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也是伴随青年参与社会变革发展起来的，从1983年“庐山会议”（社科院主导）汇聚第一代热心青年研究的专家，到1987年“广州会议”（团校主导）掀起青年学科建设热潮，伴随此后每年召开的“中国青年论坛”（中国青少年研究协会等主办）等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关注青年、探究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良好传统，在为党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共青团组织提供工作借鉴，为青年成长提供理性指导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鉴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青年研究存在“时政性过强、团体性过强、功利性过强、自恋型过强”等制约。面临中国社会创新的时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1］的同时，青年研究要“走向社会、走向青年、走向真理”。当前，“社会创新”成为影响中国发展前景、创造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元素。一方面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激发社会活力的策略，广大青年包括留学归国人才、大学毕业生、进城务工青年、农村种养殖业青年，都通过多样化、灵活性的方式创业创新，探寻发挥才能而获得成功的新途径；另一方面，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成为促进国家与地区管理转型，提供广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探索。从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到基层民主自治的创新做法，都为青年一代提供多元化、丰富性的展示机会。为此，中国青年研究既要为促进青年参与国家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也要为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构建知识体系。
一、青年研究面临困惑：“四性过强”
当代中国的青年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时兴旺”成为“显学”，是从“问题”入手的，即面对关注和解决“青年问题”的迫切性。这样既有政治需求，也有科学需求。从政治需求看，改革开放初期，“文革”习气造成青少年的违法乱纪现象严重，党政部门急需解决对策。从社会需求看，社会剧变时期的青年动荡，恰恰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分析和研究的标本，能够积累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城乡青年将更加全面关心改革，并使自己的社会化进程加快；更加追求自由和开拓，使个性多样化，适应现代生活的丰富多彩；更有创造性，使思维方式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2］后来，随着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青年问题趋于缓和，党政部门对青年研究的重视程度减弱了，普遍性支持减少了，全面开展和推进青年研究的社会条件改变了。反映这一趋势的现象就是各地社会科学院的青少年研究所或者取消，或者合并；与此同时陆续建立共青团组织系统、共青团院校系统的青年研究机构。如是，科学性减弱的同时，“四性过强”的问题就日趋严重。
第一，时政性过强，导致思维局限。由于青年的精神面貌、行为动态成为社会时政关注的热点、焦点，青年研究往往追随时政形势变化对青年状况进行不同的解释、分析，虽然有利于一时性、阶段性的时政舆论，但是逐渐疏远青年认知、青年认同的原本需求，也削弱了科学性。
第二，团体性过强，导致心态局限。当社会各部门、机构、群体对于青年的普遍关注减弱之后，就逐渐形成青年研究是“为团组织服务”这种单一需求的观点，很多青年研究的观点偏重于论证团组织如何教育服务青年、青年对团组织的认同及变化；这些研究是必要的，但仅仅是青年研究丰富多样领域的一个部分，一旦“以偏概全”，就严重制约青年研究的发展空间。
第三，功利性过强，导致创新局限。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青年研究事业，很快就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潜心钻研”、“坐冷板凳”成为越来越难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原来很有才华、很有创见的青年研究专家，转向市场化领域，包括青年教育的市场化、社会文化的市场化等等。一段时期青年研究的理论创新陷入停滞，学科建设止步不前。
第四，自恋型过强，导致发展局限。改革初期的青年研究事业，是在全国百废待兴的状态下产生的，其他学科理论、知识体系都极为欠缺，青年研究“一时兴起”、“一枝独秀”。但是，当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兴旺，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等实用理论兴旺的时候，青年研究没有及时与这些学科、理论有机结合，而是仍然“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反而失去融合知识、综合创新的良好机会。“如果我们希望青年研究能够有效描述、说明和解释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展情况和社会行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就不仅需要有学理支持，而且需要有本体特性或者说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理论逻辑、研究方法、措辞方式和知识系统。”［3］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福利保障都迎来创新和变革的年代，青年研究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消除“四个过强”的影响，走向社会、走向青年、走向真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新亮点。
