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统一亟须解决民心向背的问题，突破政治谈判的“雷区”需要从深层次的文化交流领域开始。大陆一直奉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尤其重视加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以增进青年间的相互理解、培育真挚情感。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基层”和“青少年”交流问题。2016年10月，习近平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时指出，要“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洪秀柱也表示要“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发扬灿烂的中华文化”。
印象是群体间互动和交流的起点，首因印象对于后继的交往活动及其效果具有重要作用。群际沟通的缺乏，导致刻板印象被夸大。目前，两岸之间沟通不畅，存在不少刻板印象与认知偏差，甚至误解。青少年时期是印象塑造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会伴随人的一生。加强对赴台生刻板印象变化机制的研究，对于减少两岸刻板印象、消除误解、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研究视角
李普曼早在1922年提出了刻板印象理论。刻板印象是由人们对于某些社会群组的知识、观念和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1］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关于某人或某一类人的固定印象。它通常是对社会人群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方式，因此多与事实不符，有时是错误的。［2］
刻板印象通常源于群体间接触和交往的匮乏。刻板印象一旦产生，又会成为群体交往间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人们在沟通过程中，存在刻板印象一致偏差。群体内部的沟通尤其讨论，容易使得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变得极端化，而群体间的沟通，尤其是群体间的间接沟通，对减轻甚至抑制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刻板印象有一定的效果。［3］94％的研究表明群际接触越多，群际偏见水平越低，群集接触和偏见的相关系数达到－0．21。［4］因此，要从刻板印象走向真实印象，关键在于推动群际交往。
已有文献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刻板印象的内容、变化与影响因素均有深入研究，但是，较缺乏刻板印象研究的政治学视角和案例研究。因此，本文具体探讨赴台生台湾印象的变化、特征以及影响其变化的渠道。
彼此间的印象对于两岸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印象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具有“自我预言”实现的功能。印象来自人们对一个地区整体状况的认知，而社会的整体状况又由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因此，印象具有结构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居民在构成跨界群体对该地区的积极印象或消极印象方面的权重是有差异的。具体到赴台生，他们的台湾印象由台湾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台湾人印象所构成。
本文的数据来自作者在2012年9月～2014年12月期间对赴台交流生的303份问卷调查和对10位赴台学生的深度访谈。在本次调查中，女同学有71．8％，男同学为28．2％；75．4％为本科生，22．9％为硕士研究生；13．7％的交流生来自广东、福建两个接近台湾的省份。这些交流生在接受问卷调查时，有191人（37．6％）还在台湾交流期间，另外有115人（62．4％）已经结束交流回到大陆。
二、台湾刻板印象
赴台生的台湾总印象与他们的台湾政治印象、经济印象、文化印象以及台湾人印象均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赴台前台湾总印象与文化印象、台湾人印象呈现更高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473与0．421，而与政治印象、经济印象的相关性则稍微低一点，也分别达到0．369和0．378。这表明赴台生的台湾刻板印象更多由文化印象和台湾人印象所构成。总体上，赴台生的台湾刻板印象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交流生赴台前对台湾的刻板印象以正面为主，文化印象和台湾人印象这两项较好，政治印象中立偏好
