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研究的发展与局限
青年研究在当下重新成为热门领域，究其原因，首先与“青年”的重要性、青年群体的地位提高有关。一方面，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逻辑正经历着一场文化意义上的“青年化”，“青年”的符像价值及内容超越了传统的年龄边界，青春的文化特质、意象和青年的劳动力、消费力、发展力一起，构成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和最易获利的消费品；［1］另一方面，今日之年轻人由于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思维的天然联系，令其在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方面的主体性力量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文化建构、文化反哺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2］同时，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进入了高度同构期，即所谓的青年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青年化，青年发展问题若未得到及时的研究和回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极可能面临动荡、甚至停滞。年轻人的想法、做法、玩法是政府、政党、市场、社会等任何一个主体都不敢轻易忽视的，这给青年研究创造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更重要的是，“中国青年”与国家、社会之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关于“谁是青年？”、“青年是谁？”不再是些“不证自明”的问题。这为青年研究者超越以往认识上、方法上的局限提供了很强的内在动力。
“青年”不仅是指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年龄群体或个体，更是一个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类别。[2]各国社会中“青年”及“青年期”的出现、具体年龄的确定和变动、关于“青年”的各种角色、形象、特质的确立，都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现代化的产物：一方面，产业革命之后，劳动分工、社会生产组织渐趋严密，知识体系愈发复杂，人的社会化在复杂程度上逐步提升，一个不同于劳动过程的知识培训和教育过程被逐渐独立出来，这就是教育的现代化。换句话说，在新的条件下成长为一个合格劳动者所需的时间拉长了，“青春期”这个概念由此后设了出来。正是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这样定义青年：“青年是指人的一生中介于童年与进入劳动世界，获得自主能力而成为成人之间的一个固定的过渡时期。”［3］另一方面，社会近代化、特别是现代化以来，“进步”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迷信”，富含现代性的人们总觉得“人类一定会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发展”。那么，自然一代要比一代强，否则进步便不可能。于是，青年便被成人社会赋予了希望，进步的可能性被认为蕴藏在青年之中。另外，富含现代性的人们还把管理对象扩展到了未来。未来属于谁呢？长远地说，属于未出生的人；近一点，则属于该时代的青年。因而，青年人如果对现实社会看不惯，就可以提出自己革命性的主张，迫使世界改变，而这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是在声张自己对未来世界的所有权。所以，“青年”这个角色类别也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尤其是关于青年的各种现代角色和规定，例如，健康、朝气蓬勃，胸怀理想，志向远大，爱国主义等，更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现代化以后被挖掘和建构出来的。［4］
青年的诞生史让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先天便具有内在矛盾性——一方面，“青年阶段”的确定和拉长意味着人在成长中对亲代和成人社会的依附时间增加，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其实是被放置在一个需要被成人社会启蒙、教育、规训的位置上的；但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校制度和工厂制度之间的过渡性，又赋予了青年与现存社会结构之间天然的游离性甚至对立性；再加上青年对未来社会的所有权，给了其如果对当下社会看不惯、就可以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迫使世界改变的逻辑正当性。［5］由此，“顺从 反抗”从一开始就成为嵌入“青年”的竞争性命题。
