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慧英 高薇薇 梁 欢 孙 潇 杨 辰
作者乐慧英，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上海）；高薇薇，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上海）；梁欢，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上海）；孙潇，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上海）；杨辰，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上海），本文通讯作者
一、缘起
（一）调查目的
以文化项目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社区新传统创建，或通过激活民俗文化来开发地域旅游资源等，正成为各地城乡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在此背景下，传统与创新、政府经济目标与市民生活逻辑等的关系将如何展开？ 在各种各样的“文化节”背后，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以及文化的内涵（价值规范），又是如何被体现、被展示的？ 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田野调查活动有所了解的。
具体而言，我们希望通过三林镇圣堂庙会的历史演变，特别是2006年以来以“民俗文化节”形式出现的庙会，发现该文化节在活动内容、组织方式和空间布局等方面的特点，从而揭示出在古镇文化旅游热的背景下，传统庙会在形式和内涵两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最后通过访谈实录，展示出庙会官方组织者和民间参与者对转型后圣堂庙会的看法与评价。
（二）田野——上海三林镇圣堂庙会
庙会举办地位于三林镇南部、三林塘港北岸的三林塘老街。此地交通便利，距前滩、徐汇滨江、闵行浦江距离均在5公里范围内。且有三条地铁线路经过，其中三林站和凌兆新村站距三林塘老街仅1公里。三林塘老街周边为三林大型居住区，居民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迁来的本地农民和市区动迁户。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地区的社区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齐全，尚有部分工业用地亟待转型（见图1）。
图1 崇福道院与三林塘老街区位图
（来源：作者自绘）
（三）历史沿革
上海浦东地区有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齐全，宗教场所分布广、数量多，历史上有“三里一小庙，六里一大庙”之说。1949年以后，外国教士离沪停止了活动。各大宗教的教职人员或转业还俗或回乡务农，宗教场所和机构逐渐减少。特别是“文革”期间，上海的宗教人员和场所都出现大幅下降。三林作为浦东宗教活动集中的地区，也受到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浦东的宗教房产政策才得以落实，宗教活动逐步恢复，三林地区开放了包括崇福道院（道教）在内的6个宗教场所[2]。
崇福道院，俗称圣堂，相传原是三国陆逊为其母所建家祠，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始祀真武大帝成为道观，是上海地区现存最早的道观之一。宋宣和元年（1119年），赐额“崇福道院”。庙会是道院的传统特色，根据文人陈师咸的诗歌可知，三林圣堂庙会的形成时间不会晚于清末。一年一度的庙会在农历的三月十五举行，为期三天，本地百姓叫“三月半场”，场面颇为壮观：北到杨思老街，南至三林老街，南北有三里路，商贾云集，道院内钟声齐鸣，香烟缭绕，是“三林十景”之一。
1949年道院一度停止宗教活动，庙会也随之终止。1954年重新开办，命名为“三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庙会的商贸性质逐渐增强；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庙会再次停办，直到1986年再次开放。1992年，庙会恢复原名“三月半圣堂庙会”，2008年更名为“三林民俗文化节暨三月半圣堂庙会”，2012年更名为“上海民俗文化节暨三月半圣堂庙会”（见图2）。
图2 圣堂庙会的演变过程
（来源：作者自绘）
（四）调查时间与对象
2017年3—4月，对圣堂庙会进行了三次调研。其中：
3月29日（预调研）——与三林镇宣传部、三林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座谈，了解庙会的历史沿革和准备工作；三林本地非遗图书馆查阅资料，与老街居民交流。
4月10—12日（三天庙会）——针对参加庙会的游客、商家、居民发放问卷100份，并个别访谈。
4月30日（补充调研）——2008年庙会策划者深度访谈，并对本地居民进行补充访谈。
二、传统庙会的转型
