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地审时度势是与时俱进的关键

除了修身养性，提高个人修养之外，杜氏家族成员之所以能够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不被历史淘汰还与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识别环境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审时度势是他们能够在仕途中保持长青的关键。

首先，做到“知己”。《杜氏述训》开篇明言“自见之谓明”，要求人有自知之明;后又说“材质有高下，赋禀有强弱”，根据自身的条件不同各尽其才，所以杜氏家族中并不是人人读书求官，兄弟之中有的为官、有的务农，“学而优则仕，不优则不仕，优亦不必仕”。不同于儒家思想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优而仕”，杜氏家族在家庭教育中强调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杜氏述训》其中有许多内容是与当时大环境不协调的，但今天读来，却发现它有着高瞻远瞩的目光，不少内容与当前的素质教育有不谋而合之处，这种思想造就了杜氏家族成员轻名淡利的随缘心态，正确处理“经世”“出世”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也恰恰是清醒面对时代风云变幻的思想基础。

其次，做到“知彼”。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作为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仅仅能够客观认识本身是远不能在仕途一帆风顺的，还要对时代环境有清醒的把握，然后审时度势，方能顺应时代潮流，立于不败之地。

滨州杜氏家族崛起于明末清初，明末的宦官当道、朝廷混乱，清兵入关惨绝人寰的杀戮以及清早期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斥，都是知识分子迈入仕途的障碍，而恰恰就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杜氏家族成员成功进入朝廷，并且混得风生水起，保证家族五六百年的长盛不衰，与他们对时代这一“彼”有清醒认识不可分割。如明万历朝时，宦官魏忠贤当道，许多官员为保住个人名利不惜丧失原则，而杜诗敢于处理疑难事务，整理庄浪，严饬驿传，怒斥楚王府，不为讨好权势而改变处世原则。尤其是建立宦官魏忠贤生祠这件事情上，杜诗坚持立场罢官归家;崇祯皇帝登位后，由于不夸功不自矜，杜诗受到性格多疑的崇祯皇帝的欣赏，被重新起用，最终能够在两朝颇有建树、全身而退。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杜家积极抗击清军，滨州城破之时，杜家死难近二十口人，表现得英勇悲壮、一门英烈。同样道理，就在清朝开科的第二年，与清朝有着国仇家恨的杜家人参加科举，入朝为官。杜漺是杜家进入清朝第一个为官的，是因为他清醒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洪流，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明末清初，前后延续四百余年，为明清交替之际。其间，政局动荡，战乱频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致使城乡凋敝，经济衰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廷入关之后，为了扭转“赋税不充”，财政拮据的颓局，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措施:鼓励垦荒，蠲免钱粮，调整赋税制度……致使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政治上，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争取汉族官宦士民的支持，有利于皇权独揽，朝廷组建了赞理机务，表率百僚的最高行政机构:初为“南书房”，后为“内阁”。选招满汉文人(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之下设六部，各部尚书、左右侍郎俱为满汉各半组成。以下各级官吏也吸收有才学的汉人充任。为了笼络士人，清政府除了继续对知识分子实行严酷的思想控制，大行文字狱之外，其主要手段仍是提倡程朱理学，尊孔读经，开科取士。这便为杜漺提供了通过科举渠道进入仕途的有利机遇。加之明亡之后，不少朱明遗少，受到民族、信仰、家庭背景、传统礼教等不同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或不屑，或不愿，或不敢出仕清廷为官，不参与清初实行的科举，更提高了杜漺科举及第的概率。于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便成了杜漺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有利因素，为杜氏家族后人在新的朝代累世为官搭建了一个难得的平台。