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历史视野田

敞开历史视野田_青年研究：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2016—2020）

没有对青年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对现实中的青年存在和青年现象做出合适的解释。而缺少一种历史的视野、观点与方法，也将不可能对青年的未来做出合理的预期和展望。敞开历史视野，是中国青年研究走出碎片化、平面化、功利化等流弊与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走进青年的历史，走进青年发展变化更深远、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在历史中理解青年发生、发展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发现青年之于历史变革与社会变迁的意义，对中国青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从历史，特别是中外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等研究中，不断发现和汲取新的经验、理论、学术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即是历史对于青年和青年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一、历史解释，是理性思考的前提

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一旦离开真实的历史主体，任何概念抽象都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或苍白无力。同时，历史解释，也是任何理性思考的前提，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1］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追逐新观点和新概念的建构，而是‘致力于认识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2］赖特·米尔斯则强调：历史，是“社会研究的主轴”。［3］

毫无疑问，青年有自己的历史。[2]随着新社会史在战后的发展，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和答案。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席卷世界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促使历史学家研究青年的历史，青少年和儿童的历史成为社会史学家在60年代开拓出的新领域。青年史属于“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4］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1960年）和吉利斯（J．R．Gillis）的《青年与历史——欧洲年龄团体的传统与变化》（1971年初版，1981年增补再版）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和出版的关于青少年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向来不乏有关青年的种种说辞与叙事。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戏剧文学，到中世纪宗教神学、近现代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述，都不难见到这方面的内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青年问题尤为西方社会所关注，逐渐发展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在将“青年”概念科学化的同时，也将其历史化。对西方社会青年研究来说，“青年”与其说是一种实体性的实证概念，毋宁说更富有象征和隐喻的性质。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维科曾讲到，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老年人”的手中，而“各民族的创建者则是青年”。［5］这是维柯提出的一种关于青年人创造历史的崭新的历史观念。克罗齐认为“历史是所有时代、一切民族、全部成员登台表演的一部戏剧”，他在研究中发现，正是在19世纪中叶的那些“浪漫青年”身上，“看到崛起并要为19世纪原则较量和战斗的精神力量，只有它们才具备为19世纪欧洲史提供主线的资格”。［6］“浪漫青年”的这种“精神力量”，即黑格尔所发现的源自古代希腊文明中的所谓的“青年精神”。作为黑格尔的追随者，克罗齐的历史研究传承了这种精神。西方的青年研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这种精神。霍尔在他的《青年期》中更将这种精神作为美国精神的历史表象。［7］

历史研究总是呼应着时代的主题。吉利斯在《青年与历史》1981年增补再版的“补论”中明白地解释道：“本研究是某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也就是1968年——这是发生了戏剧性变动的一年——的产物”。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受阿利埃斯的启发，吉利斯对60年代出现的青年问题选择了独特的思考角度。［8］他将历史论述与现实分析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60年代学生运动中他发现了历史，在历史的追溯中他重新发现了青年。

但是，对青年的历史解读，向来充满歧义。有研究者指出，一部青年史，从来就是曲曲折折，甚至是主观随意、动荡不定的。仅就现代社会青年群体产生来说，除“工业化”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有更多因素发生作用，如工业社会前农民家庭子女过多，致使部分青年人流入城市，城市青年团伙和帮会的形成，社会变迁导致世代之间冲突的加剧，还有诸如“青年人口膨胀”、中世纪大学的兴起，等等。因此，对青年问题的探究，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关于青年问题的概括性理论。尤为必要的是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熔于一炉的总体认识，缺少任何一方面只会增加混乱。［9］在青年研究中，历史的解释与理性的思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有研究者在分析二战前后西方青年研究发展走向时谈到，需要一种“重构战略”，以科学的方式和概念重建一种关于青年的统一的、全面的看法。二战前关于青年的科学知识领域是开放的，对立的观点得以讨论，而战后则走向封闭，并在持续不断的青年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青年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犯罪学家、教育家或不同的行动派别之间进行各种解释的战场，“现代性成为本世纪青年的命运”。概言之，“自从1945年以来，欧洲总的科学地图以及对儿童和青年研究的具体领域按照政治现实被分割，并割断了历史的继承”，因而青年研究需要重建自己的知识传统。这种重建“应当建立在东方和西方科学家和教育改革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共同思想的重构”必须打破以往的那种封闭状态并“跨越历史和政治边界”，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域之间“重新架起桥梁”，以扩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有关青年知识的相似性和多样性的认识。［10］20世纪西方青年研究从开放到封闭，再到走向“跨越历史和政治边界”的统一，这一过程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二、青年研究，亟待关注的仍是历史