虽然保留了传统名称，但三林圣堂庙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1954年庙会以“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形式出现，商贸属性增强，宗教色彩减弱。第二次是2008年以后，政府将圣堂庙会纳入到三林镇，甚至全上海市的文化建设计划中，利用“民俗文化节”，联合上海十大古镇，将庙会改造成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和旅游项目，庙会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哪些特点？ 庙会转型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居民评价如何？ 这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国家—社会”关系？ 本文将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一）庙会内容的转变——从宗教到文化展示
崇福道院，俗称圣堂。相传1700年前，是东吴大将陆逊为其母修建的家庙。北宋年间，宋徽宗大力提倡道教，于宣和元年（1119年）赐额为“崇福道院”。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林庄遭到倭寇焚劫，唯独崇福道院周遭数里未遭受滋扰，乡民们认为这是因为崇福道院有神保佑，便纷纷集资，重修道院。直到清代，崇福道院一直被乡民供奉为“圣堂”，香火鼎盛。
每年的三月十五，崇福道院都要举行为期三天的庙会。人们来庙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烧香、朝拜、祈福等宗教活动，在百姓间，素有“三月半，上圣堂”“烧烧圣堂香，投个好爷娘”之谚。四面八方的香客借进香的机会，也会参与一些购物、看戏等休闲活动。“庙会以道院为中心，北到杨思老街，南至三林老街，在长约三里的道路两侧，从竹木藤器到香烛、药材，再到看相算命、捏面人，货摊鳞次栉比，游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方舒，2009）1954年—1957年，政府将圣堂庙会改造为“三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旨在为三林镇区与周边农村地区之间提供一个物资交易的场所。1958年后，宗教活动基本停止，庙会也随之中断。僧尼、道士、牧师大多还俗，寺庙、宫观、教堂或拆除或移作他用，神像被捣毁或被丢弃。20世纪80年代后期，浦东地区开始落实宗教政策。90年代以来，崇福道院等六家宗教场所陆续修复开放，其中崇福道院、三一堂、法华学问寺被纳入政府管理，其他寺庙仍属于民间性质，还有些古寺庙至今尚未恢复。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来，三林镇为打造本土文化品牌，积极推进“三月半”圣堂庙会的申遗工作。2007年，圣堂庙会被列为浦东新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三林镇顺势而为，恢复了中断50年的圣堂庙会，当年就吸引了22万游客。2009年，圣堂庙会从镇一级庙会提升为“浦东三林民俗文化节——暨‘三月半’圣堂庙会”，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参与人数激增至55万（黄江平，2013）。随着三林老街改造的基本完成， 2011年的庙会从崇福道院移至三林老街举行。2012年庙会继续升级，成为首届“上海民俗文化节”，并以“走进古镇”为主题，开始了为期27天的民俗文化节活动。同年，圣堂庙会正式进入上海市“非遗”保护名录，成为政府办庙会的成功案例。
从早期的朝拜祈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暂的“城乡物资交易大会”，再到今天的民俗文化节，三林圣堂庙会完成了从宗教到商贸、再到文化旅游的转型。根据2017年现场记录，庙会大体可以分为展示、商业、表演、宗教四大类，共76项活动（见表1）。其中展示类占45项（59%），构成了文化节的主体内容；商业类23项（30%），次之；表演类6项（8%）；宗教类活动最少，仅2项（占3%）。从小类看，展示类活动中超过八成是非遗项目展（如剪纸、浦东绕龙灯等，很多是邀请其他古镇的非遗传承人来展示）；商业类活动主要是为游客提供的餐饮和地方食材（占八成）；表演类主要是大型水上活动（龙舟）和老街巡游表演；宗教类是两个固定的传统节目：祈福典礼和城隍出巡。有趣的是，各类活动在文化节开放时间（早8点到晚8点）上是动态安排的——非遗展示从早晨占据70%的展位到下午四点以后的10%展位，而表演类大多从下午开始，商业类也是在下午四点以后达到高峰（45%）。但无论展位比例如何变化，非遗展示是文化节的主角，宗教类活动始终是点缀，数量最少，持续时间也短，而且参与者也大多是文化节的游客，真正的香客少之又少。
表1 2017年上海民俗文化节（浦东三林）活动统计
（续表）
来源：作者整理
（二）组织方式的转变：从民间到政府