二、走向社会：青年研究空间广阔
青年既是生物年龄，也是社会现象。当今的中国青年，成长在社会转型、社会建设、社会创新的时代，与当年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设年代、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一样，具有特殊的机遇，也面临特别的困难。为此，青年研究要放在社会大视野、国家大背景下，探究青年群体的发展趋势。初步概括可以关注几大领域的青年参与研究。
一是政党创新中的青年参与研究。中国共产党正在处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4］青年作为社会最活跃最有创造活力的群体，积极参与和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党的机制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引导青年一代积极参与推翻“阶级剥削”的社会，为人民群众创造平等生活与发展的机会；邓小平时代引导青年积极参与改变“政治斗争”的社会，倡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为人民群众创造生活充实和富裕的机会；习近平时代引导青年积极参与调整“利益羁绊”的社会，重建公平公正、以民为先的社会，创造共建共享、和谐幸福的生活。青年如何理解党的发展和变化，如何参与党的创新措施，为共产党的发展注入生机活力，这些都是青年研究者应该关注、深入探讨的课题。
二是政府创新中的青年参与研究。中国政府正在经历转型，从“全能包揽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一方面从市场干预中逐渐退出，另一方面构建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体系。“社会开放和社会转型，让广大青年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感，要求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决策权，不论是‘用手投票’、‘用脚投票’还是‘用嘴投票’，都要表达对于社会发展与建设的意见。”［5］青年作为政府创新的参与者和受惠者，如何改变“漠不关心”、“冷眼旁观”的心态，积极促进政府机制转变、政府观念变革，让青年的心声为政府所知道，让青年的活力为政府所发挥，让青年的价值为政府所认同，就是需要青年研究者投入精力，潜心探讨的课题。
三是市场创新中的青年参与研究。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盲目排斥”到“盲目崇拜”，再到“理性判断”的过程。市场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带给城乡群众包括青少年的伤害。“市场化不足”的体现是一些“官办企业”、“官商勾结”垄断控制的领域，青少年成长需求和利益保障不能得到满足，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市场化过度”是一些涉及民生、教育的领域，盲目推进“市场化”并对私人经营缺乏依法监控，就导致青少年权益受侵害等状况。因此，青年研究者要深入探讨激励青年参与市场创新，营造城乡居民平等竞争，打破体制羁绊的市场发展环境。青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把握机遇，贡献才华，发挥作用。这样，青年既是新型市场经济机制的创造者，也是新常态市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四是群团创新中的青年参与研究。最近特别受到关注的群团改革，是党中央要求群团组织改变“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四化”问题，真正服务群众特别是服务青少年。有些青年研究者将“群团改革”仅仅理解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机构、人员结构的调整变化，是非常浅显和狭隘的认识。其实，党中央希望通过群团改革，创新共青团工作体制与机制，就是有效实现“服务青年与青年服务”的两大功能。“服务青年”就是将党的关怀传递到青少年群体，为他们的学习成长、生活发展创造条件，为特殊困难青少年提供关爱帮助；“青年服务”就是激励青年发挥聪明才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中有作为、有贡献。青年研究者要抓住“青年服务国家、国家成就青年”的主题，开展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探索共青团组织改革创新过程中，为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促进团员青年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