我们有必要强调这样的观点：青年研究对青年的一切发现，都必须而且只能在历史之中，都必须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感。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反映或体现青年的时代性格和客观特征。这即是赖特·米尔斯所谓的“观念的历史视野”。而敞开这一视野的前提是确立一种新的历史观和青年观，将青年看作“真实的历史主体”，将历史看作包括世世代代青年在内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将青年从被遮蔽甚至扭曲的历史中拯救出来。

近年来，我国史学和相关学科对与青年有关的历史研究，表现出一定兴趣，有质量的成果绝不鲜见且愈益增多。这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有关，“新史学”已然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潮。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国社会学已出现一个历史转向。［11］另外，这或许也与中国青年研究近二三十年不断扩大的影响有关，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推测而没有实际去验证。

中国史学对青年（少年）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史、法律史、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关于秦汉少年和古代太学生的研究，近年来不断有新成果面世。王子今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更富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思想内涵。［12］这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学术空间。社会史研究表明，秦汉时期，除了乡里民间社区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包括乡野游侠、闾里少年构成的民间组织。［13］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的生活史研究也认为，“青年组织在罗马帝国的希腊人中很普遍”。［1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少年”现象似乎有着更高的热情。关于两汉“五陵少年”、汉乐府《少年行》系列诗歌、盛唐诗歌“少年精神”等专题研究，都有一定成果。历史作品的“文学方面”是历史研究（包括历史叙事和文本分析）过程中必须“认真地看待”的一个方面；历史，特别是关于青年的历史，需要想象，更需要文学的想象。［15］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关于“少年”的论述颇多，而且从“少年”转向“青年”，涉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等众多学科领域，以及民族复兴、国家认同、政治与社会革命、文化转型、代际关系变迁等诸多重大主题[3]。有国外研究者指出，“现代中国文化就是青年文化”“无视这一点将无法理解这一世纪的中国青年问题，甚至对他们产生误解。”［16］学者汪晖认为，青年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教条地来对待的问题，总是来源于对一个时代的困境、问题的认识，因此“讨论青年、讨论青春、讨论新的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界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17］①

毫无疑问，有关青年的历史研究，在我国已经呈现出可喜的局面，具有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特点，但也表现出缺乏系统性、连续性、深入性的明显不足。与史学界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反应不同，在中国青年研究的主流刊物上，有关青年的历史研究（包括作为方法的运用）始终处于非常寂寥冷落的境地。这从对中国青年研究过去二三十年所走过道路进行的“回顾与反思”中可见一斑。这些回顾反思大多集中于范式转型、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学科路径等问题，但对于历史的关注却较为鲜见。[4]从对青年研究几本主要期刊发表文章的统计研究看，历史似乎已然淡出青年研究的视野。王沛沛基于CSSCI对1998—2008年间《青年研究》发表论文的统计结果表明，标引7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共33个）和高频被引论文（6次及以上，共19篇），几乎全部集中于“热点”问题而与历史主题或历史研究方法无涉。佘双好根据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范式，将研究方法分为4大类（传统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和混合多元研究方法）18小类，对1983—2012年《青年研究》发表的3290篇文章具体研究方法运用情况统计结果显示，运用“历史分析法”的文章共计84篇，占总数的2．55％（其中，1983—1992期间55篇，占该段时间发表文章总数的4．05％；1993—2002期间15篇，占比1．25％；2003—2013期间14篇，占比1．92％）。总体上看，“历史分析法”的运用呈明显下降趋势。30年间，传统研究方法运用占比也逐次明显下降，从第一个10年的72．95％，依次降为47．39％和30．75％。汪海彬等采用知识图谱分析中国知网（CNKI）上的17638篇青少年研究文献，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研究的前沿演进与政府政策和社会热点密切相关，在50个高频关键词中，没有涉及历史性的内容。汪海彬认为，我国青少年研究视角比较广，涉及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但还应积极借鉴包括历史学等学科的视角进行分析。

