法对各省域的10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下文均是SPSS19.0统计软件中操作完成。

四、数据分析

（一）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因子分析

由于本文根据PSR模型建构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指标体系中的各变量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交叉和重叠，故利用因子分析可以深层挖掘变量之间的共性；此外，由于每个变量中包含的信息不是相互独立的，直接用各个指标得分加权作为各省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绩效则缺乏科学性。因此，为了深入探析该指标体系和有效评价各省域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进行深入分析。

1.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中，KMO为0.7，大于0.5，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000，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即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从表2中可以看出，旋转后，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7.804%。本文的累积方法贡献率符合条件，因此可以直接采用三个因子来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进行评价，一方面简化并重新概括了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

表2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与累计贡献率

为了便于对各个因子载荷进行合理的解释，使每个因子的载荷平方按照向0或1两极分化，本次研究运用最大变异法萃取主成分，得到方差最大旋转矩阵。根据旋转后的载荷因子矩阵我们发现，第一个公因子F1在X1、X2、X3、X8上的载荷较大，分别对应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气治理费用，主要反映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及治理情况；第二个公因子F2在X6、X7上的载荷较大，分别对应公众环境满意度、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主要包括环境治理的相关变量；第三个公因子F3在X4、X5上的载荷较大，分别对应人口密度、空气质量，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的主要影响和受影响因素。

2.公因子得分与政策绩效综合得分排序

根据因子分析可知公因子的得分模型为：

在因子分析中，本文选择保存为新变量，即得到主成分F1、F2及F3的各省份数据，综合得分=（主成分F1×0.46376+主成分F2×0.1802+主成分F3×0.13408）/累计贡献率，即可得出各省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综合排名（见表3）。

表3 2014年各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排名

（续表）

主成分F1主要是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及治理状况。从排名来看，青海、上海、北京、福建和重庆排名前五。近年来，国家对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重点开展联防联控，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实现了污染类重工业的成功转移，城市发展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此外，雄厚的地方财力让这类城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较大，因而上海、北京、福建等经济发达城市的排名较为靠前。青海、云南、广西等地在发展过程中重工业较少，污染排放量非常少，大气环境一直处于较好的水平，因而排名也较为靠前。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和山东位列排名最后四名，这与地方的经济结构息息相关：山西、内蒙古为产煤大省，山东、河北、河南的重工业比重较大，加之地方对于大气治理的投资力度较小且偏重于经济发展，因此在该题项中的得分较低。

主成分F2主要包括环境治理的相关变量，包括公众环境满意度、环境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从其排名来看，排名最后五名的省份是江西、吉林、河南和广东。其中，广东、江西的公众环境治理满意程度较低，吉林、河南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总比重较低。

主成分F3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的主要影响和受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空气质量。从其排名来看，云南、广西、贵州、福建和青海排名前五。由于这些省份的空气质量较好，因而排名靠前。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和上海为最后五名，一方面，这些省份的空气质量低，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人口密度也非常高，因而排名靠后。

（二）省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聚类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对28个省份进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排序后，需要进一步对各个省份进行归类，因此本文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以27个省域在F1、F2、F3和综合得分为数据，采用系统聚类进行分析，用平方欧氏距离计算样本距离，得到最终聚类结果。根据聚类结果，当将各省份分为四类时，聚类效果较为理想（见表4）。

表4 省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聚类结果

第一类为青海、北京和上海。北京和上海属于政策成效明显的区域。虽然北京、上海的雾霾并没有明显的好转，但近年来国家对北京、上海的政策支持和当地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投入是非常多的。就北京而言，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北京的重工业基本都已向河北地区转移，此外，北京市5年内投资7200亿元来治理雾霾，淘汰老旧机动车、核心区实现无煤化、关闭扬尘企业等措施也相继实施。在政策和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北京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了明显的成效，成为各省市中得分最高的地区。上海也是如此，通过转移重工业、发展服务业等途径，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治理大气污染问题。而青海具有特殊性，由于当地重工业很少，污染源较少，因而总体得分很高。

第二类包括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该类为政策成效比较差的地区，得分为负。主要受煤炭工业的影响，山西的大气污染非常严重，但至今地方对治理的力度仍较小；而内蒙古目前的污染还未达到严重警戒程度，因此地方仍以煤炭等工业发展优先，对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很小。河南、河北、山东主要由于其现有的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影响，且北京重工业迁移到河北更加重了其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目前还没有有力的治理政策实施，因此成效也较差。

第三类包括浙江、江苏、宁夏等，这类省份的政策成效一般。该类包括宁夏、云南、广西等欠发达地区，由于本身的污染不是特别严重，这类省份并没有把环境治理放在发展的主要位置中，对治理的投资较少，总体上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成效也较低；该类别也包括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此类省份经济发展较好，同时也具有大气污染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目标和环境问题同时出现时，由于大气污染未达到十分紧迫的程度，所以该类省份多选择优先经济发展，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成效也较为有限。