圣堂庙会在内容上从宗教祈福转向文化展示，在组织方式上则从民间转向政府。1958年宗教活动停止以后，崇福道院就被政府接管，但庙会直到2006年才出现在三林政府的文化遗产计划中。这背后是2003年以来全国各乡、镇政府对地方文化遗产关注的升温。这种关注来自三方面的动力：首先是示范项目的带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江南六镇[3]为代表的保护、申遗、旅游开发实践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收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中央政府的重视。其他古镇也逐渐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其次，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年后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把乡土建筑列为一个普查门类。此后国务院、住建部、文物局、旅游局、文化部、财政部等部委陆续推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0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2009）、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2）等多个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一时间，中央各部通过法规建立、资金扶持等手段，鼓励地方政府对乡镇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最后，乡村文化旅游的兴起是重要的时代背景。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和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乡村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目的地，特别是一些具有独特遗产资源和知名度较高的村镇，这也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公司对地方遗产的普遍关注。
作为浦东地区最重要，也是最早开放的宗教场所——崇福道院自然成为三林镇政府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首选。庙会也因为独特的吸引力和广泛的参与度，成为发展旅游、带动地方经济的有效途径。从2006年开始，镇政府从三个方面着手对圣堂庙会活动进行改造和提升。
（1）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官方认可的文化品牌。由于基础好、影响广，圣堂庙会经过1年的准备就入选了浦东新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5年后又入选上海市“非遗”保护名录（2012年）。进入遗产名录意味着既可以获得国家文化基金的资助，也可以提升旅游品牌的价值，遗产名录的级别越高（区级—市级—国家级—世界遗产），资助力度就越大，旅游品牌的吸引力也越大。
（2）联合十大古镇，推出系列产品，扩大影响。三林镇政府充分意识到只有一个庙会是无法形成气候的。在2013年第二届民俗文化节开幕式上，三林镇牵头十大古镇，邀请了各镇十艘花船畅游三林塘港，宣布成立“上海古镇文化联盟”。自此，三林的圣堂庙会成为了“上海市”的民俗文化节——每年三月半，除了三林镇的文化表演队伍之外，新场镇江南丝竹队、高桥镇龙形蛇身太极拳队、川沙新镇腰鼓队、松江泗泾镇民俗表演队、奉贤庄行镇舞龙队、杨浦四平路街道江南丝竹队、青浦白鹤镇民俗表演队、金山拓林镇滚灯队、闵行颛桥民俗表演队在三林汇聚一堂。2017年第六届文化节上，三林镇将开幕式放在三林，闭幕式放在新场镇，圣堂庙会成为上海古镇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
（3）加强管理，确保庙会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随着庙会活动的升级和参观人数的增加，安全组织成为三林镇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外滩踩踏事件之后，各镇政府对于大型群众活动的举办都相当谨慎。为此，三林镇政府从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消防安保三方面来加强管理。首先，传统庙会场地和巡游线路一般由民间安排。线路复杂、人流拥挤，难于管理。鉴于此，政府逐渐缩短了庙会的持续时间。从2012年的27天减少为2014年的10天、2016年的1星期，直到2017年的3天。其次，2012年之前，文化节中还有大量固定和流动小吃摊。这些小吃带来人气的同时，也对环境卫生、消防以及附近居民生活造成干扰。2016年开始，政府用大量的非遗文化展示来替换传统小吃，并严禁流动摊贩进入展示区。最后，政府对庙会场地和城隍出巡时间及路线也做了新规定，划定文化节期间的交通管制区，设置各大景点与地铁、公交车站之间的短途接驳车，利用周边住宅区及办公场所实施错时停车，设计共享单车游览路线，以及全程安排安保和消防人员，以确保庙会安全、顺利地进行（见图3）。
图3 民俗文化节期间三林地区的交通管制
（来源：作者自绘）
（三）空间布局的转变：“庙”“会”分离