五是社团创新中的青年参与研究。当今社会的两大背景，促使青年社会组织的涌现成为普遍现象。一个是青年自主生活的发展，根据个性爱好寻求同伴、结社活动与发展，成为受到青年欢迎的趋势。另一个是网络发达，为青年网络结社和线上线下交流提供便捷条件。近年来中国青年社团的发展与创新成为引人关注的现象。“发展”就是涌现越来越多、类型多样的青年社团。如大学生中有个普遍的说法，“原来是学生会主席最威风，现在是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最威风。”因为，学生会仅仅是一个组织，学生社团联合会凝聚了众多有活力、有魅力的社团组织，号召力更大。在国际上也看到青年社团及其服务的广泛性。“与传统的青年运动相比较，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青年运动呈现出问题指向的政治趋势，从青年群体的角度出发广泛涉猎生态环保、和平、志愿服务、青少年权益保护、参与、发展、青年权力、事业等问题，努力试图唤起社会对青年群体的关注，要求社会倾听青年群体的声音，从而达到敦促政府制定或改变某项政策的目的。”［6］目前，我国青年社会组织的类型多样、形态复杂，既有正式注册的组织，也有非正式注册的组织；既有经常聚集的实体组织，也有网络汇聚的虚拟组织；此外，通过公共交流讨论聚集的社会组织不可忽视，如上海“一号沙龙”、广州“羊城公益咖啡厅”等定期聚会讨论，沙龙之后促进青年结社，开展公益服务。这些要引起青年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作为探讨青年发展新形态的主要内容。
六是社区创新中的青年参与研究。目前，社区创新和社区营造，成为中国比较流行的词语。青年恰恰是带来新观念、新技术，为社区各群体参与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原来的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往往是强调老年人的需求与感受，强调家庭整体的需求与感受。但是，现在发现年轻人带来的不同视野，为社区及家庭注入新要素，也成为链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关键因素。“文化的渗透性和社会的开放性决定了充斥着后现代价值观的当代青年文化，不仅能够在第六代青年群体之中得到认同，也必然广泛影响到中老年群体。”［7］例如，北京大学硕士汤敏发起的“古村之友”志愿者网络，汇聚10多万志愿者，编辑30多个省市，开展1000多条古村（社区）的“保护与活化”，探索出“互联网＋公益＋古村”的发展模式。这样就将传统长辈关注和期待的“村落保护”“民俗保护”，用年轻一代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获得实现。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过程，必然面临“垂直管制”向“多元共治”的转变，那么“多元如何不混乱、共治如何不冲突”就是指的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作为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青年，就是多元共治的率先探索者和实践者。青年研究“走向社会”的时候，将青年群体放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视野、大背景下，进行探索和分析，就能够产生具有时代意义、具有经典价值的理论成果。
三、走向青年：青年研究焕发生机
中国青年研究就是要坚持以青年为本体、以青年为核心、以青年为目的。那么，从原来过多配合时政要求、组织要求、市场要求，回到青年需求导向、青年发展导向，就具有新的希望。其实，解决“四个过强”的问题，不是将青年问题与时政要求、组织要求完全分割；而是在探究青年、理解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基础上，更好地配合国家发展、组织成长。“青年服务国家、国家成就青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单向推进的关系。我们认为，在当今的社会转型背景下需要特别关注青年的几个方面。
（一）研究青年的自主需求
虽然当前的物质条件改善、信息网络发达，但是青年的自主发展要素却受到较多的制约，也成为影响青年心态的关键因素。首先，单位机构对青年自主性的制约。青年职业、生活、交往、休闲等需要加入各种单位机构，办理各种证件证照，烦琐的流程和监管让青年丧失自主发展的动力。其次，经济利益与生活诱惑对青年自主性的制约。“物质泛滥”、“消费至上”的思潮影响下，不少青年热衷追逐实际利益，却被物质利益、消费生活所羁绊，无法自主自由获得发展。再次是网络信息繁多对青年自主性的干扰与制约。网络发达带来信息丰富，却导致青年陷入信息汪洋而缺乏自主判断、自主选择，引发内心的迷茫和盲从。此外，各级部门对于青年及青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需求也要高度关注、提供空间。“不论是党组织也好，政府部门也好，团组织也好，一定要摆正与社会的关系，对社会组织的过度爱护会影响其个性化成长，捧着哄着长不大，输血多了就不会造血了。”［8］这种状况下，需要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为青年自主提供舆论支持。青年研究侧重自主性需求的激发，自主性动机的保持，面对社会纷繁复杂的局面，获得自主有益的成长和发展。
（二）研究青年的创意时尚
当代青年，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拥有创意、创造时尚。不仅仅城市青年、大学生青年追求创意时尚，农民工青年、农村青年也追求创意时尚。我们过去以为农民工青年固守单一、枯燥的生活方式，但是具体接触和调查发现，他们受网络信息、媒体信息的影响，在简单的工作、生活环境中也创造自己的时尚生活，从流行语言到新奇标识，都在农民工青年的手机短信、移动网络中呈现。这一代青年的关键不是上一辈怎样影响和塑造他们，而是如何发挥他们的创意时尚，同时引向与社会主流思潮、正能量因素结合，激励青年成为社会进步趋势的推动者。
