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林耀华在解释金翼之家的兴衰时，引入当时流行的均衡论，认为“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或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但这种均衡状态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变化是继之而来的过程”[6]。滨州杜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出这一点:离心力(家族的迁徙、政局的动荡)与向心力(族谱的续修、家族的克制)之间的消长影响其兴衰。
朱亚非先生在研究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时谈到，与南方大家族相比较，山东仕宦家族数代相聚而居的较少，家族规模一旦达到了一定程度，其成员就分开居住和分支发展[7]。杜氏家族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人口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家族秩序的紊乱，如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子孙繁衍多至四百余人，然吉凶丧祭之与其事者，不过五六十辈，皆诸长老之经涉世故者，余率不及谋面，询其名则或触祖讳，而叔侄兄弟辈之相抵冒者，更不可穷诘，是皆涣而不亲之故，谱之所以不可不修也”[8]。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盖距吾祖二修族谱之年已六十三载矣，世阅十六年，更四百生齿之数，日益繁多”，嘉庆八年(1803)时，“迄今已二十余载矣，生齿之数日益繁多，若无踵其事者，则孙触祖讳者有之，侄冒叔字者有之，甚而至于实系一本觌面漠然，询之而又不知者有之，吾尝是虑，有志复修而未逮也”[9]。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迁徙宗族关系疏远的亲属和整理家族内的上下之序是必要的。滨州杜家内部有“同七不同八”的俗语，在第七世时，杜氏家族所有人员在五服以内还是合族聚居的大家庭，然而到第八世时，由于人口超过200人，血缘关系开始变远，杜家发生了第一次分家行为，时间是明朝末年，大约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崇帧十三年(1640)，小部分留在城内，大部分迁往城外，呈放射状分布[10]。在此后的年代里，“分家”一直伴随着杜氏家族的发展，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左右，杜氏家族的长宗三支、第十一世孙杜伊仁、杜吉仁、杜宁仁三兄弟迁到位于滨州城南十二公里处的山柳杜村，清朝末年，三宗二支、第十七世孙杜宝恩迁到滨州城南十三公里处的北镇。根据1931年杜氏家族居住村庄一览表可知，滨州杜氏家族一共迁徙46次，而新调查的杜氏家族后裔居住村庄一览表也显示，从清朝中期到清末，杜氏家族一共迁徙22次[11]。
如果说分家透露出杜氏家族的“分散性”，那族谱的持续纂修则保持住杜氏家族的凝聚力。杜氏族谱始修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再修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修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三次续修族谱的作用，正如杜氏家族第十三世孙杜宏图在四修世谱的序中所言，“世系釐然，昭穆不紊，分支合派，燎若目前。至春秋伏腊上冢，伯叔兄弟幼子童孙，各勷祀事，叙贻谋则鸿猷咸仰，观礼貌则雁序承欢，雍雍济济，蔼然同堂”[12]。第十二世孙杜协在五修世谱序中提到，“余于每年四季上冢，见叔伯兄弟、幼子童孙雍雍济济，蔼若同堂。揆厥由来，皆因先世修谱有人，而后世昭穆，因以不紊。回思云舒重梓，盖乾隆之壬寅也”[13]。
族谱不仅对于一个家族的自我认同和凝聚力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传达了对全体家族成员的告诫和勉励，正如杜鸿勋在四修世谱后称，“传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以守宗祊，渐蕲乎，立德立功立言之大，永免夫骄盈矜夸之失。吾列祖精刊谱牒，昭市来兹，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4]!对杜氏家族来说，读书是他们的先辈从平民进入官宦的阶梯，而家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族人的自我约束更加重要，在重修族谱中，杜漺明确地表达出这两点认识，“勿以族大人众位可侍，而以凭藉骄溢位可虞。各修而身，各务其业，父以之教其子，兄以之勉其弟。读书兴行以安，吾素则科第之蝉联，用锡之不匮，皆吾之所自有，而不在族之众与寡也”[15]。第十三世孙杜也认为，“然则观斯谱者，详考传记所载以正身心，日用之趋，抚堂构之依然，则思缔造之艰，冀嗣续之炽昌，则思培植之厚，知受授之有，自则思承继之本。勿骄奢，勿怠淫，勿险僻以居心，勿刻薄以待物”[16]。
分家减轻了杜氏家族人口增多带来的压力，而族谱的持续纂修则使他们在血脉上有着认同感。这种既分散又凝聚的传统对于杜氏家族的发展与兴盛有着巨大的作用。家族自我约束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家族的发展，但这种局面也有被打破的时候，破坏性的力量来自内外两个方面，而且不在家族的控制范围之内:一是社会变革的影响。明清之际，杜氏家族为抗击清军，在滨州城破之时，死难近20人，其中六世孙杜律与州士大夫登城据守而死，杜赋被胁迫不从而为乱刀所害，他的六个儿子中有四个同时被害;九世孙杜若仆、杜若昧、十世孙杜旭也在滨州城破时先后而死。虽然从总体来看，杜氏家族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这次灾难无疑消耗了杜氏家族大量的精英人口，因此在第十二世时，杜氏家族的科举人数出现波动。二是政治形势的变动，杜氏家族在咸丰年间达到极盛，咸丰去世后，杜翰被任命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后来慈禧上台，顾命大臣中肃顺、载垣、端华等被诛杀，“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免其遣戍”[17]。杜翰的弟弟也因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力派将领的崛起而逐渐失去用武之地。不同政治力量的消长影响了杜氏家族成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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