青年研究“范式革命”的路径应包括重申历史意识，因为当青年研究一旦被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来建构，有关青年的历史叙事与解读自然便成为其中一部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引入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综合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理论，是青年研究真正实现“范式革命”的必然选择。［18］青年作为历史范畴，必将要在理解有关青年历史整体的水平和基础上建构起来，或言之，青年概念本身是一个历史总体化范畴，是历史时间化的诸种形式之一或独特形式，是透过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维度，在某种历史观的支配下对青年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观照。青年与历史的联系，决定了青年概念必然带有某种历史认识论的特性，而青年与现实的联系，则决定了其所具有的“时间的政治”的特殊意涵。[5]

青年研究的实证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显著事实，但由此而认定“由宏大、空泛的理论研究转向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实证是学界共识，是喧嚣追求之后的冷静、从容和理性”［19］，却值得商榷。而认为青年研究在方法上“摆脱了经验思辨的研究范式”，就自然会“向着规范、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迈进”，认为青年研究在方法上“从传统经验总结和思辨研究向系统科学研究迈进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可喜的进步，则更是一种误判——因为无论如何，在宏大与微观、理论与数据、理性与经验、思辨与实证、传统方法与现代科学等等之间，都并非截然对立或互不相容。传统的、历史的观点与方法，对于青年研究仍是不可缺少的。“实践表明，对于人民大众的历史研究确实可以侧重于不同的方面，借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回答不同的问题，并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范式。没有理由因为探讨宏大历史进程而只分析结构和忽视人的行动，同样也不能因为转向实践而放弃对大结构、大进程的阐述。”［20］

三、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及其启示

走进历史，我们将可能重建自己的青年观。历史将证明，青年不仅是一种实体性社会存在，更意味着一种价值、理想和信仰。青年研究的诞生，不仅是近代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更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青年研究不应忘记米尔斯的忠告：历史，是“社会研究的主轴”。缺少这根历史的“主轴”，青年研究的前景将是黯淡的，其学科化的理想将绝无可能！［21］

如何敞开青年研究的历史视野？首先是历史观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没有对历史的追问，就不会有理性的思考。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定律。对现实问题的任何解释，答案都已在历史中。对青年的理解，应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

中国社会学界曾将“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作为一个关涉学科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前沿问题或“根本性的课题”进行讨论，认为重新引入历史视野，是社会学有效面对当前重大社会变迁的必然选择。如何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研究者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需要对中国学术传统进行系统反思，从中获取可资利用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需要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对历史的再研究而呈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需要在接续自身思想和学术传统，在对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激活、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感、经验感和整体感。［22］还有学者呼吁：“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23］

社会学界的反思和批判，无疑将予青年研究以多方面启示。

第一，社会学的总体性与青年研究的学科取向。总体性是社会学学科的最基本特点，因而也被称为“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或“社会学的世界观”。拓展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直面“总体性”社会科学，社会学界已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反思，以使中国社会学真正成为具有坚实学术基础和强大现实解释力的社会科学门类。然而，青年研究迄今尚缺少这样的学术自觉和学科取向，尚未在对青年进行总体把握方面形成基本共识和系统的知识与理论，但多年来却始终处于一种莫名的“学科化焦虑”之中。基础理论研究的异常薄弱和历史视野的极度狭窄，致使我国青年研究长期陷于理论与历史双重虚无的“不景气”境地而难以自救。而所谓的青年研究“非青年化”和“非学科化”的路径选择，无疑是理论与历史双重虚无境况下的无奈规避或逃逸，与社会学界曾提倡过的那种“没有任何理论预设的社会调查和经验记述”，或直接面向一个“没有社会学的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青年研究需要有自己总体把握、理解和阐释“青年”的思维方式、方法论和世界观，在破除种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学术惯习中敞开历史视野，在拓展历史视野中构建自己总体性的思想、理论框架和学科取向。