（三）研究青年的网络生活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是“口号的一代”，受到政治口号的激励参与社会实践；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是“影视的一代”，受到偶像、明星的吸引拓展社会生活；那么，21世纪以来的青年是“网络的一代”，在信息和图像中追求新奇的人生。早在2006年上海推出《网络文明与当代青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就提出，“这就是青年在网络世界中的现实情境：青年群体得益于网络发展，同时又遭受它的威胁。”［9］青年研究关注网络世界，关注网络青年的发展趋势，就是把握社会未来的演变。“现实生活网络化，网络舆论现实化”成为一种交错影响的趋势，研究青年在网络信息影响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圈子、组织形态，就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现实化。青年研究者还要研究职业青年群体，研究公益青年群体，研究消费青年群体，研究网络青年群体等等，从不同群体类型的特点中归纳整体特色。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走向青年”不是仅仅迎合青年、贴近青年，而是要理解和把握青年变化发展的动态轨迹，将青年趋势与社会前景有机结合，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
四、走向真理：青年研究回归本原
青年研究本身是对真理的追索和探究。人们总是认为“掌握了真理”、“拥有了真理”；然而现在发现“真理”在不断变化，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所以，青年研究要回归本原，追求对青年自身的科学认识，追求青年对社会的科学认识。同时，这种“走向真理”的过程，或许是永远的“渐进”过程，不断接近真理，但是又难以完全掌握和控制真理。
（一）青年研究有助于探寻“真”的世界
在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世俗的社会中，我们总是被问到一个问题“青年研究有什么用？”也许，青年研究不能把钱挣、不能当饭吃、不能搞娱乐；但是青年研究能够追求“真相、真实、真理”。追求真相就是敢于面对社会现实、青年现实，不受网络和舆论的蒙蔽，探究事实的原本面目。追求真实就是不片面化、不简单化，善于将涉及青年的事实真相与多样因素结合分析，探索背后的动机、过程、目的及其变异。追求真理就是通过青年思想和行为的比较，寻找具有世界发展内涵、具有生活演变规律的要素，竭力接近真理、相信真理。当然，真理也是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任何宣称掌握和控制绝对真理的学说，都将受到历史的质疑和批判。青年研究致力于探索真理、接近真理、“渐进真理”，怀着敬畏之心追寻青年发展的科学、理性认知，就将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的。
（二）青年研究有助于构建“善”的生活
青年研究要关注当今社会中的青年生活环境，构建理论与现实的交汇点。伴随社会转型加剧、社会思潮纷繁、利益诱惑增多、矛盾冲突聚集，生活逐渐偏离“善”的状态，焦虑、计较、抵触、暴力，都在威胁青年的生活。为此，需要研究青年与“善意、善行、善治”的关系，研究青年参与促进社会善治的有效途径。青年善意的培养是社会和睦的基础，学会理解人、体谅人、关心人、帮助人，是一个社会公民应有的心态。从美国街角青年的研究中也发现这种规则，“街角青年的准则要求他尽力帮助他的朋友，不做伤害朋友的事”。［10］青年善行的倡导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不因善小而不为”是维系社会生活的需要。青年研究要积极探讨青年善行的动机、青年善行的途径、青年善行的传递、青年善行的效果等等，成为社会传播的元素。
（三）青年研究有助于保持“美”的希望
青年生活与发展中，“美”和“丑”是对立存在的。但是，不同社会的政治思潮、不同社会的道德意识，对美和丑附加过多的包装，就造成“断裂”和“逆反”。“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海潮”时期关于“美”和“丑”的解释就截然相反，令人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当代的青年研究就要从世界本源的“美”探究，追索人类对于美好、美丽事物的期盼，让青年知晓、理解、接受。这样，在青年中培养追求美的心灵，培育美好的动机和美好的愿望。每一个人都真正认识美和追求美，才能够推动社会朝越来越美好的方向发展。青年研究“走向真理”。从本原的“真、善、美”探究做起，看起来回到原点、极为简单，但是恰恰是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根植科学、理性的元素，成为构建社会发展理论的坚实基础。
五、青年研究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年期先天与生俱来的特性是“不满、探索、创造和拥有”。“不满”就是青少年对现实已有的事务、呈现的状态，天生认为不够满意，需要改变和发展。无论是上一辈人创造多么富裕和美好的社会，青年都希望挑战和改变。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的青年运动，都是源于对现实不满而产生，推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探索”就是青年对于未知的事情特别有兴趣、想了解，从自然科学的探索到社会革新的探索，青年都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建构空间。“创造”就是青年乐于提出不同寻常的构想，愿意追求不同类型的生活。从百年前的《新青年》创造中国的新生活，到现今青年创造中国网络世界的新生活状态，都体现青年勇于创造、乐于创造的精神。“拥有”就是青年对于经过自己努力获得的事物特别珍惜、特别喜爱，产生更加强烈的“拥有”感。青年在学习、就业、婚恋、生育等方面，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并且学会维护权益，获得发展机会。