刻板印象很多时候以社会舆论的形态出现。刻板印象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它部分反映现实。刻板印象很容易与偏见、歧视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交流生赴台前对台湾的刻板印象大多为正面的，总体印象较好。本次调查给出－3、－2、－1、0、1、3共7个刻度供赴台生选择，结果显示，他们赴台前对台湾的总体印象均值达到1．26，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对台湾文化印象也高达1．16，对台湾人的印象达到0．96，经济印象为0．67，政治印象最低为0．27，但是也是一个中立略为正面的印象。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我们是谁”的社会比较来确立认同。人们受到自尊心驱使，很容易把积极品质归结于自己所属群体，而把外群体与消极品质联系起来，从而容易导致刻板印象的形成。［5］大陆人往往把台湾人归类为“同胞”，两者具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同属于中国人。因此，大陆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把台湾归入到内群体范围，因此对台湾的印象评价也较高。从社会比较层面看，大陆人视台湾为一个更富有、更先进、更发达的地区，这也使他们对台湾的评价具有积极倾向。自改革开放以来，台企、台商投资大陆，推动了大陆经济发展。台湾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影响了一代大陆青年，尤其是台湾影星、明星更是深受大陆青年喜欢。大陆媒介建构下的台湾形象也颇为正面，呈现出友善、多元形象。［6］这些都使得大陆学生对台湾的刻板印象相当不错，对台湾之行也颇为向往。但是，他们又感知到台湾与大陆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感受到“台独”的舆论，对台湾人缺乏中国认同感到失望，从而觉得台湾人是“外群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青年学生的自尊心与优越意识，他们为大陆大好河山感到骄傲，对大陆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对台政策也拥有较高的自信。
2．赴台生的台湾刻板印象也存在负面成分，对台湾政治制度印象有所保留赴台生从教科书与媒体中接触到“宝岛台湾”、“台湾同胞”，这使得他们对台湾有着特殊的感情，视台湾为一个与母亲分离的“游子”。但是，他们又把台湾、台湾人与台湾统治者进行了区隔。在大陆学生的刻板印象中，台湾统治者与台湾人民大多呈现二元对立框架。尤其是台湾人民受到荷兰、日本殖民统治，后来又受到国民党的压迫。青年学生对台湾民众反抗国民党的“二二八”起义记忆犹新。伴随台湾民主化进程，台湾出现黑金政治、政坛打架斗殴的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青年学生对台湾的负面刻板印象。尤其是民进党上台后扩展国际空间，铤而走险谋求“台独”，更是强化了大陆学生的台湾负面印象。一些大陆学生认为台湾对大陆惠台措施缺乏感恩心态，需要采取更强硬的对台政策。
三、台湾印象变化的方向
虽然刻板印象的“自动过程是固定的和不可避免”，但是，刻板印象并非是不能征服的“认知猛兽”，而是可以成功克服或至少被显著减少的，它能够被知觉者的目的和意图等因素所缓和。赴台交流前后，青年学生的台湾印象出现了显著变化。
1．赴台后台湾印象变好，其中台湾人印象和文化印象变好最为显著
通过交流，赴台生的台湾印象显著变好。台湾总体印象的评价均值从赴台前1．26增长到1．93，增加0．70，过半数53．9％的赴台生台湾总体印象变好。从印象结构上看，对台湾人印象改善程度最高，从之前的0．96增加到2．12，增加了1．16，高达64．8％赴台生的台湾人印象变好。其次，赴台生的台湾文化印象前后增加了0．96，高达62％的赴台生台湾文化印象变好。虽然赴台前交流生的台湾政治印象最低（0．27），低于台湾经济印象（0．67），但是，赴台后他们对台湾政治印象的变好程度（增加0．4）要高于经济印象（增加0．22）。
2．台湾印象变好主要体现在精神与制度层面
赴台生台湾印象变好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台湾人的热情好客、淳朴性格以及良好的制度安排上。赴台生普遍谈到在台湾问路陌生人热情指路带路的经历，即使在南部地区，台湾人对大陆人提供帮助也毫不逊色，这与大陆陌生人之间的冷漠现象形成巨大的反差。台湾人的礼貌周全与认真也给赴台生留下深刻印象，如一位交流生谈道：“在台湾到处都是礼貌用语，坐公交车投币司机也会跟你说谢谢，大学教授完全没有架子，坐在台阶上与我真诚地讨论学术问题，让我非常感动。”此外，赴台生对台湾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非常赞赏，对于台湾官员的亲民形象、政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也评价颇高。如果把印象分为热情（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二维内容的话，［7］赴台生的台湾印象则主要体现为热情维度，而较少提及能力。如果把印象分解为物质、文化、制度三维的话，那么赴台生的台湾正面印象主要体现为精神与制度层面。