第二，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与青年研究的历史观。社会学的诸多困境与研究者秉持的历史观有着内在联系，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亦即意味着历史观的自觉与转变，意味着要用正确的历史观考量、观照现代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中西古今之间的交互关联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具体和多面呈现，而这本身即是社会学总体性面向学术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青年研究一开始就面对一个关于青年的历史观问题。但检诸多年文献却于此少有关涉。中国青年研究多年一贯坚持的是关于青年的现代起源说，认为青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或现代化进程的衍生物。这里的误解是明显的，是将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文化研究等关于青年的西方经验简单挪移的结果。事实上，即使西方学者对此也不乏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对“青年”的发现，与“青年”的实际发生完全不是一回事。现代心理学、社会学（以至启蒙思想学家卢梭等）对“青年”的发现，是发现了已然客观存在着的“青年”背后的秘密。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现。但是，也正是这种所谓的科学的发现，重新将“青年”的历史性埋葬在种种以科学或学科命名的概念表象之中。［24］中国青年研究并未能将青年研究本身“视为历史性的产物来观察”，对“青年”的理解往往将其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不加辨析而简单、盲目地混同一处，其结果必然是常常置其历史性于不顾，而有意或无意地割裂青年与历史的联系。

第三，社会史、青年史研究与青年观。社会史对青年的关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动荡和史学变革交互作用的产物。但那一时期有关青年的历史研究实质上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编纂，而是藉由青年反思自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19世纪西方现代性兴起后的社会变迁和观念变革。也正因如此，青年的历史叙事被置于启蒙思想和现代性框架之中，同时也伴随着对这一叙事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利斯的《青年与历史》即包含这部分反思与批判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青年史研究属于社会史的补充，亦如阿利埃斯的儿童史实质上是家庭史研究的一部分一样。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史研究，首先需要确立关于青年的历史观。但是，一直以来，关于青年和青年史的研究却很少有涉及历史观的问题。［25］F·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开篇即提到，“青年的历史和对青年认识的历史”“值得和有必要进行单独的研究”；“建立青年学首先意味着分析它的研究对象即青年的历史和对青年认识的历史”。［26］青年观是青年研究理论建构不可缺少的内容，但对青年观的任何认识和理解都必须建立在历史认识和总体把握之上，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感。这种研究首先需要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对历史的再研究呈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需要敞开历史视野，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青年，在研究青年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这意味着将要弥合以往人们在关于青年的历史认识中存在的青年与一般社会历史，以及青年与自身的历史间的双重断裂，更意味着青年研究将为社会认识和理解青年，确立一种正确的青年观。青年观与关于青年的历史观紧密联系。恩格斯当年曾谈道：“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同时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那些“起着革命作用”的“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27］现代社会青年的产生无疑属于这种“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但它确实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和新世代的诞生。青年的历史，亦即青年参与历史创造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关于青年的历史观与青年观是相通的。

第四，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感”与青年研究的实践性。青年研究的历史感亦即对历史的体悟、感受与把握及其在研究过程中的具体呈现。经验感，是经验研究中对经验现象的体悟和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在总体性与历史感方面的综合体现，是理论把握与历史视野的整体结合。或言之，经验感是理论的实践性、历史的现场性与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历史感悟的统一。[6]缺少理论的概括与缺少历史的感悟，都不能形成一种“经验感”。“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两个阵营之间相互质疑，被认为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突出问题。［28］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以及各自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也成为判断“什么是好的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29］这意味着社会学研究中历史感和经验感的双重失落。理论的匮乏导致社会学丧失了总体性眼光，历史感的泯灭致使现象碎片替代了经验事实，而经验感的丧失则使理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被彻底切断。青年研究在这方面的问题自不待言，毋庸赘述。

总之，重新激活、重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感、经验感和总体感，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青年研究所面对的严重问题，是一些研究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和无根据的猜测”和“没有理论和方法论资源的孤岛”，呈现碎片化、平面化、功利化等流弊和痼疾的内在根源。在历史感、经验感和总体感方面，中国青年研究原本就存在先天不足和严重缺陷，因而对它来说，还不完全是激活或重建的问题，而是如何切实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学术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和建设的问题。