庙会转型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空间布局的变化。首先，随着宗教属性的减弱，圣堂庙会出现了“庙”“会”分离的现象：紧靠崇福道院的灵岩南路（传统庙会的场所）不再作为民俗文化节的主要场地，而是迁到了2公里外的三林老街——古镇世俗生活的中心，后者作为承载非遗展览活动的场所，地位逐渐增强。
1954年庙会在空间上沿灵岩南路分布，从三林老街延伸至崇福道院；1987年起，庙会空间向北扩展延伸至杨思区域；2006年、2007年的庙会空间主要围绕崇福道院分布；2011年起，崇福道院及三林老街成为主要使用空间（见图4）。
图4 “庙”“会”空间分离的过程
（来源：作者自绘）
空间布局的“去宗教化”还体现在庙会活动的分散布置，比如开幕式放在三林中学操场举行；龙舟与各镇花船要放在三林塘港里；水上舞台、盆景等文化活动还要借助河对岸的居民区公共空间；著名的城隍巡游串联起文化节的多个重要景点；2017年甚至把闭幕式放在50里外的新场镇——通过分散场址的办法，镇政府调动镇区（甚至跨行政区）内一切资源和力量，对庙会进行内容上的扩充和改造。同时，通过将庙会扩大为全市性的文化活动，三林镇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话语权[牵头古镇文化联盟，2016年“筠溪”（三林旧称）小镇也入选上海“特色小镇”试点]。
三、访谈实录
（一）政府管理者
以下是政府部门管理者的访谈实录。
三林的民俗文化节能搞起来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三林虽然是镇，但早就是城市化地区。这里有上海第一批的动迁安置社区和上海中心城区的楔形绿地（4.2平方公里），市里对我们生态建设的要求很高，所以工业也不好搞。但三林的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是全国文化先进社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龙狮运动之乡。镇里制定的发展目标是“经济强镇、文化名镇、都市重镇”，特别是文化建设我们有基础。2006年圣堂庙会刚刚恢复，我们没经验，老百姓们就在崇福道院外面摆摊。从北边的杨思镇到我们三林镇，有6里路长。在小路两边摆满了各种农产品、衣服、耍猴的、牛皮糖，各式各样的，跟北方的庙会一模一样，没什么文化底蕴。直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才找到方向，逐渐把庙会纳入到全镇的文化建设中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交流和体验，打造三林，乃至上海的文化品牌。
具体来说，镇里对庙会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非遗项目的展示，避免民俗文化节过度商业化。你们也看到了，今年除了几个上海滩有名的，比如小笼包，下沙烧麦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其他美食不进来。六成展位都留给非遗，比如剪纸啦，粘糖人啦这类东西。吃的东西少了，人气肯定会受影响，但也没办法。二是加强管理。过去的庙会镇里不管的，各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来摆摊，小孩子有玩的，大人有吃的，老百姓也很开心，平常你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到。特别像烧烤之类的，比如台湾的蚵仔煎啊，很受欢迎。但这种东西多了以后呢，在老街就形成了环境污染，卫生也差，老百姓投诉很多。去年我们组织了120个摊位，但很多外面的流动摊贩自己进来，他们的食材质量很难保证，很多是把仓库积压货拿出来以便宜的价格卖掉，很难控制。再一个是文化节期间客流量大且集中，对消防和安全有很大压力。2006年恢复庙会的时候，主要就在圣堂庙周围的灵岩南路杨南路口一片，那地方不够大，当时我们就着手三林老街的改造，等到2012年庙会升级为上海市民俗文化节的时候，老街也改造好了，全部展示活动就都搬过来了。但人还是多，隐患很大。每年的开幕式人山人海，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文化节缩短为三天，开幕式在三林中学，闭幕式放在新场镇。我们领导也曾设想，既然是古镇文化联盟，有没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每个古镇办一天……消防方面，每个非遗展台我们都配置灭火器，在三林塘老街的入口处还增设了一个微型消防站。文化节期间，我们在庙会的几个主要位置也安排了安全员、民警和各种志愿者，以应对突发情况。“安全对于庙会活动太重要了，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不要再想办了，所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必须把安全放在百姓的娱乐之上”。三是通过民俗文化节来带动社区文化建设。三林镇下辖16个村、53个居委和1个工作组，划分为6大社区（世博家园社区、永泰社区、杨思社区、三林社区、杨东社区、懿德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文化项目，活动内容包括排舞、木兰、腰鼓、拉铃等，文化类的活动有读书会、唱歌、演讲、沪剧、江南丝竹、书画类等。全镇200多个文化团队散布在各个社区居委会，这些团队也是文化节各类活动的参与主体。