“青年”在中国兴起的过程大体相似。不同的是，“中国青年”甫一诞生就“作为再生和复兴的力量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富含着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期待。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想象和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呼唤，代表了当时精英阶层对“青年”角色的典型定位：打破旧秩序、创造现代“新社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中国青年”都不仅被视为受教育对象和劳动力资源，更被当作了一种变革社会、担当时代使命的特殊的社会力量，没有几个国家的青年像“中国青年”这样与社会的大变革如此紧密相连。［6］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独特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为“中国青年”统合“顺从反抗”内在张力提供了可能，“中国青年”成为一个有明确所指的角色类别。
不过，从90年代开始，虽然世代继替依然在进行、生理上的年轻人不会消逝，但自近代诞生以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中国青年”角色却走向式微。［7］年轻族群变得无比多元、无比复杂，现实中，已很难找到所有人都认可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道德标准乃至生命周期。全方位的观念冲突与融合、价值竞争与并行、思想碰撞与互渗构成了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观，“青年”角色中顺从和抵抗并存的矛盾在中国真正地构成了问题。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的、整体一块儿的“中国青年”概念和角色期待已无法界定、解释、汇聚当代年轻人；年轻人要么以“青少年”、“年轻人”（“Young People”）等教育意义上的角色类别自居，要么是以“御宅族”、“乐活族”、“小清新”、“NONO族”、“杀马特”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类别来定义，且后者越来越普遍。其实，12年前，“80后”以争取文化上的自主权、发言权而进入主流社会视野时已然宣告，“中国青年”的存在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政治的青年”式微，“文化的青年”登场。［8］
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要试图准确地把握青年和青年发展的内涵及规律，深刻理解、科学调整青年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青年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的多元复杂性和研究者认识上、方法上的局限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设法超越。中国的青年研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不回答“谁是青年”、“青年是谁”这些问题的。从学理上说，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应当来源于青年。但事实上，传统的青年研究是典型的问题先行式研究模式。［9］问题先行的青年研究，预设了青年是问题群体，预设的标准则是意识形态性的标准和规范，［10］然后在自己的话语霸权下解释青年和青年问题，以治疗和拯救青少年为研究目的。因而，问题先行的青年研究中所谓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另当别论，但至少不是从青年出发的问题。在这类青年研究中，青年根本就是缺位的，是不在场的，青年研究就只能在一种泛道德色彩的语境下忠实而又虚弱地发挥着“诲人不倦”的社会化功能。［11］因而，如何理解当代青年，很首要的是，研究者们有这样的共识和自觉：把作为行动者的青年拉回到青年研究中来，让青年在场、让青年出场。［12］从行动者视角出发的青年研究，并不否定宏观因素的影响，而是强调其须经行动者的选择、组合后方能践行出来；主张将微观叙事和宏大视野融合起来，去呈现、分析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行为模式、观念符号是怎么在与国家市场社会 家庭的互动中形成了如此这般的模样。而文化社会学恰恰可以为这样的青年研究提供概念、工具和进路。
二、将文化社会学带入到青年研究中的价值和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一股“文化转向”的潮流。与传统的哲学、文学、文化史学等的文化研究不同，这一轮“文化转向”投靠的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值得强调的是，文化社会学自身的转向也在其间随潮而至。转向后的文化社会学，拥有“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of Culture”）与“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双视角，双视角在彼此争论、共存中让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关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能关注和考量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研究范式。［13］