在历史感方面，首先需要对青年的存在及其历史形态做出新的理解。以往对青年存在的理解，基本是简单套用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一般观点，而在根本上忽略了青年存在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主要决定于青年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自然性或生物学特性。另外，对青年存在的观念形态和历史形态没有做出必要的阐释，以至青年概念的内涵严重萎缩，而外延则模糊不清。在一般意义上，青年存在包含自然的（生命过程）、社会的（成长过程）、历史的（世代过程）三种形式。青年以个体的方式步入人生，以群体的形态进入社会，以世代的途径走进历史。世代，既是青年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青年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历史形态。另外，青年不仅现实地存在着，也观念地存在着。人类自古就有青春崇拜情结。近现代以来屡屡兴起的青年崇拜现象，无非是原始社会关于青年的生命信仰和神圣崇拜观念的再次复活。对青年的认识和理解，在根本上应是一种价值追求，一种对于神圣信念的执着和虔敬。与儿童、成年或老年社会不同，青年存在处于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点上，处于历史与明天的叠合处。自然、社会与历史，历史、现实与未来，共同构成青年存在的完整序列与过程。

在经验感方面，需要在理论探索和历史视野方面做出不懈努力。理论的匮乏与历史的缺位，是青年研究的两大缺陷。理论匮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理论热情和知识积累；历史缺位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理论的庸俗和知识的片面。而没有理论，没有历史，经验感将无从谈起。青年研究的理论建设固然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努力，以及范式的转换、规范的建立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知识积累，需要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理论的不断升华和历史视野的不断拓展。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就学科逻辑而言，青年本身很难说能够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将青年研究纳入学院知识生产的流水线中，而将其作为纯粹知识性的研究工作并不是青年研究的合理定位［3031］，但就青年研究本身而言，知识积累仍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这里所说的知识，既包括有关青年的一般经验知识，更主要的还是有关青年存在及其认识的科学知识、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如果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讲，或将涉及生命科学、生物学和生物社会学、进化理论以及考古学、神话学、艺术史、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理论和方法。

在总体性方面，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青年观，以及关于青年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青年研究诉诸社会的，是一种认识青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一种实现对青年理解和认知的历史观、未来观，同时也是一种包含对现实乃至历史、未来的理解和认知的青年观。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青年观。它的核心思想，也是它所追寻的最终目标，是人类世代的和谐。青年研究，应该是人学王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因为青年存在本身总是人类现实的和历史的存在最令人激动的时刻。青年研究或许就是开启人学奥秘之门的那把钥匙。青年是希望，是未来，这应该在青年研究中得到最彻底的解释。在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上认识青年，既是青年研究总体性特征的必然要求，也是其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结 语

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在青年中发现历史。青年研究不能脱离现实，脱离现实将没有实际存在的价值；同时，青年研究必须走进历史，否则不能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和完成自己的知识积累，而没有自己知识基础的任何理论研究，都将是没有前途的一种学术自恋和话语虚构。本雅明说：“只有当我们把生命赋予一切拥有自己的历史而非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概念有了一个交代。在我们最终的分析中，生命的范围不是由自然来决定，更不是由感官刺激或灵魂这类贫乏空洞的因素来决定，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哲学家的任务在于通过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去理解自然生命。”［32］青年研究要走出历史虚无与理论空虚的双重困境！在历史方面，它需要超越现代性的局限而走向“大历史”[7]；在理论方面，它需要摆脱传统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桎梏走向本土青年的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1］张文杰、陈新．“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序二”［A］．［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0．

［3］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5．154．

［4］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99219．

［5］利昂·庞帕编译．维柯著作选［M］．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122．

［6］贝内德托·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M］．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9．

［7］乔恩·萨维奇．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M］．章艳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6768．

［8］陈映芳．世界性的“六十年代”与青年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1998（2）：47．

［9］阿瑟·珀尔．美国青年问题研究的理论趋向［J］．冯炳昆译．青年研究，1987（8）：3555．

［10］奥拉·斯塔芬森．欧洲教育与社会中关于青年研究的历史［J］．王寅通译．当代青年研究，1997（6）：4043．

［11］［22］刘亚秋．“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J］．社会，2013（2）：233242．

［12］王子今．说秦汉“少年”与“恶少年”［J］．中国史研究．1991（4）．

［13］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J］．读书，2009（6）；林甘泉．秦汉时期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J］．侯仁之、周一良主编．燕京学报（新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法］菲力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M］．李群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32．

［15］［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

［16］［德］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 ［M］．王维江、吕澍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11．

［17］汪晖、罗岗、鲁明军．跨界对谈：“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2014年7月20日在首都图书馆的讲座）［OL］．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 php／4127．