（三）省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对比分析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阶段划分，2010年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法规出台的转型期，方式逐步由控制总量转变为多重污染协同控制、区域联防联控。国家在2013年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具体规定了防治目标。那么在一系列政策法规出台的情况下，各省份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是否有实质性的提高呢？ 本文通过对2010年和2014年的综合绩效评分进行比较，检验各省是否在落实协同治理、区域联防联控方面是否具有实质性的效果。

本文运用与2014年一样的指标体系，收集了2010年各项数据，并通过数据标准化、因子分析、计算综合评分等统计方式，获得2010年各省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综合评分，并与2014年的综合评分做差值，获得各省的绩效差值及排名（见表5）。

表5 2014年与2010年综合大气污染政策绩效评分差值排序

（续表）

从各省市的排名来看，北京的绩效增值最高，其在协同控制、联防联控方面有明显的政策成效，这与北京市政府对雾霾的重点防治、财政的大力支持、国家对京津冀协同防控的重点支持等密切相关。甘肃、湖南、湖北、上海、山西、宁夏的增值也均在0.2左右，即具有一定的增值，甘肃、宁夏等虽然近年来污染问题并不严重，但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了国家层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在管控和防治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上海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排序中为第二名，在当地政府近年来的大力支持下，其政策绩效相较于2010年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值。湖南、湖北虽然在2014年的省份绩效排名中排名并不高，但也较2010年有了明显的增长，可见政府实施的政策在该地区有了一定的效果，虽然山西的2014年排名较低，但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对大气污染治理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云南、青海、河北、山东为最后四名，增值为负且都小于-0.4，即这些城市的政策治理绩效出现下滑趋势，云南、青海为欠发达地区，其重工业比重较少且大气污染问题并不严重，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力度也较小，出现了下滑现象。然而，河北、山东的人口密度集中、重工业发展集中，河北在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承担着牺牲自己、保卫首都的角色，虽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大气污染防控，但这些省份需要保持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策绩效的下滑。其他省份的波动都不大，总体来看，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绩效提升并不明显，2010年和2014年相比，多数省份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五、研究结果及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能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各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综合绩效排名来看，青海、北京和上海三地的得分在4分以上。另外，有16个省份的得分为正值，但都处于0～3分之间的低水平状态；其余省份的得分都为负值，即有近50%的省份绩效得分都为负值。可以看出，各省份之间的绩效得分差距不大，且整体水平偏低。这反映了大多数省份对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落实和效果较差，现有措施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多项政策及法律法规来治理大气污染，且在环境问题上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资金来应对“雾霾”问题，但就目前的效果来看，并未能体现出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政策优越性。全国整体防治政策绩效仍处于较低水平，大气污染治理效益尚未明显体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气污染防治议题仍然是国家层面及地方层面函须加强的领域，对出台的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一系列政策，自上而下的继续落实才是关键，真正实现联防联控和协同治理，才能更高效地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第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提升速度缓慢。2010年是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出台的转折点，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方向逐步向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转变。由于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期，本文选取了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综合绩效评分，并用2014年的绩效评分减去2010年的绩效评分得出最终的差值，检验各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改革后，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是否具有明显的成效。从结果来看，各省的情况并不乐观，有将近40%的省份得分都为负值，即大气污染政策绩效反而下降了，且河北、广东的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0.45和0.5；此外，有12个省份的绩效差值为正值但差值都较小，处于0～0.2之间，即有所进步但并不明显。只有个别省份有较为明显的进步，北京最高为0.47，这也与北京的环保战略地位有关。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各个省份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总体水平较低且提升速度缓慢，部分省份有倒退现象，这值得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反思。总的来说，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尤其是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等概念仍然处于概念提出阶段，离真正的落实还有一定的距离，治理效果不显著。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基础并非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受到地方经济能力、工业发展水平、环境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但从排名来看，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基础并非政策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也发现河北、河南、山东等经济大省的政策绩效排名却处于最后几名，内蒙古作为环境基础较好的省份，绩效排名也并不理想。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基础并非其政策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绩效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理念、政策执行效果、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都有相关性。因此，地方政府应该转变执政理念，不能因为本身环境较好而懈怠，而是应该将保护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作为发展底线；也不能因为经济落后而只关注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如何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才是提高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绩效的关键。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的指标设计上虽然依据了一定的理论模型和已有研究，但仍然有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指标，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本文在指标设计中采取了等权重的思路，即本文认为这些指标对于环境评估同等重要，但也由于学者采用AHP等方法设计权重进行研究，虽然具有一定主观性，但一定程度上能够突出重要指标地位，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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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valu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Based on the PRS Model

Fan Bo，Yang Went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haze influences, focus of the current study, have had a different degree of negative impact on public life, and therefor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city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S model, the author combined with Chinese practice and establish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this paper obtaine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main factors and the ranking performance. Then the article used the system cluster analysis to classify the provinces.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2010 and 2014, the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actor anal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