青年特点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体现形态。1955年，毛泽东对中山县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按语“四最精神”，即“最积极、最有生气、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就是对新中国建设时期青年特点的高度概括。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青春和力量。经过半个多世纪，进入21世纪，在社会创新和志愿服务发展的大背景下，江泽民同志为“中国青年志愿者”题词，胡锦涛同志给青年志愿者援外服务队员回信，习近平同志多次给包括“本禹志愿服务队”、“青奥志愿者”等青年志愿者回信，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获得锻炼成长。共青团中央从2014年开始推进“全团注册志愿者”工作，先后激励3000多万共青团员注册成为青年志愿者，在社会服务、公益慈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青年“四最志愿”，突出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第一，志愿最崇高。青年在志愿服务中体现出“友爱、奉献、互助、进步”的精神，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与中华民族友善互助传统相结合，为推进社会和谐与民生改善做出贡献，成为新时代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的理想。
第二，志愿最贴心。青年志愿者从“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大型赛会服务中，为运动员和观众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到深入社区、农村为基层群众提供亲切、热情的服务；特别是“一对一”、“结对子”帮助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困难家庭、困境儿童等，在一点一滴的真诚服务中传递爱和温暖，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感受社会的关爱。
第三，志愿最时尚。青年提出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志愿，我快乐；我志愿，我成长；我志愿，我美丽；我志愿，我成功”等等具有时代色彩、具有时尚元素的口号，将“爱心奉献、助人自助”、“快乐服务、助人悦己”作为21世纪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创造“志愿服务＋互联网”、“志愿服务＋旅游”、“志愿服务＋健身会”、“志愿服务＋交友乐”等新兴内容，让志愿服务越来越有吸引力、越来越有魅力。
第四，志愿最广阔。调查发现，当今时代志愿服务是青年最乐意接受、最愿意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在共青团开展的各项工作中，志愿服务成为团员青年最积极响应、最热诚投入的项目。不论是机关青年还是社区青年，不论是青年员工还是青年农民，不论是青年人才还是青年学生，都可以在志愿服务中施展才华、奉献社会，同时获得快乐、充实与成长。与此同时，青年志愿服务从城市向农村延伸，从沿海向内地拓展、从国内向国际发展，为青年参与社会、提升能力创作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发展轨迹从“四最精神”到“四最志愿”的拓展和丰富，既反映国家发展变化对青年的新要求，也反映青年思想变化对社会的新影响，应该成为青年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需要促进青年研究队伍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开放性就是改变目前青年研究队伍萎缩及局限在团委系统、团校系统的状况，开设更加丰富的课题，吸引其他高等院校、社会科学机构、民间智库的专家参与青年研究，共享研究成果；多元化就是适应90后、00后青年的多样变化，提供各种各样的研究与分享机会，让新一代青年以不同形式、不同途径参与到研究活动之中，形成丰富多彩、富有活力的青年研究格局。一度盛行的《全球公民社会》在开篇即说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场惊人的结社革命席卷全球。私人组织、志愿活动、非营利组织或者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掀起了这场革命的高潮；他们设法缓解物资短缺，提供医疗保护和教育，支持社会服务，并且倡导对文化、艺术、宗教、种族、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问题进行关注。”［11］这场全球性的社会组织发展，已经延伸到中国、影响到中国，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参与结社、参加公益。青年研究者必须思考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构建青年参与和发展的新型格局。这些就成为新常态青年研究的重点，既提供新视角和新观念，也产生新力量和新冲击。青年研究队伍要主动开放、积极融合，吸纳更加多元化、有活力的资源，才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对青年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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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M］。陈一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1] 谭建光，男，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志愿服务与青少年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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