3．台湾印象变差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
赴台生台湾印象变差的方面则更多表现为从对台湾风光的神往转变为失落。这在一些专程赴台观光旅游的大陆人中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赴台生对台湾的名胜古迹、风光美景充满了向往，但是赴台后发现台湾很小，道路小、房子也比较旧，很多基础设施不如上海先进。与祖国大好河山相比，日月潭显得逊色，并没有想象壮观。赴台生普遍表示不愿意留在台湾工作，认为大陆发展机会更多。
四、台湾印象变化的特征
赴台生台湾印象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赴台前不同背景的学生，其台湾印象具有较明显的差异，但是赴台后的台湾印象则表现出群体间趋同的特点。他们的台湾印象变化具有明显的钟摆效应。
1．台湾印象的社会环境影响
社会环境影响理论假定刻板印象最可能是对某个特定群体缺乏知识或无知的结果，它的形成与变化直接来自人们出生、成长和目前与之互动的社会环境。［8］赴台生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与台湾接触的强度，这影响了他们台湾印象及其变化。
赴台前，有台湾亲戚的学生与无台湾亲戚的学生的台湾印象具有显著性差异，前者印象平均值高于后者0．38。显然，有台湾亲戚的交流生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也拥有更多与台湾人互动的机会，他们对台湾的负面刻板印象就更少一些。同样，党员、团员和群众的身份差异对于他们赴台前的台湾印象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其台湾印象均值分别为1．04、1．30与1．69。这表明，他们接触的不同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台湾印象。
赴台生到台湾不同的地区交流，也对他们的台湾印象产生了影响。在本次调查中，到台湾北部交流的学生（164人）的台湾印象与赴南部学生（129人）存在显著性差异，前者（赴台后台湾印象均值为1．99）要明显好于后者（均值为1．88）。这显然与他们置身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即台湾北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均优越于中南部。
2．台湾印象的群体间趋同性
赴台前不同背景的赴台生的台湾印象呈现一定的差异，例如生源地为广东福建的交流生的台湾印象好于其他生源地学生，有台湾亲戚的好于无台湾亲戚的，将要选读政治类课程的好于不打算选读此类课程的，将赴台湾北部的好于赴中南部的。交流生赴台前因为个人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对于台湾之行的预期的不同，确实对他们的台湾印象有所影响。一般而言，存在与台湾较多信息渠道和互动机会的以及对台湾之行预期较高的交流生的台湾印象会好一些。
调查数据表明，不同政治面貌差异的学生赴台前台湾印象差异较大，但是赴台后台湾印象差异则缩小，并出现趋同现象。这种印象趋同性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有台湾亲戚的交流生身上，赴台前有亲戚的台湾印象高于无亲戚的0．38，但是赴台后，他们的台湾印象几乎不再有任何差异。同样，广东福建生源的交流生的前印象高于非广东福建生源交流生0．18，赴台后，前者变成低于后者0．04，差异显著缩小。
总之，到了台湾之后，这些不同背景群体的交流生的台湾印象出现了一定的趋同性，原本的差异不再突出，不同的身份群体背景不再显著影响他们的台湾印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赴台后接触台湾社会的机会和渠道逐渐趋同。
3．台湾印象变化的钟摆效应
心理学用“钟摆效应”描述情绪的起伏。当一个摆锤所处的初始位置越高，那么它摆过最低点后能够到达对面的位置就越高。观察不同群体背景赴台生的台湾印象变化，可以看到本来台湾印象相对较差的群体赴台后台湾印象却变得相对较好，而原本相对较好的却变得相对较差。这就好像钟摆一样，前者摆动幅度大，后者摆动幅度小。
总体上，强群体（包含强势身份群体和强联系群体）台湾印象钟摆效应小于弱群体（包含弱势身份群体和弱联系群体）。本文把有台湾亲戚、广东福建生源身份的赴台生等视之为优势身份群体，而把无台湾亲戚、非广东福建生源身份看成是弱势身份群体，把在台湾选读了两岸关系类课程以及参加了台湾社团活动的视之为与台湾的强联系群体，而把未选读此类课程与未参加相关社团的看成是弱联系群体。