（二）参与居民代表
以下是对参与居民的访谈实录。
1.宗教生活
我们浦东本地人信道教的比较多。三林镇大概有二十五六个庙，道教的有14个，佛教的有12个。我们当地乡民主要信道，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城隍庙。虽然庙不大，但是它的级别很高，比上海市的城隍庙还高两级呢。因为三林有1000年的历史，高桥只有800年，三林镇位于浦东的西段，海岸线是从西往东推的，所以三林是整个浦东最早成路的地方，一有路我们就供奉了一个城隍老爷，就是李若水，所以这个城隍庙的级别比较高。
说起这个民俗文化，三林在整个上海滩是唯一的。整个浦东新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42个，三林镇就占了10个。南汇有个桃花节，浦东就是我们民俗文化节了。很多专家都说，你们三林塘这种民俗，整个上海是没有的，那我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从第一届文化节到现在我全程跟踪，也参与过策划方案的编写。
2.民俗文化节少了点“庙会”的味道
传统庙会是非常民间的东西。过去的老百姓，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超市，有网购……那个时候呢，农民每年利用清明的时候，就是三月十五，一方面是天气好，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再者田里面也不是最忙，办一个庙会，就像北方人说的集市。这个庙会就是靠在庙的周围，把家里面生产的农副产品，农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农具，搬到这个地方来卖，物物相换嘛，就形成了一个庙会。
开始几年的庙会还是挺好玩的，三林老街上有200多个摊位，有吃的有玩的，十大古镇，甚至其他省市的人都来三林，一天要十几万人。最近几年民俗文化节越搞越大，但庙会的味道反而越来越淡。我感觉现在变成了一个表演类的，有点像一个节日的感觉。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就是冲着一年中淘东西去的。如果全成了非遗展（剪纸、沾糖人），没人会去。你看现在每年九月在老街上的舞狮节，政府安排十来个非遗的摊，但看的人都没有的。摊贩也是自娱自乐，摆一两个小时，看看人没有，就撤了。所以这个庙会要有生命力，就必须有这种吃喝玩乐的内容，否则没有人气的。
3.管理过于严格
庙会的恢复当然要靠政府。从外滩踩踏事件之后，政府非常矛盾，一方面想办，为了文化的延续，庙会要办好，扩大影响，但出于安全考虑，又怕办出事情来，所以也不希望太多人来。现在政府对庙会活动管的蛮严的。比如这次的庙会，过去大家把任务布置下去就可以了，今年光协调会就开了30多个，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现在就怕出事情。办个民俗文化节，要打很多报告，申请很多证明，有些审批文件到庙会快结束的时候才办出来的。我觉得现在的庙会虽然到处宣传，但政府实际上不希望来的人太多。
现在我们在老街上，办个庙会，如临大敌一样，每天要上百个警察，上百个特保，上百个安保，还要几百个志愿者。2017年控制尤其严，不让闲杂人等进去。摊位入场券是由三林镇文明办发给每个街道，需要申请。我们以前的城隍老爷出巡，五六百人浩浩荡荡到三林塘绕一下，没一个警察，没一个安保的，不是蛮好的吗？ 现在就麻烦了，政府要设计线路，派很多安保跟着。过去城隍老爷出巡，我们都是很轻松的，队伍中有出行的、送行的，有看热闹的，就是老百姓放松的一个节日呀。现在的庙会排得像军营一样的，那还是庙会吗？ 虽然名称还在，但气氛太紧张，内容也变味了。
4.没有“庙”的庙会
2008年开始的时候是在圣堂庙旁边办的，庙里面的人也来参与庙会的，有祈福和一些宗教仪式，现在跟圣堂没什么关系了。其实，我们三林这个庙会完全是因为那个崇福道院，有了圣堂庙才有了圣堂庙会。庙会庙会，庙和会应该是密不可分的，这里面肯定有民间宗教的内容啊。现在跟庙好像没关系了，除了开幕式第一天，组织一些道士来这里巡一下街，后面就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了。而且出来巡游的城隍老爷其实和圣堂庙也不是一个，没有关系的。记得开始几届的民俗文化节还保留了“圣堂庙会”几个字，现在连这几个字也拿掉了。
5.对活动参与者的支持不足
文化节对文化传承人和参与者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我们就住三林的，每年都参加划船志愿者，今年的补贴也没有，一条船20人，只提供9份盒饭！
我是三林居民，一直参与庙会活动的组织工作，我只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才这样做的。没人给过我一分钱，每年搞一个活动我自己还要掏几万块钱，我只是一个工人，一个物业工人，你说我图什么呢？ 文化中心就是请专家去，也轮不到我的。镇里面开文化会议，也不会请我的啊。
（三）一些调查数据
活动：60%左右的游客认为此次庙会活动基本都围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其他的巡街、戏曲、舞龙舞狮之类活动较少，希望能让活动内容更加多元化。