英语文本中存在两种关于文化社会学的表述：一是“名词＋名词”即“sociologyofculture”，被译作“文化的社会学”；二是“形容词＋名词”即“culturalsociology”，被译为“文化社会学”。［14］前者强调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化现象，早期的一些经典理论，如韦伯、涂尔干对宗教现象的关怀等都代表这一类，后者主张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现象，或是以文化为中心概念的社会学理论架构，甘斯、布迪厄对社会分层的解剖取这类视域。［15］“文化的社会学”将文化看作重要的解释因素，但只将其作为一个提供合法性的限制条件、一种行动的外部环境，为行动者提供一种战略性资源，被限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再生产中，是一种非独立或并不完全独立的变量；人们利用文化，但是并不真正在意文化本身，因为文化遵循抽象的系统逻辑；因此，研究倾向于用一系列抽象的术语对行动意义作诠释。“文化社会学”则相信，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主张以具体来解释具体，通过在具体情景中重构一个由具体事物支撑的、由有规律地互相联系的符号象征所支撑的文本，在行动者与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意义的内在模式与任何其他更具物质性的社会事实一样是客观存在的结构。［16］“文化的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共存于社会学学科之中，组成了广义的文化社会学，催生出了一批批在文化语境中讨论社会学主流问题的力作：
伯明翰学派将有关文化文本的思想与葛兰西提出的关于文化霸权如何维持社会关系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衔接，重新创造了社会文本及其生动的意义，例如，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经典地再现了工人阶级文化，并提出工人阶级结构是通过阶级意识、集体经验借助“文化术语表现出来的”；［17］曾经，社会学家习惯于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或以市场地位群体来论述社会资源与生活条件的分配，然而布迪厄展示了文化排斥如何导致不平等，以及在符号领域的阶级斗争如何通过垄断符号权力或通过将某一特殊阶级的文化作为支配标准强加于人来操作的，研究者逐渐注意到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符号与文化关系所扮演的角色；［18］彼得森等的“文化生产／自生产”视角把文化视为表现性的符号，由注重文化的精神层面转而关注其物质层面，由探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转而关注被宏观视角忽略了的“文化生产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对文化产品产生的具体影响；［19］格尔茨通过斗鸡中的赌金在巴厘社会中被赋予的意义来获得对斗鸡行为过程的解释，并借此研究引申巴厘人那种“权力威信的文化基础”之意义，做出了贵族与百姓在象征意义的脉络中构成互补性文化体系的阐释，展现了把对意义的精细阐述置于学术日程中心的研究方法，力证了文化的自主性；［20］道格拉斯在《纯净与危险》里，通过对原始文化中禁忌与仪式的研究，对可食性动物（“肮脏的”）与不可食性动物（“洁净的”）做出归类之后，引入了洁净与肮脏这一对概念，借此探究社会秩序是如何通过象征方式建构起来的。［21］
纵观近几十年来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会惊喜地发现，研究对象已从原来的人格文化、宗教、艺术、流行文化、仪式、文化变迁等文化现象，拓展到政治、权力、社会分层与流动、性别、生产和组织等社会全领域。这些转变让文化在结构所统领的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渐由“边缘”走到“相对自主”再走向“独立”，其研究框架和结论所表现出的强大想象力和解释力，迫使社会科学必须在曾经被视为主流的研究问题上不得不关注来自文化社会学的声音和方法，并随时准备与之对话。而文化社会学的长足发展为青年研究将“青年”作为“文化”去理解和把握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智识资源。
窃以为，文化社会学对青年研究的启示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青年”作为“文化”把握，有助于研究者厘清青年研究的对象问题，即“谁是青年”。如前所述，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和思维逻辑都在经历着一场青年化，“青年”这一概念的边界和内涵在不断突破。文化社会学关于“文化”“青年文化”的多维视角和解释逻辑，能让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与青年和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结构化扩张。因为文化，包括青年文化可以被同时理解为：①价值文化，内在于“心”的主观结构（它可能是一个时代内的精神、一个群体内的凝聚，更是个体业已习得的或内化于心的规范、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信仰等）；也可以被理解为②结构文化，某一特定的总体生活方式；还可以被理解为③象征文化，各种结构特征编织而成的象征符号体系（它可以是知识和智能、物质产品、用以沟通的语言及生存背景）；也能被理解为④制度文化，外在的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制度化体系（它可以是道德、社会伦理、习俗、制度规范及法律）。四种不同意义的文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外在的制度文化一旦建立，就会通过象征文化得以传播、深化，成为人们内在于心的共享的主观价值文化，最终这种共享的价值或规范又引导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形成某种特定一致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即构成结构文化。如果这种结构文化再一次被制度化文化所维护，便有了文化再生产的循环。这一多元文化框架，让作为意识形态的、制度的、符像的或实践的、产品的青少年文化，以及青少年本身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客体都能合理、有效地进入青年研究的大视野中来。