本次调查的41位来自广东、福建的交流生，赴台前的台湾印象得分均值为1．42，赴台后为1．88，变化幅度为0．54；非广东福建生源的交流生，赴台前的台湾印象得分均值为1．23，赴台后为1．92，变化幅度为0．71。可以看到，广东福建生源的学生，其台湾印象变化幅度不如其他地区生源学生那么大。同样，13个有台湾亲戚的赴台生的台湾印象变化幅度也要小于无台湾亲戚的学生，分别为0．46和0．71。那些在台湾选读了两岸关系或政治类课程（50人）以及参加台湾社团活动（129人）的学生台湾印象变化要小于其他学生，这也表明与台湾强联系群体不如弱联系群体的台湾印象改善程度大。
总体上，优势身份和强联系群体的台湾印象变好程度不如弱势身份和弱联系群体，前者赴台前的台湾刻板印象要好于后者，赴台后的台湾印象则不如后者。优势身份和强联系群体在赴台前台湾印象就更为正面，这可能因为他们对台湾存在较多的信息管道，因此赴台前对台湾就更加了解，负面刻板印象也就更少一些。前者赴台后的台湾印象不如后者，则可能是因为前者对台湾的认识更加理性客观，因此印象变化的波动性没有后者那么大。
五、影响台湾印象变化的渠道
对一个地区印象形成的主要途径有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精神文化产品、周围人的影响。赴台生认为对他们台湾印象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在台湾的个人经历（在0至5分的影响程度选择中，赴台生选择的平均值为4．05，其中0表示没有影响，5表示影响非常大），其次为学校教育（3．28），再次为朋友讲述（3．06），最后为台湾媒体（2．35）。总体而言，个体交往对赴台生台湾印象变化的影响要高于群体社会网络的影响。
1．赴台生的交友情况
在303位赴台生中，只有13人有台湾亲戚，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台湾背景，这意味着他们赴台后必须从零开始建立与台湾人的社交网络。艾明江等人的一项调查询问了赴台生“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主要和谁在一起？”发现选择“主要和台湾同学在一起”的有13％，选择“主要和大陆同学在一起的”有83．7％。［9］与大陆同学一起会让赴台生感到更加舒适，但他们也积极寻求与台湾同学建立朋友关系。本次调查发现赴台生的台湾交友情况还比较乐观，其中有13．20％的人有1～4位台湾朋友，25．74％的人有5～8位朋友，23．76％的人有9～12位朋友，5．94％的人有13～16位朋友，8．25％的人有17～20位朋友，还有8．25％的人有21～49位朋友，14．85％的人有50位朋友以上。虽然赴台生认为自己拥有的台湾朋友为数不少，但是，他们普遍反映与台湾学生交流频率并不高，话题也较为匮乏，大多会围绕台湾旅游攻略和美食攻略，缺乏深度文化交流和情感交流。敏感的政治问题更是难以触碰。大部分赴台交流生没能被安排与台湾学生居住，无法与台湾学生进行深层互动。一个学期交流结束之后，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友谊。回到大陆后，节假日还会通过微信等方式相互问候，但却很少交换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此外，两岸大学生使用的社交媒体有很大差异，台湾青年经常使用You Tube、Line、Facebook，而大陆使用人人网、微信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沟通交流。
2．在台湾学校选读课程情况
台湾学校教育是影响赴台生台湾印象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政治法律经济类课程的学习中，赴台生形成了对台湾的基本印象。本次调查发现，对台湾拥有更好初始印象的人更喜欢选修政治法律经济类课程。一些赴台生选读了比较政治学、跨国界法律、法律概要、公共政策管理、国际公法、国际关系、社会媒体与参与等与两岸或大陆关系不那么密切的课程，更多的同学选读了诸如两岸经贸、两岸关系、大陆问题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台湾政治、台湾历史与文化等与海峡两岸有着密切关系的课程。这类课程对他们的两岸政治认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触动，这表现在赴台生认为交流后自己对两岸必将统一的信念有所下降但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自认为是积极正面信念的交流生的比例从原来的69．4％下降到58．1％，纯负面信念的从赴台前的5．4％则上升为17．8％。他们比没有去过台湾的大学生认为两岸统一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就对台湾的政治认知而言，短期的大陆交换学生并未立即改变原有的政治看法”。［10］一些赴台生抱怨台湾老师在课堂上灌输大陆民主程度和法治水平不及台湾的观念，台湾学生只关心岛内事务，缺乏国际眼光。在台湾课堂上，赴台生很少就那些具有分歧的政治观点进行发言或参与讨论，他们更多地是听讲和观望。
3．参加台湾社团活动情况