宣传：游客中有接近80%表示自己是之前就知道或是朋友推荐前来，仅有不到20%表示是通过各种平台了解到的圣堂庙会。说明作为上海市民俗文化节，圣堂庙会的宣传力度还不够。
经费：80%的表演者反映政府拨付的经费过少，导致部分表演者无法拿到政府拨付的费用以及其他福利，这打击了表演者的积极性，也难以招募到更多的民间艺术表演者。
政策：庙会的举办需要政府批复的政策文书，而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重视程度不够，文件批复的延迟度非常高，这对于民间组织参与庙会活动的积极性造成了影响。
噪音：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中，30%左右的居民表示庙会是很热闹，但是噪声问题严重。
卫生：超过90%的居民同意现在的街道卫生情况优于前几年，主要归因于当地政府采取了取缔原本庙会中“小吃”的部分，减少过多厨房垃圾对当地环境的污染，将对美食有需求的游客导入老街中传统民间菜馆或者本帮菜馆中，或者利用老街当地的特色产品商店满足游客在“吃”方面的需求。
环境：75%以上的游客认为老街上停留空间太少，即使是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没有坐下休息的座椅；而15%的游客认为停留空间的必要性不大，累了可以到附近的菜馆或者茶馆坐一坐休息，老街不长，对停留休息的空间要求不高。
四、结语
庙会是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民族记忆，是地方居民自我娱乐、自我呈现、人际沟通、搭建民间经贸平台的一种重要形式”（韦明杏， 2016）。本调查通过梳理三林镇圣堂庙会的历史演变，特别是2006年以来庙会在活动内容、组织形式、空间布局三方面的变化，揭示出在城市文化建设热的背景下，传统庙会所经历的“去宗教化”“遗产化”和“组织行政化”三个特点。
“去宗教化”体现在庙会活动中有关宗教信仰的内容日益减少，除了祈福典礼和城隍出巡，新的庙会几乎和宗教信仰没有关系。而且，这两个彼此无关的宗教仪式（分属于崇福道院和西城隍庙）也在经历着一种“表演式”的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文化节游客的欣赏。此外，去宗教化还体现在“庙”“会”的空间分离——脱离了寺庙的“庙会”逐渐成为一种与信仰无关的民俗和节庆活动，尽管不少的本地居民仍然保留着道教信仰。
“遗产化”指在传统庙会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地方政府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圣堂庙会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这种认可为地方发展带来一定的行政资源（作为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镇，三林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古镇文化联盟的主导权）、文化资源（成为浦东乃至上海市重要的文化品牌），甚至是经济资源（市、区政府对非遗项目的财政补助以及由此打开的文化旅游市场）。
“组织行政化”在圣堂庙会的转型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从2006年庙会被政府接管以来，庙会的内容安排、组织形式、时间地点、宣传培训，以及消防安全等工作由三林镇政府下属的宣传部和三林文化中心全权负责。传统的民间庙会被纳入政府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成为“集全镇之力打造的文化名片”（政府管理者语），使之成为“三林文化名镇”最好的注脚。同时，这种行政化还在通过“古镇文化联盟”在跨行政区的更大范围显示出强大的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方舒，2009，《圣堂庙会：魅力浦东的古老名片》，《浦东开发》第5期。
[2]黄江平，2013，《社区文化空间的多元建构——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为例》，《上海文化》第12期。
[3]三林镇志编纂委员会编，2009，《三林镇志（1985—2003）》，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2004，《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韦明杏，2016，《城市化背景下的庙会文化变迁——以上海真如庙会为个案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大型居住社区问题的形成机制与规划对策研究》（14PJ1408900）资助。
[2] 其余5个为：西城隍庙（道教）、法华学问寺（佛教）、西昌庵（佛教）、三一堂（基督教）、杨思天主教堂。
[3] 江南六镇：江苏的周庄、同里、甪直和浙江的乌镇、西塘、南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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