［18］田杰．青年研究的史学范式与理论图景．当代青年研究［M］．2009（6）．

［19］高中建．回顾反思展望——中国青年研究学科化进程三十年．中国青年研究［J］．2009 （5）：6974．

［20］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J］． 2011（3）：199219．

［21］田杰．青年学的想像力——读C·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青年探索［J］． 2016（2）．

［23］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J］．社会．2015（1）：125．

［24］［日］柄谷行人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114128．

［25］［法］让—查尔斯·拉葛雷．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M］．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81．

［26］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M］．陆象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1961．37．

［28］徐冰．“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古典社会学、心理学的诠释学意涵［J］．社会学研究，2012（1）：2157．

［29］刘亚．社会学中的理论与经验之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05（B02）．

［30］陆玉林．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07（5）：17．

［31］陆玉林．论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以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为例［J］．当代青年研究，2009（6）：18．

［32］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C］．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14．83．

[1] 田杰，男，深圳青年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青年问题。

[2]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和强调的，并非是青年有没有自己的历史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青年的历史，以及青年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关于青年的历史叙事究竟应从何时开始的问题。比较通行的看法是，青年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的产生是在西方近现代工业革命之后，青年的产生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或现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青年历史叙事的起点自然也应是现代社会的开端。本文所持的观点与此不同，认为青年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种独特现象，青年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从青年猴到世界猿——埃德加·莫兰的思想、方法及其启示》（《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5期）、《青年与历史——关于青年的历史叙述与解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5期）、《青年研究的史学范式与理论图景》（《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青年学的想象力——读C·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青年探索》2016年第2期）等文章中，笔者对上述观点均有具体论述。

[3] 可参阅宋明炜：《从“少年中国”到“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及其问题性》（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27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现代中国》（转下页）（①接上页） 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载台湾《汉学研究》19卷第1期）；周晓虹：《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载《探索与争鸣》2009年5期）；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王富仁：《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和文学的变迁》，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等等。

[4] 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主要有：佘双好、冯茜等：《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方法的发展——基于对3290篇文献的计量分析》，（《青年研究》2014年第4期）；风笑天：《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主题与方法——对四种青年期刊2408篇论文的内容分析》，《青年研究》2012年第5期；王沛沛：《青年研究中的热点、趋势及核心作者群分析——基于CSSCI（1998——2008）的研究》（《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孟利艳、高中建：《青年研究学科化的范式困境及其范式革命》（《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沈杰：《“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1期）；汪海彬、陈宁、王瑞乐：《新世纪以来我国青少年研究的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青年学报》2014年第4期）；吴小英：《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及现状解析（上、下）》（《青年研究》2012年第4、5期）。陆玉林的《论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以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为例》（《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吴鲁平的《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转型及其学科意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笔者的《“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关于青年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7期），也带有这种回顾反思性质。在《谁是青年》中，笔者提出，我国青年研究最缺的是“历史”，对“历史”的认识将决定青年研究对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与把握，影响青年研究的思维方式、理论预设、价值取向以至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学科建设方向。

[5] 英国学者彼得·奥斯本从文化史研究视角提出“现代性的历史时间结构”“现代性是历史的时间化的总体化”“现代性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时间”等观点，值得青年研究借鉴。参见［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6] 经验感与经验质感有相通之处。经验质感被认为“是一种经验现象的处理能力，集中表现为对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能力”，同时还表现在理论的现象还原能力中。对经验现象的整体、宏观把握能力，理论提升能力，以及理论现象的还原能力，是“真正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里主要从研究者而不是学科或理论建设的角度谈经验质感问题，有一定的局限。参见吕德文：《谈谈经验质感》，《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7] 作为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大历史”努力整合人类的知识，尤其是弥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分离与割裂，以超越人类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历史，“试图以统一的跨学科方式了解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的历史”，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科学化”。（参见孙岳的《“超越人类看人类——‘大历史’批判”》，《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张旭鹏的《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全球史评论》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于青年研究，青年史属于“大历史”研究中衍生出的“小大历史”，即是用大历史的视角研究与青年有关的具体事物。国外学者认为，“如果历史学要恢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它可能不得不再次关注它所忽视或压抑的许多隐蔽的历史，许多普遍史的‘他者’。”（转引自张旭鹏文）青年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无疑属于被忽视、压抑和隐蔽的历史，属于普遍史中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