参加台湾社团活动是赴台生近距离接触台湾社会并与之互动的重要渠道。此次调查中有129人参加了相关社团活动。赴台生对参与台湾社团活动表现出很强的兴趣导向和生活导向，主题大多与娱乐运动相关，不少学生参加了钢琴社、古筝社、管乐社、陶笛社、美术社、摄影社、诗社、电影社、茶道社、登山社、足球社、台球社等。这有助于赴台生与台湾青年学生的互动和交流，他们容易在共同兴趣爱好中建立友谊。也有一些同学参加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社团组织，如禅学社、慈济社、基督教教会等，但为数不多。参加纯政治类社团活动的赴台生非常少，这主要因为赴台前大陆高校的相关管理人员普遍与他们进行过思想沟通，因此他们能够有意识地规避一些敏感社团并主动与之保持距离。总体而言，那些参加台湾社团活动的学生赴台前台湾印象更好，赴台后的台湾印象则不如未参加社团活动的同学。这可能因为他们通过社团活动对台湾有较深层理解，感受到的冲突、矛盾更多一些，从而影响他们对台湾的印象。
六、对加强两岸青年交流的启示
赴台交流经历有助于消除大陆青年对台湾政治以及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失真的想象，使他们对台湾以及两岸关系的认知趋于理性与客观，这对于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赴台生积极的台湾印象构成了两岸青年交流的良好起点。印象是相互建构的，具有自我预言实现的功能。总体上，赴台生对台湾具有良好印象，这有助于向台湾青年传递积极信号，以实现两岸青年的良性互动，并带动台湾青年对大陆印象的改观。
第二，加强讲述真实的台湾故事，消除与现实不符的刻板印象。大陆媒体的台湾报道以及大陆学校有关台湾方面的教育还存在很多失真的地方，导致赴台生对台湾存在不少负面刻板印象，容易造成两岸青年间的误解。这需要大陆加强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推动媒体更多报道台湾的人文社会、讲述普通台湾人的故事。当前教科书和课堂教学有关台湾的内容要么过于陈旧，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这些内容亟须更新以反映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最新真实状况。
第三，加强两岸青年的深度交流。隔阂不利于印象的改善，深度交流也可能暴露更多的差异与冲突，可能会影响原本的良好印象。当前赴台生与台湾青年的交流是从文化与人际交流开始，从参加学校社团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开始。如果两岸青年交流一直不能触碰到双方都关心的政治议题，那么交流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要推动深度交流需要延长赴台生学习交流时间，安排他们与台湾学生同住，增加与台湾青年互动机会。青年浅层交流需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但在构建起深厚友情之后，则有必要创造机会让两岸青年交换具有分歧性、冲突性的观点，让他们可以在课堂上或辩论赛中就某些敏感问题展开讨论，以增进彼此的理解。
第四，推动与台湾政党青年团体的交流。大陆青年学生的刻板印象中普遍存在台湾同胞与执政者的二元对立框架，他们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发现台湾执政者还是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大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需要加强与台湾政党的交流，因此，大陆需要推动与国民党、民进党等青年团体的交流。
第五，大陆青年学生要积极主动，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推动者。两岸青年彼此印象具有较强的不对称性，大陆青年对台湾的印象比台湾青年的大陆印象更为正面。面对这种情况，赴台生有时会感到气馁，出现或自大或自卑的心理。这需要青年学生摆正心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吸收台湾人热情、朴实等精神气质，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品质，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积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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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淑兰，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形象与话语权、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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