第二，将“青年”作为“文化”把握，能启发研究者思考和解答青年研究的认识论问题，即“青年是谁”。研究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问，我们看待青年和文化的立场、取向是什么？传统的青年文化研究大多采取的是“世代模式”，“世代模式”强调“青年”是通过代与代之间的文化承继或冲突得以构建的。这种帕森斯式的青年文化研究曾经在二战后统领过青年研究主流话语长达30年。“世代模式”也催生过不少青年研究的力作，诸如我们所熟悉的M．米德的《文化与承诺》等。然而，正如伯明翰学派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强调代际区分的优先性而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视为细枝末节的观点，与那种强调消费和休闲是青年意识、社会主轴的核心论断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给有关青年的论述涂上一层无差别的神话色彩，把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文化泛化为所有青年的文化来加以论述。所以，伯明翰他们去做亚文化，关注到青年群体内部真实地存在着阶级差异、剥削和阶级再生产等等。“世代模式”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等主张的“亚文化”研究的分歧说到底就在于采取哪一种文化取向。前者所持的是一种支配性文化取向，体现的是“精英精神”、主文化取向，把文化视为是共享的、先验的，强调社会群体中文化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可预测性；后者所持的是大众亚文化取向，体现的是“平民精神”、亚文化取向，更多的是把文化视为是异质性、竞争性的。“世代模式”只见共享的青年价值观、亚文化研究只见碎片化的文化风格，都存在局限性，但在文化社会学蓬勃发展前，这两大取向曾经在很长时间内互不相干、各自展示着不同的研究逻辑。但是，随着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研究、甘斯的“文化分层”研究、拉蒙的“评价模式库”和“文化过程”研究等问世及引发的大讨论，文化社会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工具箱”，协助我们打通微观与宏观、亚文化和主文化、行动和结构去思考问题，令研究者得以超越二元对立、既关注整体又立足局部，综合立体地寻求青年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将“青年”作为“文化”把握，有利于研究者援用和构建青年研究的方法论，解决“如何走近青年”的问题。转向后的文化社会学在文化与政治／权力、文化与阶级阶层、文化生产与消费等研究议题设置的探索，以及在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能给国内的青少年研究以较好的内容启发和规范导引。以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社会学”一支为例，这一研究取向已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它将文化视为“硬性的”，认为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独立自主的自变量或中介变量；它主张从文化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现象，以文化为中心概念搭建社会学理论架构，将社会研究嵌入文化研究中；它一般以“深描”（thickdescription）为主要研究方法，根据一定的理论视角、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分析，对行动者的语言、行为、信仰等文化进行描述，文本力图使其描述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在建立因果关系时，主张以具体来解释具体，注重去阐明文化是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在阅读国内的青年研究文献时，我发现已经有研究者采用了这样的文化思路和田野方法，相当有力地分析了民工子弟、留守儿童等底层青少年的身份认同、阶层再生产、社会融合与流动、越轨等大问题。另外，随着社会研究量化方法的快速推进，工具变量、倾向值匹配等运用的渐趋成熟，量化的文化“因果效应”分析已经成为可能。方法论的系统化、规范化，将有助于青年研究从权力、权威和其他各种非学术的泛政治化压力下解放出来，客观地去描述和解释年轻人的状况和问题，走出有调查无研究、有成果无创新等内卷化怪圈，构建有温度、有深度、有积淀的青年研究知识库存。
三、文化社会学下的青年研究：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综述
这里，拟通过综述国内青年文化研究来展现和评价将文化社会学带入青年研究的可能[3]。
近十年来，在《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国内青年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直接对青少年文化作社会学研究或对青少年社会作文化解释的成果。直接考察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获得了青少年群体的认可，以及如何使他们“同意”将权威加诸自身的文献，占据了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极大的比重。发掘由文化再现（Representation）的权力关系，或理解文化对权力的维护、制约、破坏，是这类青少年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而学界热衷于讨论这类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对其与青年之权力关系的不确定、甚至担扰，因而，进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描述、呈现青年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以期从青年这一端做更深入的理解、把握。而一旦进入作为行动者的青年的文化世界中，许多研究变得生动、有趣并更加深刻起来。
