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诗文的艺术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开篇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后面又提到“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刘勰所言不虚，对任何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群或者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于黄河三角洲杜氏家族诗文风格的研究亦是如此。明清鼎革之际，中国诗坛出现了异同寻常的文化现象，即山左诗歌群体的崛起。齐鲁为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历代独领风骚，堪称诗家渊薮。尤其是明清两代，作为诗国中的“齐鲁大邦”，继百家争鸣、建安七子之后，山左诗文化的繁盛成为齐鲁文化史上又一辉煌景观。此一时期，是山东文学，特别是山东诗歌发展较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山东可谓才俊辈出，群星灿烂。历城李攀龙和新城王士祯先后主盟诗坛，山东籍的著名诗人还有出生于莱阳望族的宋琬，另一位稍晚于王士祯的益都赵执信云:“本朝诗人，山左为盛。先清止公与莱阳宋观察荔裳(琬)同时，继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禄)及其弟司寇，而安丘曹礼部升六(贞吉)、诸城李翰林渔村(澄中)、曲阜颜吏部修来(光敏)、德州谢刑部方山(重辉)、田侍郎、冯舍人后先并起。然各有所就，了无扶同依傍，故诗家以为难。秀水朱翰林竹垞(彝尊)、南海陈处士元孝(恭尹)、蒲州吴征君天章(雯)及洪昉思，皆云然。”^[1]

王士祯对山左诗歌盛况也有详尽之叙述:“吾乡风雅，明季最盛。如益都王遵坦太平、长山刘孔和节之，尤非寻常所及。王，巡抚潆子;刘，相国鸿训子也，余为作合传。他如益都王若之湘客，诸城丁耀亢野鹤、邱石常海石，掖县赵士喆伯浚、士亮丹泽，莱阳姜埰如农、弟垓如须，宋玫文玉、弟琬玉叔，董樵樵谷，淄川高珩葱佩，益都孙廷铨道相、赵进美韫退，章丘张光启元明，新城徐夜东痴辈，皆自成家，余久欲辑其诗为一集传之，未果也。孙本朝拜相。高，吏部侍郎。赵与琬，俱按察使。丁、邱以教职迁知县。”^[2]赵执信与王士祯所列山左诗人的人名录，既是对清初山左诗史的概括，也是对山左诗歌繁盛状况的介绍。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黄河三角洲杜氏家族崛起，并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世家。杜漺、杜堮先后在山左诗坛占得一席之位，杜家的文学发展和时代息息相关，杜家诗人与山左诗人相互影响。丰厚而沉潜的齐鲁文化传统孕育了山左诗人的文化性格，影响所及，充溢在清初山左诗歌中的文化精神，表现为对社会群体的关怀和对个体生命的注重，具体而言，则是诗人积极入世和追求个性独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方面，积极入世的齐鲁传统文化精神使得山左诗人关怀国家民族的兴衰，怜悯民生疾苦，在创作中往往表现为对外在的社会现实持一种积极参与、主动干预的姿态，执著于时事的批判和志向的诉求，使个体消解、融汇于群体之中。另一方面，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山左诗人又表现出对尘世功利的淡漠和对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与心灵的解脱的追求。因此，杜氏家族诗文创作从体裁形式、内容、风格上的代代传承，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山左诗人的风格和思想，具有一定代表性。从诗文创作的艺术思想来看，杜氏家族成员的诗文主要有如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