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心灵与精神自由的冲淡旷达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从形成起就间有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双重性:理想的美好，现实的残酷。尤其是处于朝代鼎革之际，具有强烈政治思想和热情的知识分子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能以对政治的淡漠和寄情山水的方式来逃避现实，抒写他们对心灵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于是笔触由沉郁转而空灵旷达。

杜漺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城府全无笑我真，性耽山水亦前因。华阳百步曾驰射，老作黄庭万遍身。”^[14]这既是杜漺的述怀之作，也是对杜氏家族成员创作风格之一的概括。社会纷乱，无奈之际的山左诗人们和杜氏家族成员一样，只有寄情于山水之间。山左诗人写有大量的山水诗作，他们倾心于自然之美，将之视为个体生命的寄托或归宿。即使他们还是朝廷或地方官员，也喜欢从周围的草木花鸟、自然景象中获得审美的愉悦，于俯仰留恋间实现对平庸繁杂的世俗生活的诗意超越，尽兴任情地去作精神世界的自由遨游。

就如杜漺在《听松轩言怀》中说自己“性耽山水”，他不仅喜欢游览，尤为可贵的是能道别人所不能道。《湄湖吟集》中绝大多数诗歌抒写旅途见闻、山水风景，在《湄湖吟集》中，魏莺评道:“游览处能自领略现前景界，皆成佳诗。彼钝人说不出耳。”他情寄山水，触景生情，诉诸笔墨，著为诗歌，足迹所到之处，都在诗中艺术地再现了大自然和人文的美。杜漺的诗歌从内容、形式上颇似王孟，《湄湖吟集》中不少唱和之作都是借用王维、储光羲、孟浩然之韵。同时，杜漺以他诗歌创作体现了严羽诗论中的“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理论。这也正是王士祯神韵说的精髓之一。而王士祯继承严羽的关于以禅论诗、诗在妙悟的理论在杜漺身上也有所体现。

其他成员亦是如此。杜受元在他这一代诗人中是成就最高的，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美的表现上，他在自然美的背景上添上了人的活动，并且把人的活动作为画面的主体，赞美了劳动的美。杜受田的某些古体诗从题材和风格上明显受到了祖父杜彤光和父亲杜堮的影响，他的律诗情景交融，就情而言，和杜堮相比，没有那么多的忧愁，是一种更平和的情。杜受衡的作品，继承了杜家山水诗创作的一些优点，成功地写出一些质朴自然的田园诗，为杜家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田园风。杜受廉是杜家别具一格的诗人，他的诗大笔挥洒，意境开阔，气势雄浑，具有自由奔放的风格。

魏宪《湄湖吟序》所言:“(杜漺诗歌)体取幽异，词芟繁郁，其妙解在悟，其雄浑在气，其纯粹在养，其情致在真，其景象必肖，即起唐之攻本业者，而肆力其间，亦罔有失之者。”^[15]他的评价与其说是对杜漺诗文风格的概括，不如说是对杜氏家族成员诗文创作风格的综述。

其他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山左诗人，他们面对新的尤其是异族的统治者，一方面充满仇恨，一方面满含政治热情;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一残酷的现实将他们的政治理想打击得支离破碎，他们只能将目光和情感转向山水，去追求心灵与精神的自由和慰藉。他们的笔下不再是慷慨激昂，不再是幽怨，而是清新旷达。

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曹贞吉，后期的山水自然诗，笔力纵横，想象奇幻，气势充沛。例如他写蒙山云雾，朦胧无边，是“万山一气无端倪”的《蒙山出云歌》，在诗中，万山浑然无休无止。云雾变幻，时而化为空中疾驰的苍狗，时而化为虹霓闪烁的蜃楼。诗人紧紧抓住云雾奇幻的特点，运用丰富的联想，把几个不同的景象汇集到云雾奇丽幻化的特点上，全诗如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又如曹贞吉以黄山为抒情客体的《黄山纪游诗》，宋荦认为是“奇人”与“奇景”融合的“不朽诗篇”。还有他的《望天都峰》《初望见天都云门诸峰》、《度一线天》等大量诗歌，受到执掌文坛多年的王士祯的高度评价。

王士祯的“神韵说”提出自己对风格的要求:清远、冲淡，揭示神韵的兴象飘逸之美。王士祯《鬲津草堂诗序》说:“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16]，可见他对诗的风格奉“冲淡”“清奇”“自然”为圭臬。王士祯“神韵说”也是明末清初以来文坛、诗坛对于宗唐还是宗宋之争的总结，也是诗歌发展在美学领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