首先，青少年文化中表现出的抵抗品格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
（1）风格抵抗。不少文献借用“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概念对“粉丝／迷”、“萌”、“御宅族”、“萝莉”、“伪娘”、“腐女”、“小清新”、“杀马特”、“Cosplayer”等青少年风格化或仪式性的活动进行了内容分析，认为这些在符号层面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抵抗、进而建立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文化方式，是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的产物，目的是为了解决主流文化中仍然存在的结构性冲突，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
（2）意义再造和命名权的篡夺。如果说上述现象还仅仅是“闲暇领域的斗争”，那么，更引起研究者注目的是青少年越来越强地使用互联网等技术或平台创造符像（Icon）的能力。例如，有人研究了“屌丝”这类原本的贬降标签是如何被青年借由网络进行“意义再造”，成为底层以及不少中下阶层年轻人认同的符码，进而对现实做出消解乃至颠覆的。又如对网络造词、造句、造节的研究，从“神马”、“给力”、“Hold住”、“囧”等热词到“淘宝体”、“元芳体”、“凡客体”、“咆哮体”、“甄嬛体”、“Duang体”，从自创“女生节”（阳历3月7日）、“男生节”（阳历3月9日、8月3日、11月12日）到自创“光棍节”（阳历11月11日）等，曾经单单停留在线上的青年娱乐文化活动如今越来越能轻易地泛化为社会性的文化事件。这背后隐含着的是对“命名权”的争夺，当年轻人对经历或未经历的事实和历程进行重新书写变得异常流行时，青年群体的支配性权力就在实质上得到了提升。
（3）政治意识表达。还有研究者对青年通过微博书写、“围观”、翻墙等文化行为进行直接的政治意愿表达做了分析。有人认为，这类文化实践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积极的，部分弥补了线下政治表达的“贫困”状态，并推动了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当然，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霸权”、“疏离”、“逃离”、“冷漠”是当下青少年更为常见的文化实践，例如对青少年微信朋友圈文化的研究发现，“微信”作为一种注重私人化体验的自媒体产品，与微博、电视、报刊上充满了意见领袖和大V们的宣称不同，青少年通过“晒”照片、“晒”签到、“晒”心情等个人化表达实现对私人社交圈的主宰，并借此远离权力的支配和规训，将“不跟”主流社会“你玩”正当化。
当然，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类似街头政治的“无组织、无结构”或“有组织、无结构”的青少年亚文化到底有多少的政治成分？年轻人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有多少的观念自觉和抵抗可能？青少年的抵抗文化更像是一种媒体式的虚假抵抗，更多的是顺从和依附：
（1）资本收编。王璐对淘宝网站2009年至2013年“双十一”当天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了电商的“网购狂欢节”取代年轻人自创的“光棍节”的全过程，分析了商业如何通过对亚文化风格的利用和对符号意义的转化来“收编”青少年亚文化的。商业力量介入之后，以消费者为导向、以市场为准则、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消解了青少年亚文化中叛逆、抵抗、游离的部分，削弱了它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最终使其变成商品或“标签”进而丧失了“本真”。其实，青少年本身的劳动力、消费力和发展力，就是各种力量最重视的竞争资源、牟利对象和获利手段。例如，孟蕾通过考察品牌资本主义的时尚启蒙策略、被消费的奢侈品类型、不同阶层的消费实践等，分析了中国广大青年为什么在经济收入水平与奢侈品高昂的价格明显不匹配的情况下，仍热衷于奢侈品消费的原因。另外，从关于以“青春”为主要元素的电影作品解读中会发现：“年轻的”形象、“青春的”体验、“成长的”记忆等如今也被纳入了商品生产、资本循环中。
（2）家庭依附。从对年轻人购房“啃老”，婚育上被动或者主动地接受父母的介入和代办、如“白发相亲”“隔代抚育”等的研究来看，青年看似追求“自决”的意愿与动力特别强劲，但实际上他们即使在参加工作后也难以真正的“自立”。这首先与现实压力有关，消费主义文化愈演愈烈，车、房某种程度上成了刚性需求；而国家及各级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对于年龄阶梯维度往往是选择性失效的，年轻人非但不会因为与其年龄阶段相关的无业、低收入、无婚姻家庭等特殊情况而获得社会照顾，反而还可能受到排斥；以致当下年轻人建立和维系日常生活时，实际上只能依靠父母家庭的支持。这使得年轻人很难摆脱“孩子”角色的统合、督察和评价：不少年轻人为了获得认同与赞扬以及可能获得的社会报酬、社会位置，去顺应支配者和评价者的意志，否定、放弃原本的愿望冲动，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实现向上的代际流动。当然，也有学者试图跨越抵抗／顺从的二元框架，从“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出发，通过观察社会急速变迁背景下家庭内部乃至宏观层面文化传承的内容、方向和形式的变化，来分析代际间权力格局的多元性。
（3）阶层再生产。国内青少年研究者通过与布迪厄的《区隔》、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等文化社会学的力作对话、进而描述出的阶层再生产图景，为我们在文化与阶层范畴下理解青少年文化的顺从性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资源。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等的底层再生产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周潇通过在北京对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家庭和农民工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熊易寒在上海对农民工子女的田野调查，汪建华等在珠三角地区对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形成的城市帮派的质性研究，指向都是这个主题。
国内学者在分析青少年文化时援用得最多的理论框架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也有不少人会取“文化的世代”研究模式，把抵抗目标指向泛化的父辈文化。当然，商业文化、主流社会、阶层结构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关系在当下是复杂而多元的，似乎也不是“收编”或“反收编”，或者胜负不明的“博弈”关系能解释得清的，因而，有一些研究者从彼得森、迪马乔等人的“文化生产／自生产”视角出发，转而关注青少年文化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谁参与其中？产生了什么影响？总的说来，如文献回顾中展示出来的那样，在文化社会学的文化与权力、文化与阶级阶层、文化生产与消费等多个研究议题下进行的青年研究，引导着青年研究客观地去描述和解释年轻人的状况和问题，打破有关“青年”是不是“失败的一代”等宏大叙事和主观臆测，获得有关青年的相对精确的经验、知识，并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将青年研究者的角色和宣传教育者、新闻记者、文学作品编造者区分开来，使青年研究在专业化的时代专业地存在。
四、小 结
“中国青年”的存在形态有着从“政治的青年”向“文化的青年”的重要转变，青年研究自身有着文化关注的强烈需求。文化社会学的长足进步则为“文化”参与当下的青年研究提供了可能。青年文化研究的推进，不仅可以充实文化研究，更可能成为解决青年研究一直以来存在的关于“谁是青年”、“青年是谁”、“如何贴近青年”的争论。与其去争论到底什么年龄区间里的算“青少年”，不如跳出窠臼，从“文化”出发去关照和处理“青年”的“为何”及“何为”的问题。
再次强调的是，文化社会学中的青年研究，绝不是撇开权力关系、资源需求等的抽象空谈，而是紧扣文化与生产、文化与权力、文化与分层等的研究展开。“中国青年”的诞生历史和发展历史更是要求我们，在研究青年的时候，市场、社会理应纳入进来，而国家、政党和青年的关系更是我们不应该绕开的。但是，目前国内的青年文化研究中，还很少有将“少先队”“共青团”对象化的作品，没把这些组织和青年的关系当作研究客体去做理论分析，甚至很少做经验调查的。这需要改变和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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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蕾，女，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年研究中心副教授，《青年学报》责任编辑，主要研究青少年发展和城市社会治理。
[2] 按照《团章》的规定，“14～28岁”是共青团员适龄人口范围，这也是国务院法制办规定的适合过“青年节”的人群范围，但青年联合会将青年界定为“18～40岁”的人。而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里面，国家统计局则将“15～3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视为青年人口；港澳台地区将“10～24岁”的人视为青年人口，把24岁以上的人称之为“后期青少年”。国际组织关于什么年龄段属于青少年更没有统一答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8年时将“14～24岁”界定为青年人口；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时称“14～44岁”的都是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时提出青年是“14～34岁”的人；联合国于2016年在官微上宣称只有“15～24岁”的人可以被认定为青年。不同社会在划定“青年”年龄边界时的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这一群体的建构本质。
[3] 以下摘自邓蕾．“重返”文化：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进路探寻［J］．中国青年研究，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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